一、用笔
《书谱》的用笔特点是全面继承了“二王”的用笔方法。在笔法上，起笔、收笔、 转换等纯为“二王”一系， 且方圆并用，处理精妙、 准确， 用米南宫的话讲， “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似从右军大令换骨来”。
《宣和书谱》中也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模，往往真赝不能辨。”这充分说明他对“二王”的追摹。不仅 如此， 他的用笔速度、点画的外形等也全系“二王”， 不过是在我们欣赏 《书谱》时，觉得其用笔的速度要稍快于“二王”。我们不能见到“二王”的真迹，但是孙氏肯定是有机会见到墨迹的，羲献所处年代到唐才三百多年，“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孙过庭曾经在吴郡生活过，因此，孙氏在对“二王”的笔法与作品气息的领悟及表现上是令人信服的。
孙氏用笔以“爽利”见长，笔法精熟，不迟疑。信笔而书，如有滞碍，必成 “墨猪”，笔画也难见精准表达，如焦竑云：“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书林藻鉴》）“爽利”的前提是对笔法的了悟和娴熟运用。这 一方面说明孙过庭对王字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又说明“二王”法度在他笔下的 精准性把握以及他书写时的自信程度。古人云：“落笔喜急速，议者病之，要是其自得趣也。”（《宣和书谱》）这就要求我们在临习时，充分注意笔画的开头，确有“隽拔刚断”之意，这恐怕是学习《书谱》的最为重要的地方。
二、取势
由于孙氏书写的速度关系，在书写时肯定有一个“取势”的动作，也即王羲 之所谓的“凝神定思”后的一刹那的“入笔”过程。势的作用是历来就被书家们 强调的，“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蔡邕《九势》），这种“取势”的动作 对临写《书谱》极其重要。
“取势”的结果是：
一是可以增加笔画的弹性。好多 书写者书写的单个汉字及其笔画是没有弹性的，成了机械的摆布， 就单个字而言， 不是在一种势态下的有机组合，而是 “装配”“摆布”，尽管结构很好，但是，缺少焕发生机的“神”。
二是由于“取势”，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对应、组合、穿插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局部、单元是在一个充满张力的前提下相辅相成的，没有 “张力”的组合是涣散的，是没有神采的！实际这种“张力”与“弹性”有着相 似的地方。这种落笔“取势”的感觉，在《书谱》中是随处可见的。
单个字之间是靠每一个单元的 “弹性”点画及其点画之间的具有张力的 “弹性”组合来实现的。由于作者落笔较快，在调整笔尖后，其运行稍缓，而到 收笔处又是以“取势”或 “蓄势”的动作，并引向或跳跃到下一个笔画的，这 期间有抑扬顿挫的缓急动作，造成这个结果的就有情绪的投入。也就是说，较快的“落笔”，是一种情绪化的切入，由此连带出的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关系也是在 “弹性”的用笔下的相互配合与照应，也即上一笔画的收笔与下一笔画的起笔不 是机械的摆布，而是跳跃式的、充满弹性的连接。
我们在欣赏《书谱》时，就会感觉到每个字的结构是“因势结字”， 笔画与笔画之间是有一股无形的张力在控制着。如果书写时不注意这一点，字形就会“坍塌”无力，或圆转一团，或 方折明显、强拉硬拽而呼应不当。在《书谱》中，字与字之间尽管形不贯，但是，气脉相连，主要也是通过上一个字的收笔与下一个字的起笔以充满“弹性”的“空间引接”来呼应的。有的是“气贯”，有的是“实连”，而不是状如算子的“排字”。《书谱》中的每个字是处在一种“动感”之中的。总之，孙过庭在书写用笔时的总体感觉是落笔 “取势”，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起承转换“取势”，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对接“取势”。由于“取势”造成一种“惯性”动作，在这动作中所体现出的一种“运笔”是独特的，其运笔的过程是微妙的“运指”和明显的“运腕”相结合的一整套连贯动作组成的。
三、结构
结构是指笔画在字中的布置和处理，草书的笔画互相勾连牵引，其结构的变化相当丰富随意。古代有关结构的理论，如隋代智果的《心成颂》、唐代欧阳询的《三十六法》等，都不能简单的套用到草书之中。草书的结构有定理，但无定法。当然，任何变化首先要建立在正确的草法基础上，因此，初学草书必须先过 字法关，熟悉草字字法的一些规律，不能写错字。《书谱》的结构变化非常丰富，必须按照“有定理无定法”的原则对其结构进行分析，草书结构的基本规律是“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这正是孙过庭自己的结构理论观点。因为草书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随意性，尤其是大草，可谓变幻莫测。所以，对草书的结构分析也只能是勉强归类。学书者可依此为鉴，逐步深入，直至掌握草书结构的一般规律。
下面就《书谱》的字法结构进行简单梳理：
1、平正均匀型 这是各种书体最常见的一种结字方法，尤其是楷书用这种方法最多，而草书则相反。但是，草书虽然讲究变化，但一切奇姿异态都离不开平正匀称字形的映衬，奇与正必须共存一体，才能相得益彰。当然，奇不能怪，正也不能板，要把握好一个度。以下范字，都属于平正均匀型，结字上并不刻意追求大变，显得妥帖平和，而一些细微的变化又使字形避免了板滞之感。如“琴、龟、置、鸾、老、翰、妙、谓”等字。
2、疏朗潇散型 《书谱》极善处理字型的疏密关系，多用简易相互断开的笔画合理的分割字内空间，尽可能留出空白，从而形成了疏朗恬淡潇散简远的艺术效果。如“器、其、庄、既、伦、举、取”等字。
3、夸张对比型 《书谱》中很多字往往通过用笔的粗细变化，偏旁部首的夸张书写来强化草书结字的不同趣味，造成强烈的对比效果。如“矜、竞、于、犹、锺等字。
4、错位生奇型草书结构忌平板，可以通过错位移位或欹侧取势的方法求变化，《书谱》中很多字形的处理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意义。如“声、魏、矩、对、务、逸、勉、背、 精、殊等字。由于草书的随意性较大，对草书字体结构的变化需要反复体会、琢磨，既要体现法度，按规范草书的草法书写，又要体现性情，在法度之内求变化，用苏轼的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四、章法
在组合章法时，需要对《书谱》的整体进行全面的观察。情感的流动是作品的第一要素，这在篇幅中可以看到。情趣的创造与表达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是在 篇幅中用偶尔轻盈的笔画组合及两个字体的连贯来达到一种“提神”的作用，使 人们的眼前不时地出现“亮点”。
其二、是通过一片厚重的、笔画较粗的点画来与上述的轻灵的巧妙组合形成较强的反差和对比， 或者说把“轻灵”与“粗犷”进行巧妙组合，而同时也起到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轻的是“虚”，厚重的为 “实”。
其三，由于孙氏的用笔过于精良，所以，有时他应用一些老到而沉着的 “破锋”起到调剂的作用。这可能是书写时情绪的作用，或者是故意安排，今天已不得而知，但已经起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故刘熙载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艺概》）也就是说在书写书谱时，不 要一味的“甜美”。
其四，从大的方面来讲，在营造大的章法时，可以看到《书谱》篇幅的安排是一片一片的轻重组合，一片是轻灵的点画组合，而其间一定交 错着一片厚重的、 点画刚猛而狼藉的块面，可以说“明线”与“暗线”交相辉映， 相得益彰。这些是我们在临写时最易忽视的，也是我们在组织章法时总觉得 “平”的原委。
对于孙过庭的书法，张怀瓘对他有极高的评价，《宣和书谱》也说他：好古博雅，公文辞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可见孙过庭既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又得二王之法，再加之有超凡的天分，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体系。
《书谱》中提到的“众点齐列,为体互乖,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这些原则,在品味书谱艺术时就看得更清楚了。草书要求气韵,而“气韵”的表现,一种较容易的手段就是墨色的运用。
孙过庭《书谱》既得二王笔法的真谛，又有所发扬、创新，是每一位学书者必须学习的经典。
释文：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馀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研。”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谢安索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于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昧钟张之馀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