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唐太宗李世民脚踏鲜血登上帝王之位，而其“弑兄逼父”的手段也常为世人所诟病。公元626年，长安城皇宫的北宫门，即玄武门附近，发生了一场流血政变，许多人将此视为历史上稀松平常的夺嫡之争，但个人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场“玄武门之变”，实质上是初唐时期两个内部利益竞争集团的一次火拼，其一为李世民为首的军功新贵集团，另一则为李建成为首的京城权贵集团。
这里玄武门之变的具体过程便不再多说，今天我们只探究这件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其实在攻入长安之前，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三人还是齐心协力，共同御敌的，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晋阳攻往长安的路上，李建成和李世民曾同时劝谏父亲，放弃回救太原的想法，先攻下霍邑，而事实也证明兄弟二人的军事策略是完全正确的。除此之外，著名的西河战役也是由李建成、李世明共同指挥的，由此看来李建成的军事指挥能力并不逊色于自己的弟弟。
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世事难料，待到李氏父兄攻入长安后，内部利益集团便开始分化了。武德元年李建成被李渊封为太子镇守京城，自然而然的，他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利集团和领导班子。而李世民，则继续带兵出征，在打败浅水原和刘武周后，李世民的威望、功绩也迅速扩大，众多文武大臣慕名而来，至此，以李世民为首的另一势利集团也建立起来。
我们简单地把这两个势利集团进行对比，以李建成为首的势利集团主要负责安抚、管理城内的旧贵族，以及帮助李唐夺取天下的士族，待关中安定之后，他们便建立健全新朝制度，巩固李唐统治，为前方战场提供后勤支援。而李世民集团成员大多为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扩大李唐在全国的势力范围，继续带兵征战。这两股势力集团的成员当然不是泛泛之辈，秦王殿下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李建成东宫也有魏征、王珪、薛万彻等。
此二人的明争暗斗臣下皆知却是心照不宣，远未达撕破脸皮的地步。但等到洛阳、虎牢之战后，两大集团势力的矛盾开始激化。李世民在上述两战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军阀后，获得了中原地区最为富庶的土地，而就在战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上，两股势力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世民势利集团在攻占洛阳后，迅速将土地、财富分配给手下的诸位将领。而在长安的李建成对此事非常不满，因为李世民率领十万大军攻击洛阳时，自己在后方也承担了非常大的后勤压力，自古“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十万大军久攻不下甚至一度让李渊产生放弃的想法，但为了大局还是坚持让太子李建成苦苦支撑，可等到战争结束，胜利果实几乎全让李世民夺走，这不由得让京城权贵大失所望，以致怨声载道、叫苦连天。前线集团自有说法，自己出生入死，为什么要将战利品分给京城养尊处优的世族权贵？至此两股势力集团矛盾迅速激化，双方开始做最后的准备。
身在长安的李建成有自己的优势：第一，身为太子，是大唐的合法继承人，所谓名正言顺；第二，京城权贵集团几乎占据所有朝中官职；第三，李建成得到父亲李渊的支持。而李世民同样有自己的底牌：大唐初期局势仍不稳定，朝廷需要秦王及其手下的将领、军队；自己同样是李渊的儿子，并不是异姓诸侯王；第三，李世民为首的势利集团既有治世文臣也不乏骁勇善战的武将，他们抱团取暖，深知这是破釜沉舟的困兽之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较为团结。
在这种大形势下，李建成一方打算稳中求胜，亦步亦趋遏制李世民势力，防范李世民采取行动；而李世民一方则想尽快行动，出其不意……公元626年，双方终于撕破脸皮，在玄武门摊牌。结果自是众所周知，李世民终究是凭借久经沙场的判断力、执行力，以及军队的团结度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太子殿下。但逼着认为，李世民取胜是偶然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当时所有的客观条件几乎都对李世民集团不利，李世民及其幕僚是使用了一系列计谋，出奇兵，另外加上李建成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失误，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自古成王败寇，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