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文艺的爱情（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

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

重读《爱，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人的战争》《我爱比尔》

张莉/文

三个文本讲述的都是对爱情的追忆——小说发表的时间和小说中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出现错位：《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跨越了建国后和“文革”岁月；《一个人的战争》中爱情的发生与结束定格于上世纪80年代；《我爱比尔》中阿三爱情的背景则是全球化风涌的90年代。某种程度上，每部小说既是关于一个文艺女性的爱情故事，又有其暧昧的语境和指代。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将发现一个卓有意味的事实：三个文艺女性的当代爱情史，也是新时期三十年颇有症候的文化史，三部小说“讲述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第5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产生爱情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女主人公钟雨以一位“隐忍的热恋者”形象出现。钟雨爱情的叙述由笔记本中的文字与女儿的回忆共同构成：“二十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到他。她只有把这些笔记本当是他的替身，在这上面和他倾心交谈。每时，每天，每月，每年。”（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花城出版社，1980年。以下《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引文均引自此版本）打动读者的是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思念。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她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她坐在台下，泪水会不由地充满她的眼眶。她和他之间的交往，最接近的是两个人的共同散步。彼此离得很远地在一条土路上走。“我们走得飞快，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我们非得赶快走完这段路不可。我们多么珍惜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散步’，可我们分明害怕，怕我们把持不住自己，会说出那可怕的、折磨了我们许多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女主人公对一个人的思念20年不变，它们因写在纸上而变成了永恒。

多米对“N”的热爱不亚于钟雨。“我常常整夜整夜地想念他，设想各种疯狂的方案，想象自己怎样在某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中突然来到他的面前”（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下《一个人的战争》的引文均引自此版本）。像钟雨对“他”赠送的书爱不释手，林多米对“N”用铅笔随意写的两张纸条特别着迷，一刻不停地想着要看、要抚摸、要用鼻子嗅、用嘴唇触碰它们。多米盼望他的到来。“在那个时期，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到阳台、过道、楼顶、平台、卫生间，看他窗口的灯光。只要亮着灯，我就知道他一定在，我就会不顾一切地要去找他，我在深夜里化浓妆，戴耳环，穿戴整齐去找他。……在这样的夜晚，我总是听到他的门里传出别人的声音，我只有走开。”与前面两位女主人公的“精神性思念”不同，《我爱比尔》里阿三的思念更具行动性。她的身体勤于学习，在床上变幻着花样去赢得比尔的注意。阿三的热爱并不逊于前面两位：“没有比尔，就没有阿三，阿三是为比尔存在并且快活的。”（王安忆：《我爱比尔》，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以下《我爱比尔》的引文均引自此版本）

成长于不同时代与背景，脾气、秉性也完全不同，但三个人共同具有的“飞蛾扑火”的姿势，使人对促成她们共性的原因有所体察：她们对文学或艺术深深热爱——她们中，有两个人从事文字写作工作，一个从事绘画工作。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她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她们用文字或画笔表达思念。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她和他借由写小说/读小说来传达感情。“他突然转身向我的母亲说：‘您最近写的那部小说我读过了。我要坦率地说，有一点您写得不准确。您不该在作品里非难那位女主人公……要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她并没有伤害另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会有感情的。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阿三和比尔对性的认识藉助于阿三画作展开——阿三的“绘画讲述”说服了比尔。《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多次承认，是阅读和写作影响了她对爱情的理解：“这个女人长期生活在书本里，远离正常的人类生活，她中书本的毒太深，她生活在不合时宜的艺术中，她的行为就像过时的书本一样可笑。”

仿佛是，女主人公都不以容貌美丽而著称，她们每一个人对自我外表的认识都清醒，同时，无论是叙述人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对女主人公的才华都认可并确信——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使她们拒斥世俗对女性的价值判断标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叙述人夸奖钟雨时认为她有趣味（而不是美丽）；《我爱比尔》中，阿三凭借自己流利的英语和独特的绘画才能表明自己与“她们”不一样。林多米坦诚自己不漂亮，但她认为自己有气质。“气质”的优越感和对自我才华的确信使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具有了“精神性”——女主角与“他”的交往，是艺术追求和爱情理想追求的合而为一。

文艺女性的身份是重要的，它带给爱情故事讲述时的隐性动力和合理理由。柄谷行人说，“阅读西洋‘文学’本身给人们带来了恋爱。”（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正如包法利夫人阅读爱情读物才会疯狂地追求“爱情”（苏珊·桑塔格：《唐吉诃德》，收入《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第1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子君阅读新文学才学会自由恋爱，在整个中国现代至当代的文学史上，经典爱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镌华（冯沅君《隔绝》），莎菲女士（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都有文艺女性的身份特征。“接受‘文学’影响的人们则形成了恋爱的现实之场。”（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这三部小说中女主人公之所以如此“执迷不悔”，与她们都受到某种爱情文化的熏陶有关：钟雨的爱情是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学的衍生物，是革命文化符码化的结果。多米的爱情观念来自她熟悉的爱情小说和电影。阿三的欲望是被西方绘画的审美标准所唤起，她被大量的进口的绘画理念所淹没。对于阿三来说：“好东西都在西方！”阿三对于美国人比尔的爱，从根本上来说，是对“西方”的爱。

由身体到精神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重要的建构了新时期爱情话语的小说。爱情在小说中不仅仅被表述为人生不可或缺的，有着神圣、伟大、神秘、能超越生死的力量，可以超越世俗的法律、道德等障碍和界限。《一个人的战争》中，讲述爱情的章节主要是“傻瓜爱情”。林白是站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之外去审视当年的爱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男人的不值得爱，意识到这样的情感方式是如何荒谬——当叙述人“嘲讽”性地叙述一个女人当年莫名的热情时，这是对爱情及男性神话的一次成功解构。《我爱比尔》是全知视角——读者既可以清晰地了解阿三对于爱情那隐匿的热情，也可以看到比尔和马丁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与阿三的那种沉迷和不能自拔互为呼应，从而使爱情故事变成了没道理的“心酸”。借此，王安忆以一位文艺女青年的堕落史戳穿了久附在爱情里的空壳和谎言。

爱情故事脱离不了身体与性。《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爱情的炽热和专一以肉体的“不在场”完成。肉体没有参与甚于参与。钟雨二十多年来始终把日记本和契诃夫文集（他送给她的礼物）带在身边，临终时要求女儿把契诃夫文集与笔记本一起火葬——与其说钟雨是从精神层面完成了对“他”的爱情的坚守，不如说她是以精神无限强大以至消弭肉体的方式完成了对爱情圣坛的献祭。爱情的神圣性也由此生发：“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爱情甚于婚姻形式的判断早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讨论和认可。陈独秀在与刘延陵关于自由恋爱的通信中说：“自由恋爱，与无论何种婚姻制度皆不可并立；即足下所谓伦理的婚姻，又何独不然。盖恋爱是一事，结婚又是一事；自由恋爱是一事；自由结婚又是一事；不可併为一谈也。结婚也未必恋爱，恋爱者未必结婚……”（《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号）《新青年》的爱情至上观念，动摇的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引导人们对旧有的婚姻与家庭秩序进行破坏与对抗，从而争取个人自由与精神上的解放。把《爱，是不能忘记的》置于现代文学以来的历史语境，会发现它接续的是五四爱情观。既然这种爱情模式其来有自，为什么张洁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中，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还会引起那么广泛的争议？因为它具有自己的写作前提。在这部小说发表的1979年之前（十七年或更久的时间段中），当代小说对个人私密情感的关注与讲述几是空白——这是这部对道义婚姻形式进行质疑的小说显得大胆而令人称奇的重要原因。这也正如卢卡契所说：“没有偶然性的因素，一切都是死板而抽象的。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塑造出活生生的事物，如果他完全避免了偶然性。另方面，他又在创作过程必须超脱粗野的赤裸的偶然性，必须把偶然性扬弃在必然性之中。”（卢卡契：《叙述与描写》，收入《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尽管林白是以一位女性写作和身体写作而著称的作家，但她书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却着力于精神层面。《一个人的战争》“爱情傻瓜”的章节中，多米从未讲述过自己与“N”的性爱感受，甚至连接吻都没有提到。她几乎全是在讲述自己对他的思念、对他的沉迷和执迷。无论是从肉体还是从语言多米都没有讲述过她与他的交流——一切都是一个女人的独语。小说书写爱情的悖论也即在此——她痛切地认识到爱情中“精神追求”的可笑，因为她最终发现男人热衷的是年轻女人的“形而下”（这一推断通过她对另一位青年女性身体的赞美完成）。她发现男人只希望她身体里的孩子赶快消失，而并不在意她的疼痛和孩子的宝贵。因此，叙述人认为当年的自己很愚蠢。对“精神爱情”追求的后悔，使整部小说通过对曾经爱情经历的嘲笑抵达对“理想追求”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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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莉，河北保定人。2000--2007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博士论文曾获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三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