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生辰纲在济州府境内的黄泥冈被劫。黄泥冈在哪里？读者大概也不难回答，因为第十六、十八回说得很清楚：在山东郓城县附近。
仔细读《水浒》，就会发现书中的毛病。杨志出发前曾向梁中书交代过：“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紫金山、伞盖山在哪里？书中没有交代。二龙山原是邓龙强占的山头，后为鲁智深、杨志所占，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乃李忠、周通占领的山头，也在青州境内。伞盖山在桃花山及黄泥冈之间，也应在山东境内。北京大名府即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很显然紫金山也应在大名府到二龙山的路途上，不在河北就应在山东境内。
北宋时，青州属京东东路，位于鲁中地区，州治也在今益都。而郓城附近的黄泥冈却在鲁西地区，两者直线距离三四百公里。杨志真是一介武夫，毫无地理知识，连东西南北、孰远孰近都分不清。杨志押送的生辰纲是从河北大名府出发，送往河南开封府的。开封在大名府的正南方，杨志押送生辰纲，只需从大名府出发向正南走，即使跨入河南境内，经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封丘，即达开封。何必由鲁西，绕道鲁中，再由鲁中绕回鲁西，经郓城黄泥冈去开封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很显然这又是《水浒》作者的一个失误。 第二是《水浒》第十六回在描写黄泥冈形势时，有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休道四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按《水浒》上说黄泥冈明明在梁山泊附近，怎么说“须知此是太行山”呢？有点令人费解。
实际上，作者写作《水浒》时，是以山东梁山泊为中心的，把发生的事都与梁山泊挂上钩，因此写作时只注意原故事情节惊险，人物形象鲜明，而忽视地理上的校正，所以才出现了“此是太行山”，舍近求远，绕道鲁中等等违反地理常识的错误。
真实的历史情况如何呢？据《大宋宣和遗事》中载：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后，将一对酒桶忘在黄泥冈现场。押送人员药酒醒后，根据酒桶上的字号，到所属的南洛县报案。南洛县即今河南南乐县，在大名府的东南，正是大名府到东京的必经之地。南乐以西一百多里正是太行山区。《大宋宣和遗事》载：晁盖等劫取生辰纲的事发后，官府缉拿，无处藏身，便到太行山梁山泺落草。从地理位置上讲，路线合理。可见智取生辰纲的原故事是发生在太行山区附近的，那个黄泥冈应该在南洛县附近。
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押送生辰纲的人是杨志，劫走生辰纲的人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及白胜等八人。生辰纲事发后，是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到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兄弟的。但读者都不知，这个故事的雏形竟不完全如此。
水浒故事虽说北宋末期已开始流传，但一直未有文字记载，只是处于口头传说阶段。而记载最早的要数元代初年无名氏写成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据该书记载的劫取生辰纲的故事是这样的：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师宝（即《水浒》中的梁世杰），将十万贯珠宝等物，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往京师为蔡京上寿。马安国一行行至五花营堤上田地里，巧遇八个大汉挑着酒来，因天热口渴，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谁知酒刚下肚便不省人事，珠宝皆被八人劫走。待酒醒后，现场只留下一对酒桶。后面追查得知此八人是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即阮小二），阮通（即阮小五）、阮小七及燕青。后来宋江私放晁盖。郓城县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追捕，未获。只得把晁盖之父押解到县城，押解途中又被晁盖等人劫回。董平无奈，只好回县受责。
《水浒》一书中，虽然保留了雏形的大概轮廓，但又做了大量的加工和润饰。更有趣的是，加工后的故事，原来押送生辰纲的马安国不翼而飞了，由杨志这个时乖运蹇的人当了替罪羊。劫取生辰纲的秦明、燕青变成了公孙胜、白胜。董平再也不当郓城县都头那个苦差事，而到东平府去当了兵马都监。燕青也不住石碣村，而成了北京土居民、大名府第一富户卢俊义的心腹人。秦明也不当劫贼，改邪归正去当了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统制。这是押送与劫取生辰纲人员的变动。
劫取地点变化也大。《水浒》里的黄泥冈，是偏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那冈子是“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混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山边茅草，乱丝丝攒通地刀枪，满地石头，碜可可睡两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从描写看，这黄泥冈真是个强人出没的险恶林子，也正是智取的好场所。
而《大宋宣和遗事》中被劫之地，却是“五花营大堤田地里”，显然是一马平川之地，在这里劫取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也很难像《水浒》里，“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拿头探脑望”那么神秘、紧张，又难让杨志提刀赶去，让众人惊叫的恐慌，更难因此而达到麻痹杨志等人的效果，以至于后面讨价还价、抢酒、下药一系列好戏在大堤田地就无法演出了。正因为这场地的变换，才使黄泥冈的智取更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了。
还有《大宋宣和遗事》中是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这就说明马安国与押送人员的关系是融洽的、友好的，内部是团结的，马安国是体贴下属的。这样的话，吴用计策再好，生辰纲可能也难得手。而《水浒》中，吴用劫取生辰纲之所以成功，对吴用一方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杨志押送生辰纲失败，就失败在他与军健、与虞侯、与老都管矛盾重重，失去了“人和”，人齐心不齐，人虽一处，心为二心。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心不齐，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加之天气、地形等，又失去了“天时”、“地利”，失败在所难免。《水浒》这么一加工，情节就更惊险错综，个性就更鲜明突出，故事就更合情合理。令读者读之，如临其境，心情与书中人物一张一弛，同呼吸共悲欢，这效果多好！
吴用为劫取生辰纲设计的计策应该说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分“硬取”及“智取”两个方面，视情而动，灵活得很。事前的准备也是机密的。晁盖家的庄客一个不用，用的大都是外乡人，计谋的进展也顺利得很，除他们八人外，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失”又失在哪里呢？失就失在晁盖身上。晁盖在郓城县大小也是个名人，很多人认识他。他在王家客店登记住宿时，就被何涛之弟何清认出。明明姓晁，却说自己姓李，从濠洲来，贩枣子去东京卖。“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生辰纲被劫后，社会上已传得沸沸扬扬，都知是卖枣人所劫，而他们还以为掩盖得天衣无缝。
何涛正是从何清嘴里得到线索，抓捕了白胜。白胜又是个软骨头，一上刑就供出了晁盖等人。宋江正是从何涛口中获悉：官府正待捉晁盖等人归案。为救晁盖，宋江飞马到晁盖家报信，建议晁盖逃走。晁盖顺便向宋江介绍吴用、公孙胜、刘唐等人。宋江走后，晁盖告诉众人，生辰纲事发，“亏杀这个兄弟，我们不是他来时，性命只在咫尺休了！”吴用也道：“若非此人来报，都打在网！这大恩人姓甚名谁？”晁盖答道：“他便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的便是。”从吴用的这一句话，我们可知在此之前吴用是不认识宋江的。
按说生辰纲事发之前，吴用认不认识宋江本来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是从小说的记叙分析，这似乎非常不合情理。从《水浒》第十四回、第十八回看，吴用完全应该认识宋江。
为什么这么推测呢？理由很简单：首先，宋江、晁盖、吴用都是土生土长的郓城县人氏。宋江虽在县衙门工作，但县城离晁盖所在的东溪村，骑马也只有不到半个时辰的路程，两家仅五六里地。据晁盖家庄客在官府供认，吴用是本乡中的教书先生，可见吴用也是东溪村附近之人。而且三个人都是闻名之士，连在蓟州的公孙胜、江州的李逵都知其名，不少好汉做梦都想与之相认，为何同在一县的乡里，吴用反而不认识宋江呢？吴用不认识宋江连晁盖都感到惊讶。晁盖说：宋江“四海之内，名不虚传！”“吴先生不曾得会？”真是咄咄怪事，令人不解。
其次，《水浒》第十四回载：当吴用听雷横说刘唐是晁盖的外甥时，吴用寻思道：“晁盖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是有些事，便和我商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跷。”第十八回，当宋江来报信之后，晁盖道：“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兄弟。”从上述三人关系看，晁盖与宋江、与吴用都是知己，一对是“自幼结交”，一对是“心腹相交，结义弟兄”。三人都是好结交天下好汉之人，宋江又闻名山东、河北，晁盖早应介绍吴用认识宋江，更何况又有一县之便，所以说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呢？再说吴用对晁盖的亲朋好友都认识，又为什么不知道晁盖有宋江这个拜把弟兄呢？
《水浒》的作者其实也意识到吴用不认识宋江有不合理处，所以，当吴用从晁盖嘴中得知报信人是宋江时，说了句“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虽是住居咫尺，无缘难得见面。”这一补充解释还是难自圆其说。说宋江与吴用过去不相识，并没有什么特殊作用和意义，它既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又不会制造出什么惊天大事来。这只能说是作者的疏忽，是《水浒》中的一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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