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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建立者司马氏是河内温县的世家大族，其代魏称帝是在当时各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实现的。因而西晋建立后，在治国方针上实行的是优容士族的政策，这一政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占田荫户制。
一、优容士族的占田荫户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包括以下内容：
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丁男(男女年16至60岁为正丁)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男女年15以下至13岁61至65岁为次丁)课田25亩，次丁女不课。每亩课田交纳税谷约8升。
凡是丁男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3匹、绵3斤。次丁男及丁女立户的，交纳半数。边郡民户交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远者交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交纳赛布，每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士族官僚有权按官品高低占田：一品官可占田50顷(每顷100亩)，以下至九品官每品递减5顷，九品官可占田10顷。从占田数目上看，士族官僚的占田大大超过平民百姓。实际上，上述规定士族官僚所占有土地的限额，乃是西晋王朝依照官品重新给予他们的土地，而不是他们私有土地的限额。占田法是优容士族、官僚的一项制度。
西晋的荫户制是与占田法相辅相成的另一项优容士族的制度，所荫人户可以免除国家赋役租调，归士族官僚所役使。按荫户制规定，士族官僚可以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少者三世、多至九族。宗室、国宾、圣贤后裔及士人子孙，也可同样荫庇亲属。
此外，士族高门还可以荫庇衣食客及佃客。六品官以上，可以荫庇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可荫庇二人；九品及侍从武士等可荫庇一人。一、二品官可荫佃客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各一户。客户受主人地租剥削，一般纳对半开的分成制地租。
占田荫户制，从法律上保证了士族高门占有大批土地和各类私附人口的合法性，而对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的限制作用都很微弱，因而它是一项从根本上保护士族官僚经济利益的制度。
二、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是西晋王朝在政治上优容士族官僚的一项措施。九品中正制肇始于曹魏初期，是通过评定人才优劣来选拔官吏的选举制度。
它的具体办法是在各州郡设置大中正或中正，负责考察本州郡的士人，综合他们的家世门资和德才，评定出“品”与“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吏部选官时，便可根据士人的品位授予相应的官职。
其中大中正和中正一职，由本地区在中央任职的官员担任。九品中正制推行初期，尚能综合家世与德才定品，但后来由于中正一职皆由士族高门充任，从而在评品时使高品全为士族所把持。到西晋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在政治上垄断高官显职的工具。
晋武帝一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的特权，另一方面对于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尽力笼络，以求得他们的支持，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曹魏的故旧大臣、名门望族，在西晋时多数继续得到重用，并享有各种封建特权。晋武帝推行上述统治政策的结果，使西晋朝开始形成门阀政治。
曹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在西晋优容士族的政策下，累世居于高位，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从而也就出现了高居庶族地主及一般士族之上的第一流门阀士族。
他们有着种种封建特权，在政治上累世居于高位，有权有势；在经济上享有占田荫户等优待，经济来源丰裕；在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耻于与庶族寒门通婚和来往。总之，他们是高居于百姓及统治阶级中下层之上的特权阶层，晋廷以保护和加深其特权为目的的治国政策，便称为门阀政治。
由于门阀士族坐享各种封建特权，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缺乏实际才干，追求斗富享乐，穷奢极欲，因而他们很快便在安逸奢侈的生活环境中腐化了，高门士族掌权的西晋朝廷，也随着其生活腐化，政治也趋向腐败。
三、宗王出镇制度西晋初年，晋武帝君臣认为曹魏之所以失国，是因为没有分封诸王，宗室衰弱的结果。因而晋武帝即位之初，立即分封宗室二十七王，同时又以宗王出任重要州镇的都督，以巩固司马氏政权。由于王国在晋初没有真正建立，而且王国的军队很少，所以司马氏控制地方的力量主要在于出镇方面的宗王都督。
泰始年间(265~274年)担任都督的宗王有：汝阴王司马骏、太原王司马瑰先后都督豫州；扶风王司马亮都督雍、凉；琅邪王司马伷都督兖州；汝阴王司马骏都督扬州。上述诸州都是当时军事重镇，宗王出任这些地方的都督，对于当时巩固司马氏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咸宁三年(277年)，西晋朝廷使诸王就国，并使出任都督的宗王移封就镇，这时宗王出镇的大体情况如下：
汝南王司马亮(改封)任镇南大将军；
都督豫州诸军事赵王司马伦为都督邺城军事；
太原王司马辅为监并州诸军事；
琅邪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
扶风王司马骏都督雍州诸军事。
此后，西晋王朝继续推行以宗王出任都督的军事政策。西晋王朝使宗王出镇的做法，本意是想以此巩固晋室统治，但后来却适得其反，出镇方面的宗王都督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且居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从而争权夺位，挑起兵祸，直接引发了“八王之乱”。
西晋太煕元年(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太后之父杨骏以太傅辅政。惠帝皇后贾南风不满杨骏专权，于元康元年(291年)春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杨骏及其弟杨珧、杨璾，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随后，朝廷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皆录尚书事，共执朝政。同年夏，贾南风为专朝政，矫诏使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和卫瓘，随即又以擅杀大臣罪杀司马玮，终于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西晋宗室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便由此开始。
四、八王之乱的其他原因探讨晋武帝统治的得失，我们终究还是要落实到寻绎诱发“八王之乱”的深层次原因方面来。
《晋书·武帝纪》唐太宗制把八王之乱的起因归结为晋武帝“建立非所，委寄非才”，即立惠帝失当和托杨骏辅政失策，两者中当以错立惠帝为关键。
宋人叶适的议论，对“惠帝定嗣”及此事所牵涉的政治纠葛有精当的分析，《习学记言》卷二九称：
晋武帝时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为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晋之治乱存亡虽在此四者，然不过一本。昔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武帝二十五子，惠之无慧，帝自知之，而终不决者，恃愍怀尔；又明见充女不可，然竟纳为妇，以成愍怀之酷，实勖辈弥缝其间；末年恐攸挟众望夺嫡，又为逐去，以速其死：帝于一事不了，故四事无不然。
晋武帝时朝廷内党争不断，此伏彼起，后来党争的焦点便集中到惠帝废立一事上，叶适所论清楚地揭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而执意要立他为嗣，是导致在他去世后政局失控的直接根源，对这一点的认识，可谓古今一辞，并无异议。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还要立他为嗣而不改易呢?
按《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所说，杨皇后以“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为辞，打消了武帝的废立之念。《晋书·武帝纪》则称：“爰及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
这是说武帝寄希望于皇孙司马遹(愍怀太子)。我们认为，就细节而言，这两点都会对晋武帝立嗣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晋武帝对自己亲手建构的政治权力秩序感到比较放心，相信惠帝在大臣的辅弼下，能够保住司马氏的基业：晋武帝晚年能够“怠于政术，耽于游宴”，也是基于这一判断。
然而，“八王之乱”正是在晋武帝建构的政治权力秩序这一“沃土”上萌发的。八王之乱由杨骏擅权、贾后干政的宫廷斗争发端，继之则拥有实力的宗王先后登场，角逐中枢权力。在此过程中，晋武帝生前培植的后党(杨氏)、太子妃党(贾氏)只能假皇帝之威行事，力量较为脆弱，真正具有强大实力和持久影响力的变乱主角无疑是司马氏宗王。
那么，宗室诸王的实力从何而来?又如何能够参与到中枢权力斗争中来?
归根到底，晋武帝实行的分封宗室、宗王出镇和宗王参政等一整套制度，为宗室诸王参与中枢权力斗争提供了实力基础和相应的参与机制，八王之乱“是西晋宗王政治派生的宗王参政、宗王分封、宗王出镇等一系列弊端所引起的必然结果”。
要而言之，关于八王之乱的成因，尽管说法很多，但我们倾向于基于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多因素论”，即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建立非所，委寄非才”的人事因素与重用宗王的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鲁力最近的一项研究，使我们对八王之乱成因的认识趋于具体化。他把八王之乱中先后上台掌握或争夺中枢权力的各种势力作了排比，进而对这些势力先后上台和灭亡的原因作了剖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就是，在晋武帝生前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晋武帝)，外戚(后党、太子妃党)，宗王(尊亲、至亲、疏亲)，门阀。这个权力结构是由皇帝一手构筑的，同时也由皇帝来操纵。
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弱智，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后党、太子妃党、尊亲、至亲、疏亲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追根溯源，都是因为皇权与门阀这一矛盾的存在，中间的所谓外戚与宗王，都是为加强皇权而在门阀之上人为培植出来的叠加势力，“八王之乱”不过是这些叠加势力的汇演。
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戚与宗王掩盖了“八王之乱”的本质，待这些人死丧略尽、尘埃落定之后，门阀势力才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东晋的门阀专政局面。
如果我们作一番联系的考察，则王夫之评论晋武帝定制说：
“魏之削诸侯者，疑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
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小农经济社会里，皇权是最重要的社会统合力量，一个健全稳定的皇权，是社会繁荣进步的前提条件；而在皇位传承的“家天下”体制下，一姓皇室为了维护独享的皇权而加强皇族力量，本身也无可厚非，但要有效地维护皇权，最根本的还在于皇权体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包括皇帝自身的行政能力、健全的官僚制度和官吏奉公守法等。
晋初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如曹魏禁锢宗室的前车之鉴，门阀势力日益增长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晋武帝为了防范门阀势力，“疑天下”而过分重用宗王，另一方面又忽视皇权体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由此造成其统治倚重倚轻的失衡局面，这或许是其统治政策失败的症结所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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