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十字架于泽俊／文
母亲有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银质的，用一串绿豆大的珠子穿着，约两寸长，十分精美。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很感兴趣，拿过来想仔细瞧瞧，母亲一把夺了过去，十分严肃地说：“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有这个。”那正是文革时期，我知道这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自然不敢对外人说。母亲把十字架藏了起来，后来我又看到过几次，母亲始终是躲躲闪闪的，我一直没看清楚过，也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过母亲，直到她去世。
母亲信基督，是想通过信仰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改变来生，最终也未能如愿。
母亲的不幸几乎是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了的。
1919年，母亲出生在北京顺义县鲁各张庄。她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外祖父实在养不活这么多孩子，一狠心把她送了人。好在送的是个有钱人家，母亲幼年时没有受饥寒之苦，却远远谈不上幸福。外祖父姓单，母亲的养父姓董，老家在山东平阴县。平阴县盛产两样东西：阿胶和玫瑰，平阴的阿胶行销全国，玫瑰则世界有名，董家靠这两样生意发了大财，把生意做到了北京。董老爷万事如意，就是命中无子，太太和两房姨太太都只生女孩不生男孩，根据一种迷信说法，抱养一个女孩可以带来男孩，于是董老爷抱养了我母亲，给她取名叫带子，希望母亲能给他带来一个儿子。这办法果真灵验，母亲到了董家才一年，董家添了个男孩。
母亲七岁那年，由于战乱，董家在北京的买卖开不下去了，变卖了家产准备回老家。临走前，征求了我外祖父的意见，把我母亲又送回了顺义。回到家待了半年，因为吃不上饭，外祖父又把她送回了董家。母亲跟着养父回到了山东。七岁的母亲，坐在马车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故乡，试图记住途中的一草一木，以便将来能找到回家的路。
母亲再次回到董家，身份和地位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董家已经有了儿子，母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对于董家来说，她现在只是一张吃饭的嘴。名义上是董家的小姐，实际上是使唤丫头。每天早晨起来要擦家具、扫地、烧水、给老爷烧大烟泡……董家的家具非常考究，都是红木雕花的，要用鸡油把所有的镂刻花纹一点一点地擦到，够不着的站到凳子上擦，全部家具擦下来要整整一个上午。董家的太太们又是十分讲究的，家里规矩极多，哪一个伺候不好都要挨骂，甚至挨打。董老爷脾气极为暴躁，一个大烟炮烧坏了，拿起烟枪就打，母亲头上落下好几块疤。
母亲长大了，认识了我父亲。父亲是董家的长工，16岁起就在董家扛活。至于董老爷为什么会把母亲嫁给他，父母亲没有说过，我们做儿女的也不便问，这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我猜他们一定是自由恋爱的，一定有一场十分激烈的抗争。母亲虽然是董家的使女，名义上还是董老爷的女儿，为了面子，董老爷绝不肯轻易把女儿嫁给一个长工。他一定给母亲提过亲，母亲不愿意，而心甘情愿地嫁给了父亲。他们的结合一定是一个十分美丽动人的故事。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父亲比母亲大五岁，他走进董家大院的时候，母亲才十一岁，他一定给过这个小女孩许多精神上的慰籍，对于无依无靠的母亲来说，在董家大院里，唯一能给她一点保护、一点安全感的，就是我父亲。在这个人上人的大家族里，这两个生活底层的人心灵是相通的。
董家养了400多只羊，父亲刚到董家的时候，主要活计是放羊。董家的宅院地势低洼，一下雨院子里就积水。秋季阴雨连绵，羊蹄子泡在水里会沤烂，每逢下雨，董老爷就让父亲把羊赶到山上去，等院子里水干了再回来。父亲住在一个山洞里，白天晚上地照顾这群羊。母亲负责上山给父亲送饭。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不可能懂得爱情，但是我猜他们的感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
母亲识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女经》都能背，按现在的学历论，至少有小学四年级水平，那是陪少爷读书偷偷学来的。从无意中听到的父亲和母亲的几次谈话中，我知道母亲很爱这个弟弟，她始终认为这个弟弟是她带来的。姐弟俩感情非常好，母亲一说起少爷来，总是带着一种思念和牵挂的表情。少爷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家里给他请了教书先生，和他的几个姐姐一起读书。少爷跟这几个姐姐感情都一般，唯独和我母亲整天形影不离，读书时一定要我母亲在场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所以母亲就有了陪读的任务。可惜时间不长少爷就进了学校，母亲的偷学也只能到此为止。母亲识字不多，但字写得非常工整、秀丽，一笔不苟。我当兵的时候母亲常给我写信，后来她告诉我写一封信要花七八天时间。她容不得字有半点瑕疵，只要一笔写不好，立刻撕掉重来，尽管她十分珍惜那些昂贵的纸张。她做什么事都认真，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上小学时，我的作业常常过得了老师的关，过不了母亲的关，那时最怕的就是母亲看我的作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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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门第的差异，使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几乎没有可能。父亲没有土地，没有能力养活这个家。父亲家里只有奶奶和伯父两个人，伯父按照两丁抽一的说法被国军征了兵，祖父在父亲还没成年时就患伤寒去世了，为了安葬祖父，奶奶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二亩地。然而奶奶还是正式托媒人向董家提了亲，这在当时一定被人们当成了笑话到处传扬，父亲和母亲不知冲破了多少阻力才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结合也一定构成了这个山乡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我从心里佩服自己的父母亲，居然这样不同凡响，能够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为了这门几乎不可能的婚事，父亲辞了长工，去学手艺，做了石匠。
母亲过了门。
和父亲的结合，对于母亲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自由。她的生命、生活从此属于自己而不再依附于他人。父亲本以为学成手艺就可以养活一家三口了，但是农村干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家里又有了我哥哥，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父亲一跺脚，跟着人闯了关东。
当劳工受的是双重剥削。那是1942年，鬼子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建立很久了，对待劳工表面上还有一点作为装饰的人道，每个月每人配给一袋面、五斤米和一斤白糖。这些东西劳工们一两也拿不到，全让二鬼子（中国工头）拿走了。本来就不多的一点工钱，也让二鬼子克扣得所剩无几，父亲本想挣点钱捎回去养家糊口，没想到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几乎没有吃过像样的粮食，顿顿是橡子面，吃了以后拉不下大便来。那时粮食是奢侈品，价格极高，就是有钱市面上也没有卖的，吃粮食哪是一个劳工敢想的！不仅吃不饱，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监工的鬼子各个手里拿着铁榔头，榔头把二尺多长，瞅谁不顺眼就是一榔头，工地上时常有打死人的事情发生。干了一年多，父亲已经饿得瘦骨嶙峋，眼看挣钱没指望，只好又回到了山东老家。
比父亲更苦的是母亲。在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她和奶奶就靠着撸树叶、掘菜根和挖野菜活了下来。母亲是个极要强的人，她没有去讨饭，张不开那个口。母亲做得一手极考究的针线，或许唯一能帮她摆脱死亡威胁的手段，就是这一手针线活。可是在那一片穷山村里，需要她这样针线的人家并不多。
就在这时，我那刚满周岁的大哥发起了高烧，医生说打两针盘尼西林就能救命，母亲没有钱，挨家挨户去借，借遍了全村，也没凑齐一支盘尼西林的钱，眼睁睁看着儿子在她怀里咽了气。在医院的走廊里，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德国牧师问她：“我能帮你做什么？”
母亲说：“孩子已经死了，你能帮我什么呢？”
牧师想了想说：“我这样跟你说吧，孩子死了，你是想让他进天堂呢，还是让他下地狱？”
于是，母亲跟着牧师走进了教堂，有了那个伴随她终生的十字架。她每周都去做弥撒，天天在为父亲祈祷，希望他能平安归来。父亲走了一年多，一文不名地回来了，心里觉得十分歉疚，母亲却说，能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好。
父亲跟着母亲一起走进了教堂，企望能得到上帝的帮助。他又干起了錾碾子攒磨的老本行，为了多挣点钱，肩上又多了一副油挑子，走街串巷地吆喝着两样生意：錾碾子——卖油！那时的农民一年吃不了几两油，生意惨淡，没有土地依然难以生存。
“光复”了，父亲又动起了闯关东的念头，再次离开了家乡，不同的是，这次是全家一起走，一副担子，一头挑着几件行李，一头挑着我现在的哥哥。这是奶奶的主意。她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不想拖累儿子，极力怂恿他把家带上。父亲把卖油挑子的钱都留给了奶奶，随身只带了一点干粮和锤子、錾子，他许下奶奶在东北一站住脚就回来接她，许下将来一定要让奶奶过上好日子，但是没想到，这竟是他和奶奶最后的诀别。
光复之初的锦州准备大搞建设，各路商人和资金纷纷涌到东北，父亲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国共两党大打出手，所有的建设工程都停了下来。父亲只好靠摊煎饼为生，父亲在家里摊，母亲用盖帘顶着拿到戏院门口去卖。后来又用打工和卖煎饼积攒的钱开了一家小饭馆。雇不起厨子，父亲就亲自下厨学炒菜。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离乡背井闯到东北去谋生，无异于刀口舔血，为了生存，只能如此。对于周围的险恶环境，父母亲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反而感觉比在山东老家好多了，能吃饱肚子了。
1948年9月，解放军打到了锦州城下。父亲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变卖了小餐馆，离开了锦州。父亲不想走，是同来闯关东的乡亲们硬把他劝走的。幸亏及时走了，半年后父亲再次回到锦州时，那间小餐馆已经被炸平了。那两年，父亲有了一点积蓄，离开锦州时还雇了一辆马车，出了锦州没几天，随身带的财物、食品就被乱兵抢光了。快到济南时，身上连一个铜板都没有了。最后半个月的路程是靠我年仅五岁的哥哥讨饭来维持一家人的生命的。父亲走时是挑着担子走的，回来还是一副担子，不同的是，这回坐在担子里的已经不是我哥哥，而是才出生几个月的大姐。
回到老家乡正赶上土改，当了多年国军没有音讯的伯父也回来了，奶奶却不在了。
父亲分到了土地，可是土地要到来年才能收获庄稼，一家人的肚子等不得，东北战事刚刚结束，父亲就又带着全家人回到了锦州。这是他第三次闯关东。
三闯关东，经历了三个朝代：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战争彻底结束了，东北的恢复性建设刚刚开始，到处都需要技术工人。父亲这门手艺值钱了，他在铁路上干计件工，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能挣300块钱，父亲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挣到过那么多的钱。母亲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她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满足。家里有了自行车、收音机。自行车是父亲的得意之物，年龄比我还大，德国进口的，轻便结实，他骑了一辈子也没换，直到他去世，自行车还在，这辆自行车陪伴了他整整40年；而收音机则是母亲的心爱之物，母亲说她每天晚上坐在收音机旁要听到12点以后，第二天5点就起来做早饭，可是一点也不觉得困。
母亲生来就是个爱说爱笑爱唱的人，京剧、评剧、豫剧、河北帮子，样样都喜欢，当初在戏园子门口卖煎饼的时候，她就常常花几个大子进去听一会，现在有了收音机不出门就可以听戏了！小白玉霜、花淑兰、赵燕侠、马连良，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我最早都是从母亲嘴里听到的。
父亲也爱听戏，他不识字，却常常和人谈论梅派和程派的长短不同，和母亲不一样的是，他只听不唱。
受母亲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爱唱歌，而且水平都不低，哥哥的男高音几乎是专业水平，妹妹则喜欢流行歌曲，我问她能唱多少首，她说凡是你能听到的，我都会！我算是差的，但是逢到单位组织晚会什么的，扯起嗓子来喊几句“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也没问题。
1952年，父亲到了鞍山，添了厂子。所谓“添厂子”就是把自己添到国营工厂里，父亲进了鞍钢建筑公司。添厂子时按技术水平考级，父亲直接考了个七级。七级工是顶级，工资一百零几元，以后一辈子再也没涨过。多年来，父亲只知道没命地挣钱养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这样高的技术水平，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在鞍钢没有干计件挣钱多，可是工作终生有保障，有公费医疗，有退休金，更重要的是有社会地位，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父亲很重视这种当家作主的感觉，从他开始步入这个社会，就像牛马一样任人驱使，今天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当时不少工友下了班还去打工挣外快或者搞点其他副业，父亲不去，他参加了扫盲夜校，开始一笔一划地学写字。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政治学习也十分感兴趣，有会必到，他热爱这个新社会，喜欢听那些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时，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父亲的申请迟迟没被批准，原因是母亲的社会关系不清楚。
母亲的生活刚刚有了一点改变，心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开始只是一丝乌云，后来越来越重，成了一片，遮住了母亲心中的太阳。母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仅影响到父亲，也影响到我们这些子女，哥哥上中学时考飞行员以及后来被选送出国留学都因此受到影响，我小的时候恰逢文革，和小朋友玩，玩恼了，人家就骂：“你妈是地主婆！”那对一个孩子的心灵伤害是巨大的。我把事情对母亲说了，我不知道，受伤害更重的是母亲。
母亲开始寻找自己的家。小的时候，她恨自己的父母，这样狠心把她送了人。每逢在董家受了气，她又想念他们，她不知多少次坐在平阴县那丘陵起伏的山坡上望着北方，向自己的父母哭诉着，而最直接的感觉可能就是，如果是亲生父母，一定不会这样对我。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或许有些麻木了，或许暂时忘了这段痛苦的记忆，但是她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家。随着找家行动的开始，母亲也越来越想家。即使没有父亲申请入党的事，她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家。
母亲给顺义县民政局写了信，过了很久，民政局回信说没有这家人。之后她又一次次地给县里、乡里、村里写信，依然没有找到。不仅她自己在找，父亲所在单位也在找，发函没有结果，就不断派人到顺义县外调。母亲依稀记得自己出生在顺义县鲁各张庄，外调人员发现顺义县不仅有鲁各庄、张各庄、鲁各张庄，还有卢各庄、卢各张庄，外调人员找遍了这些庄，也没找到我母亲这家人。
1958年，父亲随单位调到北京参加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建设工程，带着全家来到了北京。新来的工人没有职工宿舍，父亲在衙门口村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
大跃进把家庭妇女们也组织起来了，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上班，做临时工。六岁的二姐和四岁的我被送进了衙门口大队托儿所。母亲的工作是当小工，每天上班和沙浆、给瓦工师傅打下手。活很累，母亲不怕，她愿意干，因为上班不仅能挣钱补贴家用，参加劳动也给她带来了快乐，使她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可惜，很快我又有了弟弟，母亲被迫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那时已经在宣传计划生育，父亲不愿意计划，认为人丁兴旺是好事，男子汉不怕养不活几个孩子。可是家里人口的不断增加成了父亲沉重的负担，生活越来越困难。
紧接着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父亲的工资比在鞍钢时少了十块钱，每月94元。七口人平均每人13元的生活费，在正常年景下养活一家人没问题，困难在于买不到粮食，按照国家供应的标准，再加一倍也不够我们这些孩子吃的。黑市上粮票已经涨到了3元1斤，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充其量只能换回30斤粮票。从六岁开始，我就跟着母亲去挖野菜、撸柳芽、挖白菜根子。很长时间内，家里没有吃过净粮食，顿顿是菜粥，满碗的菜找不到几粒米，弟弟还小，每到吃饭时，母亲盛起一碗粥，先把上面的菜挑着吃完了，最后碗底剩下不多的一小堆米粒倒给弟弟，在母亲的带动下，我们几个做哥哥姐姐的也开始给弟弟挑米粒，每人一碗下来，弟弟的小肚皮差不多填饱了，我们才开始心安理得地吃第二碗带米粒的菜粥。
按说吃供应粮毕竟每月有一定数量的保证，不至于难到这个份上，记得那时家里四个大箱子装的都是粮食，直到箱子里的米生了虫、面发了霉母亲才拿出来给我们吃。粮本上还剩了不少，没有全买回来。父母亲是经历过民国十八年大灾荒的人，挨饿挨怕了。据他们讲，这一次的灾荒比民国十八年还要来得猛烈，不少地方已经饿死了人。他们不是不相信共产党，是怕老天爷不给共产党面子，怕有一天供应粮断了，所以把本来就不够吃的供应粮又储存了一部分。后来粮食政策稍稍灵活了一点，在粮店可以用1斤粮份买5斤红薯或两斤半红薯干，于是母亲把粮份几乎全部换成了红薯和红薯干。这样我们可以吃饱肚子了，可是那几年的红薯却把我吃伤了，以后一见到红薯胃里就返酸，到现在我也不吃红薯，一辈子不吃也不想，但是这个话绝对不敢在母亲面前说，我说过一次，母亲立刻把脸沉了下来，说：“一辈子别说这种话，不然老天爷还要让你挨饿！”
那两年我们吃不到净粮食的饭，可是母亲却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保证让父亲吃净粮食，吃饱。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身体垮了，一家人还怎么活！每天晚上母亲蒸干粮的时候都是蒸两样，一锅两屉菜团子中有几个净面窝窝头，那窝窝头是给父亲吃的，剩下的带上作为第二天的中午饭。每天早上上班时父亲都要和母亲争执半天，母亲一定要让父亲带三个窝窝头，父亲却坚持只带两个。就是这两个窝窝头，父亲还要剩下半个，回来后给我和弟弟各分一半。父亲下班时，饭盒总是夹在车座后面，我知道饭盒里有半个窝窝头，每天父亲下班时就到门口去等，眼巴巴地盼着父亲早点回来。父亲一到，我立刻迫不及待地把那个饭盒取下来去和弟弟分窝窝头。我想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经不起孩子那样期盼的眼神一看。
我的没出息的举动很快被母亲发现了，她十分严厉地呵斥了我一顿：“谁让你天天到门口去等你爹的？你六岁了，还不懂事吗？”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哭了。母亲或许觉得对我过于严厉了，有些不忍心，过了一会，又拿给我半个净面窝窝头，我没有吃，偷偷塞给了弟弟。
家里挨饿最多、吃粮食最少的是母亲，那时哥哥在北大附中驻校，每月回来一两次，母亲知道他在学校吃不饱，每次回来除了给他带吃的，还要额外塞给他几斤省下来的粮票，弟弟小，营养要保证，剩下的三个孩子也都比她重要，母亲牵着这个挂着那个，心里惟独没有自己。母亲的脸浮肿了，肿得吓人，脑门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没有病，就是饿的。
困难时期常有要饭的登门，对待这些要饭的，母亲不是塞给点吃的打发了就完事，每次都是拿个小板凳让他们坐下，吃饱了再走。有一次，母亲熬了一锅大米红薯粥，这在我们家也算是改善了，可是粥刚熬好，来了三四个要饭的，母亲让他们坐下，给他们盛粥，几个人饿坏了，吃了一碗又一碗，眼看快把一锅粥吃完了，看见我们几个孩子在旁边看着，实在不好意思再吃了，放下碗要走，母亲知道他们没吃饱，又给每个人盛了一碗，把锅底刮得干干净净，说：“你们吃饱，孩子们一会我再给他们做。”
困难时期过去了，母亲变老了，头发白了一多半，才四十岁出头，看上去已经像个老太太了。生活稍一好转，母亲又开始寻找她的家。刚来北京时母亲就找过，父亲也曾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顺义县跑，始终没有结果。母亲有些灰心了，但是对生活依然充满着希望。有一次，母亲和几个阿姨一起进城，在她们的撺掇下，母亲把头发染了，回来后让全家人眼前一亮，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母亲是那样的漂亮。
家还没找到，生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65年，单位动员大家报名去甘肃陇西支援三线建设。母亲打心眼里不愿意，一是因为她的根在这里，家还没找到就这样走了？二是不愿意把子女带到西北去。父亲说，带不带子女家属是自愿的。父亲不愿在母亲面前说那些单位里听来的大话套话，只是说甘肃工资高，比在北京多挣19块钱。就是这19块钱让母亲动了心，一下子增加了20%的收入，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生活等于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二年春节，父亲回来探亲，背回来一大块猪肉，父亲说那里的猪肉四毛五一斤，鸡蛋四分钱一个，生活便宜极了。母亲终于下定了决心，为了生存，她再次离开故乡，带着全家跟随父亲去了甘肃。
母亲很会过日子。父亲收入不高，全靠母亲会计划。我们从小单是单、棉是棉，什么也没缺过。六七十年代每人每月供应四两肉，许多人家因为买不起把肉票作废了，母亲却每月都要买回来给我们改善一下。家里什么样的困难都遇到过，但是母亲一辈子没向人借过钱。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父亲的单位把我母亲的问题列为重大疑案加紧进行调查。现在已经不是父亲能不能入党的问题，而是是否有人编造谎言欺骗组织的问题，是不是有人制造假象隐瞒历史的问题，是不是在工人阶级内部隐藏着两个重要的阶级敌人的问题，甚至是这两颗“定时炸弹”会不会随时在三线建设的腹地爆炸的问题。父母亲成了单位最重要的内部监控对象，在我家的房前屋后出现了一些探头探脑、鬼鬼祟祟的身影。
在那个革命年代，工人家属们也都组织起来搞大学习、大揭发、大批判，妇女们的积极性比职工还要高，她们当中识字的不多，读报纸、抄抄写写的事总要派到母亲头上，此外，母亲还负责教唱样板戏。母亲一面干着她们派给的活一面还要听她们敲敲打打的闲话。
那段时间，母亲常常坐在炕上发呆，手里捧着那个十字架，心里不知在想什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看见母亲的头发由灰白变成了雪白。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岁。她患了高血压、脑血栓。
正是因为被列为重大疑案，单位上花了大力气，才找到了我母亲的家。原来母亲一家人早已迁到了顺义杨镇。找到家的时候，母亲的六个哥哥姐姐只剩下两位了：我的大舅和二姨。母亲得到消息后，赶紧给家里写信，没想到收到的第一封回信就告诉她，二姨去世了。母亲急忙打点行装去看望她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位亲人，那年，她离开家整整五十年。
母亲刚从顺义回来没多久，大舅也离开了人间。母亲得到消息后号啕大哭。五十年来，她一直在想念着自己的家，一直在苦苦寻找家，在她孤苦伶仃的幼年，她是多么需要家的温暖，多么需要父母的爱和哥哥姐姐们的关怀呀！在董家当了那么多年的使女，却一辈子背着地主出身，背着地主婆的恶名，那时她多么需要哥哥姐姐们出来为她证明一下呀！五十年，那几乎是她生命的全部时光，都在苦苦寻找着自己的家，刚刚找到的家却又突然不见了，这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找到家后，父亲问母亲姓氏改不改，母亲问我们，不改对我们影响大不大，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都说没什么影响，家已经找到了，证明了自己的出身，名字只是个代号，母亲说那就不改。母亲在董家受了不少苦，挨了不少打骂，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是董家把她养大的，她不能背叛他们。
母亲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在病痛中度过的。脑血栓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完全可以有效防治，可悲的是母亲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只是天天喊头疼，疼得厉害了就吃点止疼片顶着。在职工医院，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属患头疼，得到的待遇也只能是给你开几片止疼片，没有人告诉她得的是脑血栓。让我时时感到心痛的是我们这些子女也没有一个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我时常责备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查查书？为什么不想办法带母亲到大医院去检查检查？不孝啊！
1977年12月12日，母亲患脑溢血去世。当时，家里除了刚退休的父亲，只有还在读中学的妹妹在家。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在外地，按说都没有再见到母亲的缘分了，可是那天仿佛是鬼使神差，12月9日，我参加完77级高考，莫名其妙地想家，非要回家去看看不可。一般探亲假都是在春节或元旦休，我却一天也等不得了，于是向领导请了假，回到家里，最后一次见到了母亲。母亲见到我很高兴，六个孩子中，她最疼爱的就是我，也许就是要我来送她。那天晚上，唠着家常，我给母亲削了一个自己带回来的大苹果，她舍不得一个人全吃掉，只吃了半个就说吃不下了。当天夜里，母亲就得了脑溢血，不省人事了。
做父母的或许都有些偏爱，母亲偏爱我不是因为我比别的兄弟姐妹更出色，而是因为我从小多病，所以对我的照顾就额外多一些；另一个原因是我长得丑，小时侯母亲常常担心我长大了娶不上媳妇。母亲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说是丑儿子孝顺。我16岁就工作了，那时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父亲随单位去了永登，只有我和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在家，因为我工作了，母亲每顿都给我单独做饭，她和弟弟妹妹另外吃，我的饭每天要有点肉蛋，他们吃素的。我怎能吃得下这样的饭？我坚持一起吃，可是母亲无论如何不答应，每顿饭必须看着我吃完他们才吃。母亲说，你爹不在家你就是一家之主，你别觉得过意不去。不知这是她在董家学来的三从四德，还是对我的偏爱。夜里睡觉，我常常发现母亲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睡。小时侯觉得这很正常，可是直到我二十多岁了，母亲还是这样。母亲常和我唠叨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我每次都认真地听她说，母亲知道我不是她的知音，我能听她说话她就已经很满足了，和街坊邻居们夸我的话就是，瞧我们家儿子多孝顺，不管多困都陪着我说话，从来都不烦。
母亲入殓的时候，父亲把那个十字架庄重地戴在了母亲胸前。在我心目中，母亲一生的苦难似乎都和这个十字架有关，就像耶稣蒙难时身上背着的那个十字架，母亲的心上也一直压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背负的是人类的苦难，母亲的十字架，背负的是自己人生的苦难，或许也是这个民族的苦难？于是我说：“爹，不能让我妈戴着那个走！”父亲的脸色立刻变了：“那你说怎么办？摘掉？”父亲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在这个时候还在反对宗教迷信。我把十字架从母亲胸前摘下来，想了很久，还是恭恭敬敬地给她戴上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您安息吧！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感到一阵不安，母亲能安息吗？
母亲去世后，不少街坊邻居跑来还钱。那时工人们家里都不宽裕，经常有月底工资接不上的情况，我家因为我们兄弟姐妹都工作了，情况算好的，因此有不少街坊向母亲借钱。母亲去世后的两天之内，父亲竟收到了400多元还来的钱。那时借钱不过5元10元，母亲这400多元钱不知帮助了多少人，她既不会收什么利息，更不会从这些困难得过不下去的姐妹们身上得到任何好处。支持她这样做的只能是《圣经》给予她的信念：施比受更幸福。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向母亲借钱最多的是怀疑她最深、监督她最紧也是伤害她最重的居委会的一个干部。当时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借钱给她，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心底里只有善良和爱，她根本不懂得仇恨。
送葬那天，家属区三四百户职工家属几乎都来了，有些人不仅我不认识，父亲也不知道是谁的家属。她们当中有认识我母亲的，也有不认识的，她们既不是来随礼的，也不是来赴丧宴的，那个年代这些旧礼已经破光了，她们是自觉自愿来给母亲送行的。那是家属区最隆重的一场葬礼。在那个穷争恶斗的年代，母亲的善良和友爱唤起了人们心底的强烈共鸣。
望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我感到一阵欣慰：我有这样一位值得骄傲的母亲！我流着眼泪告诉母亲：您可以安息了。
2007年5月6日于北京文章来源：私人史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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