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梳理过伊文思的电影人生，却蓦然记起，几年以前，我曾经去法国拜谒过这位“纪录电影之父”的墓地，而我却淡忘了，直到我发现了在伊文思墓地的留影那是2013年夏天，我与友人结伴去巴黎蒙帕纳斯墓地游历，偶然间看到伊文思的墓就在那里，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部电影见证了岁月是一把杀猪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这部电影见证了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刚梳理过伊文思的电影人生，却蓦然记起，几年以前，我曾经去法国拜谒过这位“纪录电影之父”的墓地，而我却淡忘了，直到我发现了在伊文思墓地的留影。那是2013年夏天，我与友人结伴去巴黎蒙帕纳斯墓地游历，偶然间看到伊文思的墓就在那里。
作者：胥弋
众所周知，上世纪20年代，巴黎蒙帕纳斯地区曾经云集了大批艺术家和文人，他们当中有像莫迪利阿尼、夏加尔、贾科梅蒂等这样杰出的艺术家。在这里，还长眠着一批传世不朽的文人，诸如：波德莱尔、西蒙娜·波伏娃与萨特、杜拉斯、贝克特等等。然而，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竟然会与伊文思在此不期而遇。也许冥冥之中，这墓地的奇遇是某种“托付”。
因为当时，《伊文思与纪录电影》一书的出版进程因为种种原因停滞不前推进困难，甚至有可能会放弃。这本书的内容，不仅有各国纪录片学者对伊文思电影的研究成果，还有伊文思本人论述纪录电影的文献，更有伊文思与中国合作的当事人的见证，他们首度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正因为如此，其编辑和翻译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诚然，伊文思夫人慷慨地允许收入伊文思本人的论述，为该书最终得以出版奠定了基础。
但是，当伊文思夫人获悉我们同时还准备出版伊文思的传记，并且已经买下荷兰历史学者汉斯·舒茨的传记版权时，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和郁闷，并极力推荐伊文思生前出版的一本访谈录。而传记作者汉斯·舒茨，作为记者在伊文思晚年采访他时，曾获得他的首肯，伊文思坦承汉斯·舒茨道出了他的心声，由此也激发了这位荷兰学者去探究政治与艺术关系的渴望。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伊文思的电影人生，我想是多数关注伊文思电影的人赞同的。况且，我选择的这本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本伊文思传。
事实上，1995年这本长达500多页的传记《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问世以后，已经获得了伊文思欧洲基金会的认可。传记作者曾经阅读了两千多封信件，浏览过一万五千到两万份文件，还有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这当中，一些国家政府部门开放的档案对作者帮助很大，至于对相关当事人的访谈，作者认为将访谈作为史料来源是不可靠的，他表示：“因为所有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对采访对象最有利的情况下，受访者经常会被有意地误导。”因此，传记作者需对各种来源的信息加以比较，以免误入歧途，造成不必要的错误。
在伊文思夫人与传记作者之间，存在着基于何种历史观的分歧。虽然，玛瑟琳为配合作者做了大量访谈，但在还未成书之前，她坚信该书将会具有某种“破坏性”，最终收回了她所提供资料的使用权。这些，传记的作者均如实在书中做了陈述。如今，这本书的中文版几经周折终于问世了，这时却从巴黎传来玛瑟琳去世的消息。这难道又是某种巧合？
作为对伊文思电影的关注者，我有幸在其夫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认识了她。我发现，她十分关注这个国家的未来，这里不仅有与她共事过的工作搭档，还有她与伊文思留下的未竟理想，踏着过去的足迹，她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她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她喜欢与不同背景的年轻人畅所欲言。
在玛瑟琳生命的最后岁月，她拍摄了一部重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电影，还出版了几部关于集中营生活回忆的著作，这些为她赢得了不少荣誉。也许，她还想再为中国做点什么，但年龄和精力所限，她最终未能如愿。像伊文思一样，她带着太多期许和遗憾走了。
他们来过，然后走了，来而复去，来而复去，留下影像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