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审美中，旗袍有着特殊的地位。芊芊淑女，身姿婀娜，笑靥如花，曼妙身姿。穿上旗袍的女子，瞬间有了古风古韵。那应该是江南烟雨下的青衣，撑着油纸伞，怅然眺望远方。回顾旗袍的历史，从最开始的宽大平直到后来的束腰修身，从长袖直筒到无袖露肩，尽显女子曲线，别是一番景象。
对于旗袍的起源，大致分成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秦时期，在他们看来，汉人的袍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西周麻布窄形筒装或先秦两汉的深衣”就是如此，而满清的袍装更像是一种民族交汇。另外两种意见则比较通行，有的认为旗袍来自于清代旗女的袍装，有的把目光放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民国之后。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能看到旗袍特殊的时代印记，体现出不同的民族特征。通过旗袍，看到中国的文化交流，这其中不仅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更包括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满族妇女的袍和褂，可以从三国时期的蜀汉中找到影子，“昔诸葛亮造筒袖铠……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
而近代旗袍，更像是中国服装与西方文明的有机融合。相对比满清时期的袍身宽大、线条平直，下长到脚、直筒花边，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旗袍吸收欧美服装讲究合身、追求曲线美的特征，创造性地缩小袖口、缩短长度，甚至越修越短，直到无袖露肩，尽显妩媚。旗袍的领子也由高领到低领，无不凸显女子的身姿曼妙。
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满清旗袍，女子身材是不能暴露的，平直的线条、宽松的衣身，不开叉的下摆，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与现代旗袍相比，满清时期的旗袍更显阶级特征。身为皇室贵族的女子，可以着黄色、用花料，色彩艳丽，用料考究，特殊的盘滚装饰，使得“十八镶”闻名于世。龙狮百兽、凤凰仙鹤、梅兰竹菊、福禄寿喜，真是美不胜收。
时代变迁，追求自由从满族妇女的服饰，到民国时期的新服装，体现了时代变迁下的思想变化。女权解放，追求个性自由，走出家门的女子，要为自身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经历辛亥革命的洗礼，女子放足剪发，习文断字，她们像男子一样穿长袍。当时的报纸记载道，“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
仗剑天涯，指点江山，把自己打扮成先生的模样。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一位友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身穿一件玄青色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鉴湖女侠，不愧于女中豪杰的称号，一身旗袍穿出侠客风范。
当然，相对比革命家的豪迈，更多民国女子选择旗袍，是为了追求个性美。摆脱束胸裹腹的尴尬，重拾女性身姿曲线。这一时期的时尚风向，由十里洋场的摩登女郎、交际名媛主导，她们在旗袍上的标新立异，立即引发了上海滩的趋之若鹜。从达官显贵到学生女工，旗袍成为交际场所、外交活动的礼服。
右衽开襟、立领盘纽，摆侧开叉、衣身连袖，旗袍的式样以此为基础。上世纪20年代的旗袍，仍然没有摆脱宽大平直的风格，只是肩、腰处瘦身。“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进入到30-40年代，旗袍进入黄金发展期。寻求解放、简洁大方，色调淡雅，自然知性。那个年代的女学生，用自己的青春活力，引领新一轮的时尚风气。
文化底蕴，女子最爱说起旗袍的忠实粉丝，我们的脑海里立即出现两个女性——宋美龄和张爱玲。一个是叱咤风云的第一夫人，一个是风华绝代的女作家。她们把对旗袍的爱，完全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宋美龄一生穿过多少旗袍无法统计，她的超大型衣柜，就是世界最大的旗袍储藏室。张爱玲 的风格多是苍凉嗟叹，唯独对旗袍的钟爱，贯穿自己的一生。
身处民国的权势中心，宋美龄一生中收到过很多绫罗绸缎，而她也绝不浪费——把美丽的绸缎编织成更合体的旗袍。据她的裁缝师傅回忆，“几乎每天都在不停赶工，为宋美龄制作旗袍，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夫人对旗袍的爱，甚至让蒋公爱屋及乌，给儿子 下达了“儿媳妇不穿旗袍，拒绝见面”的命令。
从小说中走来，再还给小说的张爱玲。活的寂寞、死的寂寞，把风韵犹存的大上海告诉世人。笔尖触动女性，透视女子艰辛，形象、细腻、精致、可爱，把自己对艺术的品味，寄托于最爱的旗袍。春秋季喜欢穿低领、束腰带的“旗袍裙”；夏季喜欢穿无领、短袖、衣长至膝盖的风凉旗袍。不同季节，切换自如。
张爱玲曾说，“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对旗袍的爱，已经深入骨髓。追求独立的人格，不做男人的附庸，旗袍俨然成为精神的象征。与张爱玲一样的奇女子，还有阮玲玉、林徽因、萧红等人，她们的出现，经常是伴着一袭旗袍，娉婷婀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