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审美中,旗袍有着特殊的地位。芊芊淑女,身姿婀娜,笑靥如花,曼妙身姿。穿上旗袍的女子,瞬间有了古风古韵。那应该是江南烟雨下的青衣,撑着油纸伞,怅然眺望远方。回顾旗袍的历史,从最开始的宽大平直到后来的束腰修身,从长袖直筒到无袖露肩,尽显女子曲线,别是一番景象。

为什么40年代旗袍风格有所改变(从上衣下裳到旗人之袍)(1)

旗袍起源,式样改制

对于旗袍的起源,大致分成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秦时期,在他们看来,汉人的袍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西周麻布窄形筒装或先秦两汉的深衣”就是如此,而满清的袍装更像是一种民族交汇。另外两种意见则比较通行,有的认为旗袍来自于清代旗女的袍装,有的把目光放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民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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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能看到旗袍特殊的时代印记,体现出不同的民族特征。通过旗袍,看到中国的文化交流,这其中不仅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更包括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满族妇女的袍和褂,可以从三国时期的蜀汉中找到影子,“昔诸葛亮造筒袖铠……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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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代旗袍,更像是中国服装与西方文明的有机融合。相对比满清时期的袍身宽大、线条平直,下长到脚、直筒花边,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旗袍吸收欧美服装讲究合身、追求曲线美的特征,创造性地缩小袖口、缩短长度,甚至越修越短,直到无袖露肩,尽显妩媚。旗袍的领子也由高领到低领,无不凸显女子的身姿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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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满清旗袍,女子身材是不能暴露的,平直的线条、宽松的衣身,不开叉的下摆,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与现代旗袍相比,满清时期的旗袍更显阶级特征。身为皇室贵族的女子,可以着黄色、用花料,色彩艳丽,用料考究,特殊的盘滚装饰,使得“十八镶”闻名于世。龙狮百兽、凤凰仙鹤、梅兰竹菊、福禄寿喜,真是美不胜收。

时代变迁,追求自由

从满族妇女的服饰,到民国时期的新服装,体现了时代变迁下的思想变化。女权解放,追求个性自由,走出家门的女子,要为自身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经历辛亥革命的洗礼,女子放足剪发,习文断字,她们像男子一样穿长袍。当时的报纸记载道,“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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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剑天涯,指点江山,把自己打扮成先生的模样。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一位友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身穿一件玄青色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鉴湖女侠,不愧于女中豪杰的称号,一身旗袍穿出侠客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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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相对比革命家的豪迈,更多民国女子选择旗袍,是为了追求个性美。摆脱束胸裹腹的尴尬,重拾女性身姿曲线。这一时期的时尚风向,由十里洋场的摩登女郎、交际名媛主导,她们在旗袍上的标新立异,立即引发了上海滩的趋之若鹜。从达官显贵到学生女工,旗袍成为交际场所、外交活动的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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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衽开襟、立领盘纽,摆侧开叉、衣身连袖,旗袍的式样以此为基础。上世纪20年代的旗袍,仍然没有摆脱宽大平直的风格,只是肩、腰处瘦身。“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进入到30-40年代,旗袍进入黄金发展期。寻求解放、简洁大方,色调淡雅,自然知性。那个年代的女学生,用自己的青春活力,引领新一轮的时尚风气。

文化底蕴,女子最爱

说起旗袍的忠实粉丝,我们的脑海里立即出现两个女性——宋美龄和张爱玲。一个是叱咤风云的第一夫人,一个是风华绝代的女作家。她们把对旗袍的爱,完全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宋美龄一生穿过多少旗袍无法统计,她的超大型衣柜,就是世界最大的旗袍储藏室。张爱玲 的风格多是苍凉嗟叹,唯独对旗袍的钟爱,贯穿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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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民国的权势中心,宋美龄一生中收到过很多绫罗绸缎,而她也绝不浪费——把美丽的绸缎编织成更合体的旗袍。据她的裁缝师傅回忆,“几乎每天都在不停赶工,为宋美龄制作旗袍,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夫人对旗袍的爱,甚至让蒋公爱屋及乌,给儿子 下达了“儿媳妇不穿旗袍,拒绝见面”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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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中走来,再还给小说的张爱玲。活的寂寞、死的寂寞,把风韵犹存的大上海告诉世人。笔尖触动女性,透视女子艰辛,形象、细腻、精致、可爱,把自己对艺术的品味,寄托于最爱的旗袍。春秋季喜欢穿低领、束腰带的“旗袍裙”;夏季喜欢穿无领、短袖、衣长至膝盖的风凉旗袍。不同季节,切换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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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曾说,“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对旗袍的爱,已经深入骨髓。追求独立的人格,不做男人的附庸,旗袍俨然成为精神的象征。与张爱玲一样的奇女子,还有阮玲玉、林徽因、萧红等人,她们的出现,经常是伴着一袭旗袍,娉婷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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