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江大河》尚在热播，编剧唐尧已经完成了第二部的项目大纲。在第二部的剧情中，他写到“邓小平去世后宋季山在院子里祭奠”，突然控制不住，落下泪来。“小平去世时，我正在备战高考，听着广播里的追悼词走神，觉得这位政治人物离自己有十万八千里。现在我40岁了，再面对这个时刻，理解了18岁的自己未能体会到的那份意义：这位伟人定义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一个国家。”
在面对编剧唐尧、主演王凯时，《环球人物》记者原本以为会听到更多关于这部剧的台前幕后，但没想到的是，类似上述这样的讲解却频繁出现。大概他们经历的不仅是一部剧的创作、一个角色的塑造，更是与之同行的时代。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高考吧？”王凯突然发问，很快又自己给了答案，“6月，夏季。但是在1977年，曾进行了一次冬季高考。” 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全中国有570多万考生参加，录取比例为21：1，成为高考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仅仅隔了半年，在1978年的那个夏季，又举行了一次高考，这就是宋运辉参加的那次考试。
由王凯饰演的宋运辉，是改革开放后国营经济的代表。
王凯看过一组恢复高考后的考生照片：有青年人、中年人，还有很多夫妻考生、父子同学。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对知识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对机会和机遇的渴望”。
1977年，湘潭钢铁厂年轻的工人熊晓鸽，为了参加高考，向单位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以拼命三郎的方式”重捡阔别多年的课本；与此同时，18岁的冯仑看完母亲用蜡版复印的资料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而快30岁的辽宁锦州铁路局工人马蔚华，顶着周围人不理解的眼光，执意参加1978年的高考……他们的渴望，同样凝结在宋运辉的眼底。
“第一集我写了3天。写之前，所有人都没底，包括孔（笙）导、黄（伟）导和我自己。但那场戏一写完，我就知道，成了。”唐尧口中的“那场戏”，是宋运辉考了全县第一，却因家庭成分不好，被阻提交政审材料，于是他跑到镇革命委员会向李主任问情况。“宋运辉第一集的台词，剧本中没转过行，全是短句。因为这个孩子非常内敛，不太会说话，连姐姐宋运萍都说他胆子小。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孩子，孤独地面对强大的机关，身上所有的骄傲、恐惧、脆弱都爆发出来，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倔强地在烈日下，一遍遍地背诵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关于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条：一是重在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不管出身什么家庭，只要爱党、爱国家，本人遵纪守法就行。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一百遍不行，他就背一百零一遍；一千遍不行，他就背一千零一遍。这不是一个神经质的表达，而是在那一刻，这就是他唯一的依靠。”最终，李主任同意把材料送到县里，宋运辉争取到了上大学的机会。
编剧唐尧。为了创作剧本，他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
“单纯、固执、执着”，王凯用这3个词来形容宋运辉的性格。在乡下插队时，宋运辉每天除了养猪就是读书备考，上了大学一心学习、进步，进了工厂则孜孜不倦地钻研技术。他心思单纯，做起事来心无旁骛，被同事打趣是“累不死的宋运辉”。
“宋运辉不是天才，但能日拱一卒，看准一个目标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也许每一天的进步没有很大，但永远在前进，永无止境。他是能拿勺子挖穿地球的人。” 在唐尧看来，恰是这股韧劲儿，让宋运辉从成分不好的“小豆芽菜”奋斗为国企改革的中坚力量和先行者。
由杨烁饰演的雷东宝，是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的代表。
在《大江大河》中，与宋运辉共同勾画出1978年后中国经济变革时代图景的，还有集体经济的代表雷东宝和个体经济的代表杨巡——现实中小岗村在搞包干、华西村在办企业，剧里退伍军人雷东宝靠着一股“敢”劲儿，带着村民先分地、后办企业；现实中没有“铁饭碗”的“社会人口”汇集成了北京做生意的“浙江村”，剧里无路可走的杨巡则决定孤身去东北闯一闯。
由董子健饰演的杨巡，是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的代表。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宣读了100位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人员的名单。唐尧在家看了直播，100个名字被一一介绍，其中很多位都让他有熟人相见的感觉，“宋运辉、雷东宝、杨巡身上有他们的影子，比如张瑞敏、刘永好、鲁冠球、南存辉……”
时代机遇与个人选择的交织，贯穿整部《大江大河》。“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这应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我愿意做一个矢志前行的逐梦人，志之所趋，不可阻挡。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这是宋运辉在剧中的自白，亦是那一代改革者共同的心声。
“坚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三个主要叙事人物中，毋庸置疑，凯凯是最感动我的。”
“您是说宋运辉？”
“抱歉，我叫错了。”
这不是唐尧第一次叫错，“王凯”或者“宋运辉”，在他心里已经成了一个人。
《大江大河》的主创都认为王凯和宋运辉的某些特质十分贴近。大学时，王凯曾坐在闹哄哄的篮球场边琢磨自己的表演作业，有老师看见了，就问他“周围乱不乱”，王凯摇头，“我心不乱”。而宋运辉恰好也是一个“外界环境很嘈杂的时候也可以保持安静的人”。
为了向宋运辉营养不良、土气十足的形象靠近，王凯提前留长头发，瘦到身上都是一根根“排骨”，但眼神依旧明亮。“我查了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的资料，又询问了家里的长辈。我最难忘的是，他们讲述时眼中闪着光芒。”
这样的光芒唐尧也发现了。“我看了大量七八十年代的影像资料，那时的人穿着很寒酸，大部分人看上去营养不良，40岁就长得像现在的60岁。我有时会代入去想象，如果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工人，一个月挣36块8毛4，能忍受吗？我想不出来，但看到他们，就觉得心里踏实。他们坚信这个月挣36块，明年就能每个月挣48块。他们坚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在4个多月的拍摄期里，《大江大河》剧组辗转数十个地点取景，1：1搭建实景，美术费用超出正常电视剧的两倍以上，仅置景木工就有200多位。孔笙对细节的真实讲究到了极致。墙上的标语要随着时代变迁：1978年底前以打倒“四人帮”为主；1979年有了宣传联产承包制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等到1983年就出现了“只生一个好”。
导演孔笙在拍摄现场。他非常在意细节的真实。
“其实这些是很容易混淆的。它们都出现在那个历史时期之中，但谁前谁后，就很容易搭错。孔导有一个特点，我剧本里出现任何一个东西，他都要砸实了。这个标语是哪年的？这句口号是哪年的？这件事是哪年的？”唐尧有过一个设计：宋运辉的室友寻建祥感情受挫，回屋让宋运辉给他放《光阴的故事》；后来寻建祥入狱又出狱，来找宋运辉借钱，宋运辉开车送他时，经过他俩住过的宿舍楼，又放了《光阴的故事》。孔笙看了剧本，说：“挺好的，但《光阴的故事》就不要了。”唐尧问：“那你说放什么？”“放《啊，朋友再见》！我们那时候听的是这个。”如今在剧中，寻建祥听着“侵略者闯进我家乡”哀悼自己的爱情。
在制片人侯鸿亮眼里，《大江大河》对于所有主创团队都是特别的。“和我们过去拍的剧不一样。《大江大河》的创作不仅是我们对于团队20多年现实题材创作经验的一次总结，也是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同龄人，站在中国以新兴大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临界线上，对这个时代最深切的感同身受。”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宽容与优待”
《大江大河》第一部结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宋运辉30岁的时候。对于1982年出生的王凯来说，那时的记忆已经模糊，只能隐约记得家里的一些家具和摆件。这种陌生固然带给王凯理解时代的障碍，但也让他有机会重新审视当下的人生。
王凯进入娱乐圈的路并不顺利。他出身普通家庭，从小喜欢表演，原本想考艺校，却在父母的坚决反对之下，接下了父亲在新华书店的“铁饭碗”。安稳却乏味的工作始终无法让王凯忘掉自己的演员梦。他不用像上学时再受父母管制，便利用这个机会参加了很多电视台的活动。最终他偷偷辞去工作，只身前往北京，并顺利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演员王凯
这段经历曾让王凯感慨，自己“是一个敢于放弃很多东西的人”。但如今再谈及此，他选择了一个更平和的表述：“人生就像一条路，有很多小的岔口，我并不后悔自己做的每一次选择。相比宋运辉一次选择就可能代表了这一生的命运，我能够自由选择的权利更多、空间更大。我是幸运的，没有后悔。”
唐尧比王凯大4岁，还留有关于那个时代贫困的印象：每顿只有一个带点荤的菜，一年才能买一身新衣服，买东西得凭票。小学时，他没了零花钱，就偷家里粮票，拿去卖给票贩子。对他来说，家里那堆粮票就是小金矿。“粮票取消时，我听到父母议论，不太懂，但隐隐知道，将来买东西，都不再用一张票据来控制了。如今回头看，这意味着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供应，人们可以按照各自的需求、购买力，去填充生活。社会从千人一面开始走向多样选择。”
在成为编剧前，唐尧转过很多行当，做过财经记者，也在电视台里担任过教育、生活、娱乐等节目的编导。“我年轻时很冲动，动不动就跟领导掀桌子，然后辞职，再换个工作。当年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可能吗？他们的试错成本之高，是会把命赔进去的。但正因为有了这些改革先行者，才成就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宽容与优待，让我们能不断犯错、试错。”
唐尧把自己的某种情绪藏在了《大江大河》的一个情节里：雷东宝带领乡亲分地和建砖厂的事，被人一状告到了公社，老书记都被人抓走了。雷东宝带着人一路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去县里见县长。县长接待了雷东宝，在听了他的致富思路后，表示了认可和支持。雷东宝从县政府走出来，带着大伙儿又喊了一遍口号：农民过上好日子，感谢县委县政府；四项基本原则做指引，三中全会放光芒！
“我让雷东宝去时是喊口号，出来时却是发自肺腑地说了那4句话。就像我当初接下《大江大河》的编剧工作，最初只是当作一个活儿，但以此为契机，有了重新审视这40年的机会。创作这部剧时，我跟孔导经常感慨：这真是翻天覆地、彻底改变中国面貌的40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大江大河》是我们向时代的致敬。”唐尧郑重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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