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文化周刊“国风堂”栏目的《从<疫鉴>说开去》一文中提到，据相关资料，中国历史上曾经爆发数十次规模庞大的瘟疫，使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而单就唐代289年的历史来看，相关记载颇为有限且非常零散因此学者们多认为唐代疫病发生次数较少，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唐诗十大难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唐诗十大难度
3月20日文化周刊“国风堂”栏目的《从<疫鉴>说开去》一文中提到，据相关资料，中国历史上曾经爆发数十次规模庞大的瘟疫，使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而单就唐代289年的历史来看，相关记载颇为有限且非常零散。因此学者们多认为唐代疫病发生次数较少。
事实上,史书记载虽少,但疫情在百科全书式的唐诗中却有丰富的记录。有数十位诗人写下了与疫病相关诗歌，他们有骆宾王、宋之问、沈期、张说、张九龄、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杜甫、高适、韩愈、白居易、许棠、张乔等等，他们生活的时间跨度横贯了整个唐朝的历史,这足以证明疫病始终是伴随着有唐一代的。
据统计，仅《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中，就有三百多首关于抵御瘟疫的诗歌，这些诗歌既是当时现实历史的影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重要的治病抗疫的记录，有不少的良方或许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生存繁衍至今的历史，既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与大自然抗争获取生存资料并获得发展机会的历史，也是一部与天灾疾病抗争并战胜各种灾难的历史。相比前者，后者往往使人类陷入悲伤绝望的境地，像泛滥肆虐的瘟疫就曾多少次将人类逼入绝境，但是，人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并不屈从于命运，而是选择抗争，积极寻求制服瘟疫的药物和良方，最终摆脱了困境。
唐代疫病风俗和救治方式
唐朝人延续了秦汉以前的疫鬼思想。即把疫病产生的原因归为“有鬼行疾也”。李商隐就有诗曰“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其实这种疫鬼思想，较早出现在《汉官旧仪·补遗》中：“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一居若水，是为魍魉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瓯臾，善惊人小儿。”另外，《五礼通考》《论衡》《文昌集录》《古今事文类聚》《山堂肆考》《搜神记》等书中均录有此事，可见疫病为鬼行疾的说法在古代流传十分广泛，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解释疫病的观点，唐人亦不例外，而且对风俗习惯、宗教发展，甚至是医疗手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风俗最能体现当时人们的思想，而疫鬼观念对唐风俗的直接表现就是驱傩——一种节日驱除疫鬼的仪式。唐代诗人姚合在《除夜二首》中就有“烛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的诗句。另外在《赠胡将军》(王建)《弦歌行》(孟郊)《除夜酬乐天》（元稹）《除夜作》(薛能)等作品中也有关于节日驱傩的记载。尤其是孟郊的《弦歌行》，更是形象地介绍了唐朝傩舞的表演形式，“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暗中崒崒拽茅鞭，倮足朱裈行戚戚。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可见，唐人非常重视除夕驱傩去疫鬼。
疫鬼观念反映了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对疫病的畏惧，一些宗教就开始利用人们对疫病的恐惧心理，做诗来传播其宗教思想，如《六十甲子歌》。这首诗来自杜光庭作序文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这本经书受谶纬与佛教劫运思想影响，描写了“西晋之末，中原乱罹,饥馑既臻,瘟疠乃作”的惨状，六十甲子的劫末之岁，人们会遭受各种妖魔恶鬼、水旱兵灾之苦。唯有遵奉道教，诵读道经，方可驱除灾难，是道教洞渊派的经典著作。《六十甲子歌》秉承了这一思想，杜撰了六十年一个甲子，蝗疫横生，旱灾频仍的乱世场景。借此“示后人，冀显灾福之年，早祈于灵佑”的。而道士利用画符、念咒等手段也成为唐代以后驱除疫病的主体。
唐代疫病救治方法较杂乱。药物治疗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中提到“药物防瘴疠”的做法，但由于服药备瘴“瘴久药难制”（《遣病十首》元稹），药物治疗疗效有时并不是十分理想。在疫鬼观念的影响下,唐朝人往往医巫并重,而且有时更是以巫为主。
另外，从唐太医署的设置来看，“其属有四：一曰医师，二曰针师，三曰按摩师，四曰咒禁师。”既然是太医署设置的，可见这也是被官方所采用的。据《新唐书·百官志》，朝廷设立“咒禁博士”，其职责“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斋戒以受戒焉”，所以说疫鬼观念不仅对唐代普通医生，而且对官方医疗救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唐人对疫病产生原因认识不清，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迷信思想，桃枝、铁镜也具有了驱邪避鬼消除瘟疫的效果，如“插桃销瘴疠”(张子容《乐城岁日赠孟浩然》)；有人认为镔铁做的镜子可以祛除疫病“魅孽当前惊破胆，服之疫疠莫能犯。”（《唐武德祷雨辟邪镔铁镜铭》)。也有通过占卜预测疫病的，如唐末易静有《兵要望江南》，凡721首,占行军吉凶。诗中通过占雾、占日、占蛇、占鸟预测疫病发生。当然《兵要望江南》里面还有一些积极的内容，首先它反映了唐朝人认识到自然地理条件、气候因素和疫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且诗歌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记录了治疗霍乱及其它疾病的方法，如“人霍乱，吐泻有方高。生姜二两须炮过，芭蕉一两去皮熬，五两大黄烧。”(《兵要望江南·医方第二十九》)。这些在史书记载中是很少看到的。
唐代疫病的主要类型
《新唐书》及其它史书的记录仅仅是一些较大规模的疫病,其实小规模疫病在唐代亦不少见，唐诗中就记录了一些小范围地区性疫病，如韩愈在做阳山县令时，就曾亲眼目睹了当地疫病发生后出现的“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的惨状。这些诗歌不仅是诗人们用诗这种当时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来记录其生活区域疫病流行情况，而且还反映了疫病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影响，是我们深入了解唐代疫病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将从唐诗中搜取一些材料，对唐代传染病的流行试做初步分析。
唐诗中描写的传染病以瘴疠为主，瘴疠亦作“瘴厉”，是指受瘴气感染而引发的疾病，通常是指现在所说的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唐代的许多首诗歌都提到了这种瘴病。骆宾王、辛常伯的《杂曲歌辞·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中提到“三春边地风光少，五月泸中瘴疠多”，这是剑南道瘴病流行的记载；沈期在《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中提到“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这里的岭指的就是大庾岭，这说明五岭一带的瘴疠横行；在《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中孟浩然提到“才子谪长沙，长沙饶瘴疠”，是说江南西道的谭州多传染病；在《送郑侍御谪闽中》中高适提到“闽中我旧过，南天瘴疠和。”这是在江南东道闽中地区一带流行的记录。
可见瘴病在南方的大多数地区广为流行，特别是疟疾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传染病。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如杜甫、元稹、韩愈、温庭筠都曾先后感染。杜甫不幸身患疟疾,在《寄薛三郎中》中说自己“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春。”还描写了自己患病的情景，“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元稹也感染过疟疾,在《酬乐天寄生衣》等多首诗歌中也屡有提及。另外韩愈在《忆昨行和张十一》中，温庭筠在《夏中病痁作》中，也都提到了自己患病时的情景。从这些诗歌的频繁记载中,可见瘴病尤其是疟疾是唐代主要的传染病。诗人在诗歌中描述自己患病的情景,也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一般身染疟疾患者的主要病症，如冷热相继“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遇王倚饮赠歌》)；身体瘦弱、腹胀。“胀腹看成鼓，羸形渐比柴。道情忧易适，温瘴气难排”（《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患者脸色发黄“瘴染面如檗”（李群玉《湘阴县送迁客北归》），檗也就是黄檗，茎可制黄色染料。
总之，通过对唐诗中疫病记载的分析，不仅可以拓宽唐代疫病的史料范围，为我们深入了解唐代疫病的种类、传播途径、传播源提供基础材料，而且为探索疫病发生的规律、疫病与社会人文背景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韩愈《谴疟鬼》赏读
先来看看韩愈《谴疟鬼》原诗：
屑屑水帝魂，谢谢无馀辉。
如何不肖子，尚奋疟鬼威。
乘秋作寒热，翁妪所骂讥。
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
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
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
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
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
咨汝之胄出，门户何巍巍。
祖轩而父顼，未沫于前徽。
不修其操行，贱薄似汝稀。
岂不忝厥祖，靦然不知归。
湛湛江水清，归居安汝妃。
清波为裳衣，白石为门畿。
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
降集随九歌，饮芳而食菲。
赠汝以好辞，咄汝去莫违。
这首诗的主旨是一个“谴”字，既包含严厉的谴责，也包含遣送回家之意。全诗共34句，前32句分成四层，每一层八句，分别描写“疟鬼”肆虐的情景、病疫救治的方式、追溯疟鬼家世让其汗颜、劝告疟鬼回家过正常生活等四个方面，最后两句以长者身份嘱咐疟鬼要听话，快速回家不要迟疑。
韩愈这首诗构造了一个真幻交织的神话世界。先看前八句，从水帝的叹息忧虑写起，说明疟鬼是违背家父的教导，独自祸害人间的，一下子将疟鬼置于违背天伦常道的悖逆地位，表达了作者鲜明的倾向性，接着展开疟鬼发威为祸的令人作呕的场景：它趁着夏秋换季作威作福，使人们寒热失调，遭到老翁老妪的咒骂仍然不知收敛，竟然在病人痛苦万状的上吐下泻中肆意求食，不避污秽恶臭，恬不知耻。
《黄帝内经·素问·疟论》从阴阳交错的原理上指出这种传染病的根源是：“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慄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古人并不知道疟疾的病因是由蚊子叮咬导致的疟原虫感染，单纯从阴阳失调来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显然缺乏科学依据。
对这种疟鬼，怎么对付呢？韩愈接着通过医师、灸师、诅师、符师的描写，呈现当日治疗疟疾的方法，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具有民俗学的意义。
首先看医师用药，所谓的“百毒”，应该是各种清热疏表的汤剂，中医认为夏天人们体内积聚了很多内热，当邪气压制正气的时候，就会寒热失调，所以要用清热祛毒的药物来扶持正气，驱逐邪气，这在今天还是被中医广泛采用，可惜韩愈没有将药方留下来（按：现代中医将疟疾导致的寒热分为“热盛寒微”和“寒盛热微”两种，前者可用“白虎桂枝汤”清热疏表，后者则用“柴胡桂姜汤”来辛温祛邪），不免遗憾。
其次，是灸师用艾叶熏炙治疗，据《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介绍，治疗疟疾的有效方法是“灸焫”，就是火烧艾叶熏烤的意思。韩愈用“酷若猎火围”的夸张描写，写出了灸师用“艾炷”的盛大场面，颇似轰轰烈烈的围猎一般，用艾叶燃烧的火光和浓烟将疟鬼团团围住，以图剿灭。疟疾多爆发于长江流域，这一带盛行用艾叶辟邪的民俗。
第三，就是诅师上场，这当然是迷信活动，但是在巫文化盛行的荆楚大地，人民相信巫术有深厚的传统，屈原的《楚辞》就记录了很多巫术的场面，韩愈这样写，既是历史真实影像的记录，也有楚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咒师用恶毒的语言诅咒疟鬼，达到“霹雳飞”的猛厉程度，虽然有点荒唐，但病人在咒师的诅咒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安慰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对病情的控制具有精神慰藉的作用。
最后是更为荒唐的符师用画符的方法，在病人家的门楣上贴上驱逐疟鬼的咒符，《后汉书·方术传》中有“麴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的记载，画符驱鬼也是楚地盛行的道教文化特色，既然要驱逐疟鬼，当然所有的方法都要用上，韩愈描写符师舞刀弄笔“丹墨交横挥”的情景，既表现人们对疟鬼的深仇大恨，也表现荆楚巫道文化的民俗特色。当然，从今天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四种方法，前两者还具有一定的价值，后两者则要摒弃，因为其中并无科学依据。
在大声谴责之后，诗歌再转入微波涟漪的余澜，忽然以谆谆告诫的口吻对疟鬼加以规劝：那湛蓝清澈的江水之中，才是你安居乐业之家，家里还有妃子在等着呢，你应该以清波为裳衣，用白石为门扉，呼吸明月光辉下的清新空气，手里擎着芙蓉的旗帜，随着人们祭祀的歌声而来到人间，接受人们献上的玉液琼浆和馥郁芬芳的美食。
这也表明韩愈并没有表达将疟鬼消灭殆尽的意图，只是将其遣送归家，让其过上正常的神的生活，不要来祸害人间，表达了人神和谐共处的意愿。
透过诗歌看唐人的疫病观
韩愈是建构儒家道统说的一代巨儒，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观念，儒家最重要的思想皆围绕一个“礼”字，即力图建构一种符合天道的宇宙秩序。《礼记·郊特牲·伊耆氏蜡辞》中的祷辞说：“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古人面对洪水泛滥、泥土流失、蝗虫灾害时的愿望，表达了对宇宙恢复原始秩序的愿望，即希望宇宙世界处于一种和谐的秩序之中。
韩愈生活于安史之乱后的混乱时代，对礼乐秩序的建构更为迫切。按照一般的意义来理解，既然疟鬼这样穷凶极恶，理应像对待佛老那样“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禁绝异端，或者像对待危害人间的鳄鱼那样，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而这首诗中，韩愈却表现得温文尔雅，在痛责声讨疟鬼之后，并没有将其聚族歼灭的意图，而是好言规劝其回到原来的家中，颇似后来《西游记》中天上的某位神仙的坐骑或手下偷偷来到人间作祟，后来被天帝收回到天上，人间顿时恢复原来秩序的那种图景。
这在韩愈看来，疟鬼就是一时不遵家训来祸害人间的神，只要回归原来的家中，宇宙会重新回归天道秩序之中。其中或许含有对当时藩镇为祸为害的某种寓意，但我认为：韩愈的内心深处是渴望回到正常宇宙秩序中的，因为疟鬼在长江流域作祟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荆楚民间也都有每年祛除疟鬼的风俗，在没有疟鬼的时期则是风调雨顺、和乐安康的朗朗乾坤。
这首诗只是唐代众多关于抵御瘟疫作品的一个代表，体现了唐人面对瘟疫泛滥的重要观念：人类与疟鬼应该和谐共存。如果联系当今社会上高传染性致命病毒流行的状况，像很多野生动物，本身是很多病毒的宿主，但它们生活在风景秀丽的深山岩洞之中，与人们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人要懂得这种“和睦”的价值，不去破坏它。而一旦人们的某种欲望肆意膨胀，要么贪食野生动物，或者侵占其领地，就会破坏人与大自然共生的和谐环境。即使是出于人类发展需要而有计划地对大自然进行改变，也必须对这种改变可能对生态和谐的影响进行科学审慎的评估，决不能导致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在1000多年前的《谴疟鬼》中是给过我们启迪的。
本文写作参考了艾江涛：《我们如何重读唐诗》；闵祥鹏：《唐诗中的瘟疫》；吴振华《我们该如何面对新冠病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