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上古时代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个部落可能会迁徙几千里外，深入其他部族活动的地区建立国家，而且还能够长期存在下来。例如，商朝的后裔箕子到辽东一带建立了朝鲜国，周国吴太伯能够到长江以南建立吴国，而蜀国灭亡后，其王子则带领部族南迁到了越南，在越南建立瓯雒国，楚国将军能够在云南建立滇国。这些事迹在现在的人们看来完全就是一个传说，但是又并非空穴来风。那么，这种远距离的迁徙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上古的迁徙模式在上古时代，各部族的生产力水平都十分有限，即使是农耕民族，也很可能处于不断的迁徙之中，因此早期中原各国、各族都十分不稳定。夏和商朝都多次迁徙都城，夏朝迁徙了十一次，商朝迁徙了九次，直到盘庚迁都殷之后，国家才得以稳定下来。可以说，在盘庚之前的王朝也好、国家也好，那都是一种部落联盟式的国家。
商朝的迁徙
在部落时代，土地所有权的概念是非常渺茫的。当时的部族只会将土地视为自己的暂住之地，并未视为永居之地，因而对土地的占据欲望是很低的。各部落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居住，形成一种交错分布的复杂状态。例如在春秋时期，晋国为了扩张疆域，就向赤狄提供财物以交换赤狄活动的地区，赤狄还未进入国家状态，因而请示土地，重视财物，于是就让出大片土地给晋国，自己则转移到黄河下游。
同样，在同一块地区，如果有新迁徙来的部落，大家也不会贸然发动进攻，更多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后来的游牧民族就经常处于这种状态中，毕竟大家不会将土地视为财富，而是将牛羊视为财富。而当时的人口很少，即使在中原也算是地广人稀了。
上古部落的岩画
部落迁徙后，往往不会因为土地争夺而发生战争，反而是商业纠纷、血亲复仇而发生战争的比较多。例如商人原本居住在东北，后来迁徙到华北平原，用塞外的牛羊来和中原各部落进行交易。后来有易氏抢夺了商人的牛羊，杀了商人领袖王亥，于是商人就对有易氏发动战争。
直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土地尚未开发完毕。西周分封，也不过是将子弟分分封到东方的各个据点，也就是分封形成了一个个“殖民”据点，一个个军事城堡，他们被称为“邑”。而诸侯国又不断分封卿大夫到周边的邑，形成更多的据点。在邑与邑之间，存在大量的无主之地，各个部族都可以在这些土地上迁徙、停留，或者开发。到春秋时期，这些土地依然没有完全被分割。
西周分封，并非分封一片土地，而是分封出一个个据点
西周时期的分封，也可以理解为周人的大迁徙运动，他们大规模地从关中迁徙到关东，到华北平原建设据点，开发土地，形成了100多个诸侯国。而邑周边常住的居民，往往被称为“野人”，意思就是化外之民，没有国民资格。而居住在城内的就是“国人”，他们必须当兵，“执干戈以卫社稷”，时刻准备保卫据点。
当然，据点周边的部落也可能因为受到国人的军事威胁而被迫选择臣服，他们可能会向采邑进贡，以寻求安全上的保障，这就是中国古代进贡的来源。夏商周有所谓的“五服”，以国度为中心，以五百里为一个范围，画五个同心圆，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每个地区进贡的数量不同，也说明据点的控制力由近到远较弱，《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当然，这种五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
二，中原古国向外迁徙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地的开发，国家的土地意识会不断增强。因此，到了后期，就基本不可能出现远距离迁徙建国的现象了。不过，每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是不同，在中原已经进入了国家时代时，南方许多地区还处于原始的状态。加上南方地区地广人稀，那中原部族向南方迁徙建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在夏商之际，楚人祖先因为受到商朝的逼迫，被迫迁徙到了江汉一带，从而开始了楚国祖先披荆斩棘，开发荆楚大地的辉煌历史。但是楚国开发南方，只是一个例子罢了。据说夏朝的一个支系就被少康分封到会稽一带，后来他的后裔在会稽建立了越国。如果是分封，则夏朝势力不可能深入江南，但是用民族迁徙来解释则比较合理。大禹时代的会稽，当在淮北一带才合理。后来夏朝灭亡，其残余势力南迁，其中会稽一支则迁徙到了江南，最终建立了越国。
上古时代的几支部族迁徙活动
商朝灭亡时，商朝的一支在箕子的带领下迁徙到了辽东。箕子被视为商末三贤之一，他的封地最早在山西。商朝灭亡后，东方遍地都是西周的“殖民据点”，而殷国附近更是安排了“三监”，商部族的事业艰辛。于是他带领自己属民，迁徙到了东北，建立了朝鲜，史称“箕子朝鲜”。
吴国，据说是吴太伯后裔建立的国家。根据《史记》记载，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公亶父宠爱季历的儿子昌，准备传位给昌。于是太伯、仲雍迁徙到了江南一带，他们的后裔建立了吴国。当然，他们不可能孤身前往江南，而是带领自己的大家族一起前去的，因此才能在江南安身立命。
宜侯夨簋：见证吴国被分封的历史
战国后期，楚国将领庄蹻远征西南，征服了夜郎，一直到达了滇国。可是后来秦国攻陷黔中、巫山，楚军无法东归，于是他们就在滇池一带建立了一个滇国。滇国的控制范围很小，然而却能够制造出精美的青铜器，这很可能就是楚人将青铜文明带到了云贵高原。
而秦国攻破蜀国后，蜀开明王朝王子泮带领家族迁徙到了红河三角洲，在此建立了瓯雒国。这件事原本只是认为是传说，但是后来却被考古学所支持。
三星堆式的玉璋也发现于红河三角洲
以上的迁徙建国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从先进的文明地区，迁徙到了尚未出现文明的地区。只有这些，迁徙建国才能够实现。而且，当他们迁徙到了落后地区后，他们先进的生产力会在当地脱颖而出。周边的部族会因此接受其领导，加快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种远距离的迁徙建国运动是有利于文明的传播，有利于中原周边地区的开发的。
三，华夏化还是夷化？文明的双向交流一个地区迁徙来了一个新的部族，他们是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还是入乡随俗，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呢？孔子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大概意思就是夷狄迁入中原，则要华夏化，而华夏族迁到蛮夷地区，则接受蛮夷的文化习俗。这句话讲了一个入乡随俗的道理。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周初齐国和鲁国治国理念的差异。姜太公治齐，五个月就向周公汇报，“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而伯禽三年才向周公汇报，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周公意识到齐国是入乡随俗，因而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也预感到入乡随俗的齐国可能会强大起来。
断发文身
《史记》同样记载了吴太伯进入了蛮夷之地后，实行“文身断发”，这种文身断发的习俗，恰恰是百越民族的习俗。这种入乡随俗的行为，让吴太伯能够和当地的越人打成一片，于是“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滇国也有类似的现象。滇国的青铜制造业非常发达，但是滇国的青铜器风格却和楚国风格大相径庭，而是充满了西南夷的特色，可见滇国早已融入了西南夷之中。蜀泮南迁后，其国号改为了“瓯雒”，瓯是百越之中的西瓯，雒则是百越之中的雒越，可见蜀泮是和百越融为了一体。
不过，文明的传播永远是双向的。例如，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之中，但是他们带领的先进技术、音乐艺术等却能够在中原流传下去。因此，这些迁到其他地区的民族，在入乡随俗的同时，也会将中原的先进技术带到当地，并保留一定的民族特色。例如，楚人迁徙到了南方，他们保留了崇拜鸟图腾的传统。
考古学者在江南一带发现了许多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中原特色，如鼎、簋、尊、卣、盘等，但是其造型和纹饰却带有南方百越特色，如其中的鼎主要是撇足鼎（越式鼎），青铜上的纹饰主要变形兽面纹、编织纹、锥刺纹、纠结草叶纹等，不见于中原地区。可见，吴越两地都出现了中原文明和百越习俗的融合。
吴越青铜剑
文明、文化的相互融合，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华夏认同。在春秋早期，楚、越等国还自称是蛮夷，和中原没有多少联系。但是到了春秋后期，两者都融入了华夏的大家庭，自称是华夏的一部分。到了战国时代，城与城的间隙地带基本被占领，郡县制得以推行，而原本在这里生活的“野人”也早已被“编户齐民”，纳入到了国家行政体系之中，如此则融为一体了。
正是这种民族上的大迁徙，大融合，造就了文化上的认同，最终为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