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印军
说起典当行，谁也不会想到，典当行竟然是从佛家的清净之地——寺院中衍生出来的。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寺院数量众多，实力雄厚，占有众多房舍、土地、金银，而百姓因战争日益贫穷，需要靠当东西度日，于是典当行就在“普度众生”的寺院里悄然而生了。到了唐代，典当行开始突破寺院的局限，走向街市，经营者也开始多元化，除了僧办之外，还有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典当行。
大同的典当行，是从宋代逐渐由专、兼营并立向专营发展的，之后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业，并且有了行规行会。自明中叶起，这里的典当行无论是从数量、资本方面，还是种类、业务方面说，都有十分显著的变化。到了清代以后，城内的典当行业更是空前发达，形成了民当、官当、皇当三足鼎立的局面。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要想富，开当铺”的民谚。皇室、官宦、商贾都蜂拥而上，竟相开设或投资当铺。据说光绪年间大买办商人胡光墉曾在大同开设有一家当铺分号，名叫“墉升当”。
解放前，大同曾有10多家当铺分布在老城的四大街八小巷，较为出名的有大北街的天济当（1940年7月仍在经营），皇城街的三和当（1948年6月仍在经营），东门老街的大兴当（1941年6月仍在经营）等。当年，当铺门脸上挂着一块诺大的“当”牌，人们大老远就能看到。当铺的柜台挺高，矮个当户往往是要把当物举过头顶才能探到里面伙计的手。小伙计接了东西要好一阵工夫才能回话。如果当户当的东西没价值，倒是很快会从柜台上扔出来，顺便来一句：“什么玩意儿，也敢进当铺”。
旧时当铺里的学徒要学很多东西，而且很“专业”。学写“当字”（这种字只有当铺内部的人才能辨认，外行人很难看懂），说行话、学识别货物的真假。学会之后，只能在当铺中当店伙，一生只能吃当铺饭，不能改行。
前几年，一位过去在当铺当过店伙的老大同告诉笔者，旧时当铺的商业“伎俩”层出不穷，有一些甚至成为约定俗成的行规。
比如，当铺不论收什么物品，一律写“破旧”字样。一般的衣服，件件都写“虫吃鼠咬”字样；一件崭新的皮袄，要写成“光板无毛”；一只金表，也要写成破铜表。这样做不但可以贬低典当物品的价值，而后还可以在典当物品于存储期间有所蚀损时搪塞当户。
又如，在当衣物坚持要高价，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时，当铺的伙计便用当户识别不出的方法在当户的物品上做记号，以暗示同行。其方法是：把上衣的一只袖子反叠，袖口朝下；裤子折三折。如是金货，就用试金石轻磨一下；如是金表，则将表盖微启一点儿。第二家当铺的伙计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所给的当价，就会与第一家差不了多少。如此这般，当户最后只得低价当出。
正是上述原因，一般老百姓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了，谁都不愿意进当铺。就是非进不可，也会悄悄去，最怕路上碰到熟人。要是让人看到进了当铺，知道的人多数再不会与其打交道，也瞧不起当物品的人啦！所以，一般当铺里终日不会有太多的人，但典当这一行图的是“三年不开张，开张顶三年”，就像古玩店一样。当年，每家当铺开具的当票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标志（就像如今的商标一样），不好仿效。就拿大同城较有名气的那几家当铺来说，大兴当的当票是一细长条，印有“大兴”的篆体标志；三和当的标志是3个红花瓣，当票是一张方贴；天济当的当票是一张粉颜色的小票，上面盖着天济当老板陈天济的印章。
旧时的典当业，反映出来封建时代商业欺诈和陋规劣俗的阴暗面，也是大众因而唾弃的直接原因。如今，一些旧时曾与当铺打过交道的老大同一回忆起来，每一个都有一些忍气吞声的往事要讲，他们所述说那个时代的悲凉，令我们更加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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