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津门发生一案，此案被《大公报》连续报道，一时间轰动津门，坊间称此案为“花花案”。
彼时尽管还是大清王朝时代，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大步迈进，天津已经成为东方最发达的城市，不但电灯、电话已经普及，还有电车供居民代步，这些新兴时髦的事物自然与租界有关联。自大清同治一朝，津门已经建成租界，最初有法、意、德三国，意大利人最先兴建电力，以至在同治朝，天津卫的老百姓已经见识到了西洋七彩电灯的奇观。光绪庚子之乱后，租界林立，其中又以日租界占地最多，各租界踊跃跟清廷合作，开设各类公司，给大清国带来屈辱的同时，也带来了科技和文明。
今天所说的这桩案子，就发生在意租界。当时，各租界纷纷招募华人巡捕，意租界也不例外。其中有个巡捕小头目，名叫胡庆梁，街面都管他叫胡四。此人原本是个街头无事由，后来在古北口当了一段时间的协防，回天津后在意租界谋了个巡捕的差事。他善于钻营，很快混成了小头目。因其长期盘剥欺压商户，故此十分遭人厌恶，送他一个绰号“胡臭儿”。
1908年5月29日的晚上，万籁俱寂，约摸凌晨两点左右，胡四偷偷潜入租界内一户储姓院内，对这家的儿媳妇储陈氏强行无礼。储陈氏不肯就范，跟其发生厮打，胡四将储陈氏手腕子咬下一块皮肉方能挣脱逃走。而储陈氏却将他头上“捕帽”的徽章扯了下来。
事发之后，储陈氏与家属到意国警署控告胡四，储陈氏出示了手腕上的伤口以及胡四帽子上的徽章。洋人认为这件事会使得意租界蒙羞，因此不予理会。随即，储陈氏家属将胡四入室无礼，意租界袒护胡四的事儿告诉了《大公报》（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大公报》将此事一经刊登，立即引发热议。由于胡四劣迹斑斑，经常欺压良善，于是意国租界内的商户联合天津商会，前往意国警署抗议，并联名控告胡四，坚决要求对胡四予以严惩。
意国警署迫于压力，只能暂时将胡四停职。储陈氏有理有据，坚决控告胡四，一纸诉状投到了天津司法局，司法局随即将此案转交审判厅。审判厅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一日，传讯胡四以及证人上堂对质。当日，津门各界代表四十余人前往听审，《大公报》全程记录，称“该捕者亦未免犯众怒之甚矣”。
转天，南段巡警局派出警员四人、印度巡捕一名，将胡四由意国警署再次带到审判厅审讯。一连庭审十天，最终有了定局，胡四对储陈氏强行无礼一事属实，但因储陈氏反抗而未遂，因此不予重判，判胡四“罚苦工五年”。
所谓“罚苦工”无非就是打扫街道卫生，不用坐牢，每天可以回家，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惩戒方式，也是效法了西方的法律而衍生。
其实这桩案子被如此关注，实际上并不是大家要为储陈氏伸张正义，而是借此事扳倒胡四。为将此事更大规模传播，给意租界制造压力，使其无力袒护胡四，商会拿钱给《大公报》要其连续报道，以至于街头巷尾无不议论此案。
由此可见，利用媒体做宣传并非现代人的专利，清朝人早就把这招玩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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