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新书
《去远方——父与子的跨国对话》，房向东、房家安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版
【名片】
房向东，1960年生，编辑，有《鲁迅这座山》《醉眼看人》等十多部作品行世。
●房向东
儿子留学德国时，我给他写了不少“家书”。我与儿子的“两地书”，父亲站在国内，儿子站在国外，信中对中西文化的很多差异进行分析，可以说是形象的中西文化对比的通俗读物。
信在博客发了十几篇，有一些报刊编辑看了，选用若干，读者有一定的反响。有出版社的编辑对我说，你何不将其编辑成书，这样“私人化的写作”，不是比那许多遵命文学、说教文学要有趣得多吗？于是，有了这本《去远方——父与子的跨国对话》。
显而易见的代沟
编书时，曾经征求儿子的意见，我说:“我把我们的通信，也来编一本书，让你爸赚点零花钱，如何？”儿子不置可否，“呵呵”傻笑，算是默许。
书出来了，我带一本回家，送给它的另一作者房家安即房多先生，他接过书，翻了翻，只看看封面，笑着还给我:“你保存吧。”
我说:“你不看看？”
他说了一句很沧桑的话:“往事不堪回首！”罢了，自己也笑了。
我想起若干儿子小时候的事。儿子读小学时，有一回，我把他的一篇写得还不错的作文改了改，给我们出版社办的少儿刊物。那时孩子还小，我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似乎也想让他有意外的惊喜。当刊物出来时，我呈送他“审阅”，他看了一眼他的作文，把刊物往桌子上一摔，生气道:“你干嘛呀！”跑进自己房间，“砰”一声把门重重关上，以示抗议。为了鼓励孩子，我还做错事了？后来想，也是啊，孩子虽然才读三年级，也有他个人意志，我至少应该事先征询他的意见。我还真是做了蠢事。
此后，我再不执滞于诸如此类的事。有时看他作文写得尚可，最多建议他投投稿，他全当耳边风。
房多先生的奇葩事
房多先生还有一件更为奇葩的事。大约是读小学五六年级时，一天，放学路上，他捡了十元钱。他先是想，钱要交给老师；走了十来米，觉得交给老师忒麻烦，老师如果在班上表扬，也是很不好意思的事。于是，他往回走，把这十元又扔在了老地方。当他对我说了这件事时，我忍俊不禁。扔了，为什么还要扔在老地方呢？这死心眼的傻儿子！
有一回，我把这事对班主任说了，班主任也觉得很有趣。在班课上，她问同学们，如果捡到十元钱应该怎么办，绝大部分同学都说要交给老师，也有的同学说，捡就捡了呗，不就是十元钱吗？老师问，有没有第三种答案，同学们都摇头。老师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就有第三种做法。于是，他不点名地把我儿子的作为对同学们说了，全班哄堂大笑。
最近，我重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想起鲁迅曾引《太平御览》中的故事，有一个人，有一回他到姐姐家里吃饭，吃完饭要将饭钱算给姐姐。姐姐自然不肯要，他出门后，就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哈，这就是“魏晋风度”？那我儿子也扔过钱，不经意间不也有了“魏晋风度”了？
房多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当爹的经常拍他的马屁却拍在马腿上，搞得老汉十分孤独，甚至有一点悲催。但是，儿子做的事、说的话总是对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读懂儿子不易，体会父亲也难。也不知道当儿子到了我这个岁数时，重读我和他之间的这些文字，会是什么滋味？
世界上没有同样的家书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即我和房多先生之“两地书”与《傅雷家书》和《亲爱的安德烈》的对比。《傅雷家书》离我们有点远了，作为散文读读可以，但所涉内容似乎与现在的孩子关系不大了。《亲爱的安德烈》是母子通信集，但安德烈是混血儿，生长在德国，不是留学生，没有太大的文化差异问题。傅雷和龙应台都是名人，名人自有名人效应，这是我和房多的“两地书”不可企及之处。
世界上没有一个同样的孩子。一样的，世界上也没有同样的家书。我俩的“两地书”，有更多的人间烟火味，更平民化，或许更容易让在异国他乡的孩子们接受？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可以骄傲地说，像我们父子这样能够如此对话的家庭，或也不多。我的很多朋友常常因为与儿女无法对话而烦恼，这本书的出版，应该对有的家长有所助益？应该会受到父母们的欢迎？
我的儿子或是魏晋人？然而，傅聪不是，安德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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