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品的总督如果升官能不能直接晋升正一品大学士？这是读者留下的一个问题，希望御史能写一篇相关的文章予以解答。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要说清楚来龙去脉，恐怕也是要颇费周章的。因为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总督升任大学士似在可与不可之间。当然说得更严谨一些，总督是不能直接升任大学士的。
总督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从一品清代官员晋升相比明代而言，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按布按阶循序而上，很少有滥提、乱提的现象。
通俗地讲就是官员升迁一定要逐级升任，特殊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正七品知县按例升任从五品散州知州或正六品京县知县，这是因为地方官制中，没有从六品的正印官。
总督的原品是正二品，因为加了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故而通常都称总督为从一品大员。
实际上在吏部的官方档案中，文职只有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被列入从一品的行列，各省总督被排除在外。
在从一品与正二品之间，总督另列一档，称“正二品加从一品衔”。同理，巡抚与各部侍郎也不在一个档次，称“从二品加正二品衔”。
所以从清代官制的层面而言，总督并不算是真正的从一品大员，地位略低于各部尚书。
这是因为，清代的加衔与原品是不能画等号的，加衔仅仅是为了加强权限而赋予的一种荣誉性的称号，原品之官员只能享受加衔品级部分的权力。
也就是说，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其目的仅仅为了节制辖区内的绿营，却不能履行兵部尚书的职责。用现在的话说，就好比是省部级干部享受副国级待遇。
《光绪会典》、《清史稿·职官志》中对官员晋升有严密的规定，每一个品级都有相应的岗位划分。比如从四品知府出缺，按例由御史、郎中、顺天府治中、盐运使运同、府同知、直隶州知州升任，其他岗位不在应升序列。
正一品大学士出缺，规定只有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可以开列请旨。
奇怪的是，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总督晋升，应该升任何职？这也证明，总督晋升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需要皇帝亲自来安排，故而吏部条例中没有列入。
总督晋升多为尚书总督乃封疆大吏，论权力地位不输各部尚书，甚至还能略占上风。从官员个人的角度来说，大多数人也更愿意出任总督而不愿在京为尚书，这是由清代的体制决定的。
更多时候，总督干得好都是平行调任，比如闽浙总督调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调直隶总督等等。
总督奉旨调至京城的情况也是常见的，一类是政绩十分突出且是皇帝认可的心腹重臣，这类总督属于重点培养对象，他们往往会在尚书任上中转，然后入阁拜相兼任军机大臣。
福康安、尹继善、陈宏谋等皆属此类，他们都有担任各部尚书的经历。
需要指出的，总督调任尚书，很少有在礼部、工部任职的。礼部尚书由于任职资格高，都是在京的翰林官担任；工部地位低主要负责工程一类，与总督的业务不匹配。
还有一类是年纪大或是政绩不突出、皇帝不太认可的总督，把他们放在地方确实不放心，但念在他们效力有年的份上，也会调至京城担任尚书。这类总督到了京城，无非是养老而已没有晋升空间。
雍正以前，外省总督虽然尊贵却也没有兼任大学士的特例。鄂尔泰是清代以总督兼任大学士第一人，他任云贵总督时推行改土归流很有成效，雍正帝令其兼任大学士。
乾隆朝以总督兼任大学士的案例稍微多一点，但直到道光时期总督兼任大学士的情况都不是常态。
道光以后总督兼大学士较为常见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后，大清王朝从原来的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外交事务逐渐与内政平行，地方督抚也因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道光晚年开始，不少总督兼任大学士头衔，像我们所熟知的两广总督琦善、叶名琛等，分别晋文渊阁、体仁阁大学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不断崛起，逐渐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领袖，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有功被封为侯、伯等高级爵位，他们在担任总督的同时，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之职。
不过晚清时期的内阁大学士，其含金量已不能与总督相提并论，朝廷授予总督大学士也仅仅是荣誉性的，锦上添花而已。但话又说回来，有总比没有强，李鸿章若是没有文华殿大学士一职，人们也就不会称呼他为“李中堂”了。
总结一下，理论上总督是不能直接晋升大学士的，必须在尚书任上过渡一段时间。晚清时期有特例，但总体来看总督很难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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