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文／刘江华
1911年10月10日夜，在武昌城隆隆枪炮声中，湖广总督署后花园，几名士兵正在紧张地用枪托敲掉花园后墙的泥巴，用刺刀撬松砖缝，再用枪托使劲砸向墙面。随着墙体的轰然倒塌，一行二三十人仓皇钻洞而出，护送着一名身着二品官服的中年人，匆匆跑向几百米外长江江面的一艘军舰……
这名中年人，就是48岁的湖广总督瑞澂，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一位弃城逃亡的清代督抚。
1863年出生的瑞澂是满洲正黄旗人，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琦善。
琦善29岁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河南巡抚，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指擅自同意将香港许予英国并同意通商，因此被免其两广总督之职，送至京城治罪，籍没家产。刑部定为当斩，道光皇帝念情开恩，改发浙江军营效力。琦善在道光末年竟能东山再起，再任巡抚、总督、协办大学士，1853年逝世后被咸丰追谥为太子太保。
并称“京城三恶少”祖父之外，瑞澂之父恭镗官至黑龙江将军，兄长瑞洵曾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均为一二品大员。官宦世家出身的瑞澂，少年时与众多八旗子弟一样纨绔成性，一度与劳子乔（大学士劳崇光之子，后为御史）、岑春煊（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后官至两广、四川总督）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登基后，念琦善之功，特准瑞澂入国子监读书。从此，瑞澂改过自新，在国子监刻苦读书，并最终如愿以偿步入官场。
1885年，22岁的瑞澂以贡生报捐笔帖式分发刑部行走，12月授督捕笔帖式，开始其京官生涯。有趣的是，当年琦善的官场第一步，即是16岁时以荫生的资格分发刑部。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显示，从1885年入刑部到1901年10月出任九江道，瑞澂的京官生涯共16年，大部分时间在刑部就职，短暂在神机营、户部、会典馆等当差。尽管曾有两次京察一等，但始终未获重用。1901年庚子事变，慈禧光绪西逃，瑞澂留守京城帮助善后并经奕劻推荐，终获外任。
1897年京察一等后，瑞澂与其他近百名四五品官员被引见。这其中，有宣统年间知名的冯汝骙（后官至江西巡抚）、那桐（后官至协办大学士）、瑞澂、宝棻（后官至河南巡抚）、庞鸿书（后官至贵州巡抚）等。4年过去了，当瑞澂被外放为四品的九江道时，那桐已为户部、礼部侍郎，官居二品；冯汝骙为山东青州府知府，宝棻为户部郎中，庞鸿书为直隶大名道。至于当年的“京城三恶少”中，岑春煊因为护驾有功已出任山西巡抚。也就是说，瑞澂的仕途属于同时代人的正常水平，并没有那桐、岑春煊那样的异数。
瑞澂在九江道上任职四年之久，是他外官生涯中任职最长的一段：他兴办新式学堂，建立九江商会，办理乐平、景德镇等处民变，力阻外国兵轮入鄱阳湖等，尤其着力于警政建设——设立九江警察总局，开江西风气之先。舆论赞其“内政外交咸能因应咸宜”。这些，也为瑞澂后来在上海推广警政张本。
长袖善舞的上海道1906年2月，瑞澂抵沪出任上海道，至1907年10月调补江西按察使，在沪任职时间约一年八个月。
上海道与天津道、宁波道等道台属于清时“最要”亦即最关键的职位，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一年零八个月，也是瑞澂为官生涯的亮点。这其中，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大力禁绝上海鸦片；对当下还有影响的，是推动创办了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而对他个人而言，在上海结识了犹太富商哈同，为其武昌起义后逃离武汉、避居上海张本。
1895年甲午战后，国内瓷器市场持续低迷，且有逐渐被外瓷攘夺之势。1896年正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建议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仿制西式瓷器。但由于资金筹集困难等因素，历经十年之久，仍未建成。1906年6月，受新任江西巡抚吴重憙委托，瓷业公司总办李嘉德赴上海招集商股。李嘉德抵上海后，即前往拜访曾在江西九江任职的上海道瑞澂。瑞澂主动承揽了瓷业公司招商事务，并先带头入股3万两。之后，他还找时任上海总商会总理曾铸、南通知名士绅张謇等入股。
身为上海道的瑞澂缘何要主动承担这分外任务呢？江西瓷业公司在1907年给农工商部申请注册的《禀文》中说，瑞澂担任九江道时，对瓷器正逐渐被外瓷所攘夺的现状颇为担忧，因此愿意襄助成立瓷业公司，助力振兴民族瓷业。
经过瑞澂积极牵线，江西瓷业公司于1908年5月正式开工生产。投产之初，公司还聘请名家参与瓷器绘制，并注重题材、技术、款式创新，一时间行销甚广。1910年，公司生产的瓷器参加南洋劝业会，获得头等奖，并多次在各国商埠赛会获得优等奖。
内忧外患之下，民族瓷业的发展之路并不顺遂：公司原拟筹股40万两，后来实收股本只有13万左右，其中就有瑞澂的3万两，可谓先天不足。投产当年的冬天，瓷业公司即面临资金短缺。瑞澂又介绍和担保向上海合盛元票号借银37000两；1910年，他还致电江西巡抚冯汝骙，请冯拨银资助。最后，冯汝骙同意拨银２万两——１万两入官股，１万两为放息之款。
此后，尽管经营一直萎靡不振，但瓷业公司始终艰难维持。1949年后，在原址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国营瓷厂——建国瓷业公司，后更名为景德镇市建国瓷厂。
如果说助建江西瓷业公司是分外之举，那禁限鸦片则是瑞澂的分内之事。1907年，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在中国同步减少国内鸦片生产的前提下，自1908年起，英属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数量每年递减10%，十年内禁绝印度非药用鸦片向中国（香港地区除外）的输入。继祖父琦善之后，瑞澂也与禁烟“结缘”。
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瑞澂在辖区内建立警察部队，将其用于禁绝鸦片。不想竟收到奇效，上海道内吸食、贩卖鸦片现象大为减少，而且在租界林立的上海竟未引发中外交涉。瑞澂此功绩令朝廷刮目相看。他也因此升任江西按察使，不久调任江苏布政使，官至从二品。
而据后来成为瑞澂续弦的廖克玉所述，出任上海道期间，在官面上积极禁烟的同时，私下里，瑞澂竟是鸦片屡禁不绝的帮凶。鸦片贸易商们为保证能够在额度削减时有充足的货源，纷纷囤积鸦片。据说，仅哈同在仓库中就囤积了五吨鸦片，直到卖价大涨才出售，获利颇丰。觉得有利可图的中国官员，争相借钱给哈同投资鸦片贸易——总数不下银百万两，其中就有瑞澂。
瑞澂的钱从哪儿来呢？来自各省汇解的庚子赔款。廖克玉透露：“庚子赔款，由各省分期解款集中上海，由上海道台汇总缴送洋人。这笔赔款，为数甚巨。上海道台可以压下数天，或十数天，利息收入则进入道台的私囊。瑞澂任上海道台时，曾把这笔赔款的一部分存哈同处生息，哈同手头有此巨款挹注，再行周转牟利。这样虎伥相倚、狼狈为奸，彼此分润各得其所。”
连升三级，三次请辞1907年10月，清廷任命瑞澂为江西按察使。从此，瑞澂进入了官职频繁调换期：12月调任江苏按察使，次年1月改任江苏布政使，1909年6月升任江苏巡抚。不到两年的时间，换了四个岗位，步入督抚行列。
1908年4月，因三个月内将太湖劫匪兜剿净尽，清廷“赏瑞澂正一品封典”。但面对封赏，时为江苏布政使的瑞澂并未喜形于色，反而以“因劳致疾”为由，上折请假。
对于瑞澂此次请假，有观点认为是他对清廷的赏赐不满意。毕竟，此时，昔日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冯汝骙已是浙江巡抚，尽管同为从二品，但巡抚职位显然要比布政使更加重要。至于那桐，此时已是一品大学士。于是，便借夫人去世（瑞澂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丧偶，续弦为江西某游击16岁的独生女廖克玉）和身体生病为由，请求解职。
经清廷再三慰留并赏假一个月，瑞澂继续留任。一年之后的1909年6月，江苏巡抚陈启泰因病去世，瑞澂升署江苏巡抚。半年之后的11月，清廷将湖广总督陈夔龙调任直隶总督，而以瑞澂署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正式简称为湖北湖南总督，因湖南、湖北两省在明朝时同属湖广省，因此通称为湖广总督。当时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汉，是长江流域除了上海之外最大的商都、中国内地的经济核心之地。从1908年1月至1909年11月，瑞澂两年之内连升三级，后来居上，成就了仕宦生涯的最高峰，足见清廷对其之看重，但与此同时也迎来了他人生的拐点。
1909年11月被授署湖广总督后，瑞澂并未立即启行，反而以患病为由，连上三折请辞。清廷在夸奖瑞澂“办事认真”加以挽留的同时，给假两个月，允其在上海就医，并暂缓来京陛见。直到1910年3月底，瑞澂才由上海起程，4月4日在武昌接任。同年6月实授湖广总督，至1911年10月12日因弃城而被革职留任，瑞澂在鄂任职一年有余。
出任湖广总督后不久，瑞澂便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即1910年4、5月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长沙抢米风潮。湖南由于遭受特大洪水，谷米严重歉收，供应本省已经不足。同样因水灾歉收的湖北等省却仍沿袭过去的办法，前往湖南采购粮食。不仅如此，不少从湖南采购大米转运出口的外国商人更是趁火打劫：他们取得湖南巡抚岑春蓂的同意，并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竞相携带巨金，来湘抢购。
在此形势下，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日益严重，长沙米价曾一度突破每石8000文大关，而承平时期只有两三千文。愤怒的饥民“焚毁衙署学堂，波及教堂”，巡抚岑春蓂因办理不善而被开缺。瑞澂等在调兵前往镇压、严捕带头闹事饥民的同时，严参办理不善之文武各官。快刀斩乱麻平定长沙抢米风潮之后，瑞澂声势日盛，加以姻亲载泽此时正出任度支部尚书，朝中有人，一时间，这位湖广总督竟渐有风头盛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之迹象。
此期间，瑞澂在预防鼠疫上的举措，展示了其高瞻远瞩的一面。1911年初，暴发于东三省的鼠疫蔓延至顺直、山东一带。考虑到汉口时为交通枢纽、繁华口岸，为防止疫情输入，这年3月，瑞澂在汉口大智门和广水两个火车站设立防疫办事处，选派医生进驻，随时查验来汉旅客情形。这一有先见之明的防疫举措，得到清廷的肯定，下旨赞扬“该督豫防疫办法甚是”的同时让户部下拨专门经费。
一个多月后，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瑞澂下令裁撤防疫所，并奏请将部拨经费中的结余部分用于创办湖北卫生医院。防疫一事，既能得到中央褒奖，又能使湖北获得经费之实，可谓名实俱得，相当高明。
在湖广总督职位上正干得风生水起之际，瑞澂出人意料地于1911年1月以“患病日深”为由再次恳请开缺。
从1908年4月至1911年1月，不到三年的时间，瑞澂已是三次称病请辞。他的身体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其夫人廖克玉曾说，瑞澂有气喘病，“赴任湖广总督时，他们在衙门自搞发电机，自搞暖气设备”。
只是，瑞澂的三次请辞，都没有获准。也因此，他被拖入武昌起义的旋涡。
逃亡总督1911年10月10日晚8时，位于武昌城内黄土坡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响起清脆的枪声，共进会会员、士兵程正瀛开枪打伤前来巡营的排长陶启胜，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之后，一群士兵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冲出营房，走上大街，占据了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近旁的楚望台军械库。
当晚，在炮兵支援下，起义军开始攻打湖广总督署。狼狈之下，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避往停泊在长江之上的“楚豫”兵轮。一夜激战之后，起义军于10月11日清晨占据武昌，当天下午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俗称湖北军政府），并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这一事件史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大幕由此揭开。
在10月10日的《致内阁、军咨府、海军部、度支部请代奏电》中，瑞澂为自己出逃行为辩解说：获悉武昌兵变、工程营和辎重营已经起事后，他曾督同湖北提督张彪、湖北督署总参议铁忠、湖北巡警道王履康分派军警应对，并派张彪及协统黎元洪率带马、步共三队前往军械局与革命军作战。但那时，士兵已不服指挥，张彪和黎元洪的命令难以执行。很快，革命军进攻总督署，他只好带着总督署仅有的特别警察队一百余人，亲率出外抵御，“无如匪分数路来攻，其党极众，其势极猛”，他被迫“退登楚豫兵轮，移往汉口江上，以期征调兵集，规复省城”。
瑞澂先积极抵御再从容撤退的说法显然是在为自己粉饰。其实，他是仓皇逃窜、从湖广总督署衙门后花园逃走的。时在现场的瑞澂夫人廖克玉，也承认瑞澂是从总督府后花园逃走的：1911年10月10日晚上兵变消息传进总督衙门时，瑞澂与湖北提督张彪、幕宾张梅生等商量。张梅生、张彪主张死守待援，“楚豫”舰管带陈德龙则说，到兵舰照样可以指挥。本来还在犹豫的瑞澂立即下令在后花园挖了个墙洞，“陈德龙先叫几个戈什用枪托敲掉墙上的泥巴，再用刺刀刺进砖缝撬松，最后一二十个戈什用枪托敲打，掘了个大窟窿。瑞澂先叫戈什保护我和妈妈出去，他自己接着带了其他人走出……大概一二十分钟工夫，大家都上了楚豫兵轮。陈德龙马上命令开船，朝汉口那边驶去。”
流亡上海随着湖广总督瑞澂的出逃，湖北布政使连甲、提学使王寿彭等高级官员都先后逃出，不知下落。清军群龙无首，起义当晚，省城武昌随即丢失，汉阳、汉口相继不保。
瑞澂临阵弃城逃跑，按清律当以处斩。当时诸如御史温肃等都曾上折奏请将瑞澂锁拿讯问，但度支大臣载泽在摄政王载沣面前竭力袒护。载泽之所以袒护瑞澂，是因为瑞澂是其妹夫；而载泽是端亲王绵愉之后，其妻为光绪皇后隆裕之胞妹。10月12日，清廷仅给瑞澂“革职留任”处分，从轻发落，令其“戴罪立功”。10月22日，御史们又纷纷奏请将瑞澂正法，但还是被载沣压下。
就在朝廷将其革职、令其暂时掌管湖广总督印信并戴罪图功之际，10月26日，瑞澂逃往了上海。
逃往上海的原因，瑞澂在致内阁电中称，10月20日，“楚豫”号开轮下驶到江西九江，他先筹集了铜元四千串，以一半运交萨镇冰，一半运交张彪；同时在九江买米两千石。正在装运间，九江革命军10月23日夜起义，并有以20万元购拿瑞澂的传言。“楚豫”兵轮子弹不多，兵心涣散，怕成为众矢之的，非常不愿他在舰上。其他各舰也因为九江兵变，纷纷开轮上驶，不听调遣。无兵无将、无法可施的他，迫不得已，改坐商轮，逃亡上海。
据廖克玉后来回忆：“我和妈妈在‘楚豫’轮上住了两夜，瑞澂要我们先搭‘长江’轮到上海，到了上海，就住在哈同花园，哈同夫妇待我们很热情。大约隔了一个月，瑞澂带了两个仆人来到上海。我看他辫子剪掉了，胡子剃掉了，人也憔悴不堪。他告诉我说，是躲在一条外国轮船的大橱里逃出来的。”
获悉瑞澂逃往上海的清廷，愤怒之下于10月29日下旨，让两江总督张人骏拿问瑞澂、押送来京。第二天，张人骏即致电上海道刘燕翼，要刘“不动声色”、缉拿瑞澂，先行看管。11月2日，刘燕翼告诉张人骏，虽已见到瑞澂，但瑞澂表示自己正染重病，无法北上。且因其住在租界内，刘无法捉拿，“瑞革督寓居公共租界，在工部局警权范围之内，非华官所能看管”。
为了能够庇护于上海租界内，瑞澂交了一大笔钱。廖克玉说：“我和前夫瑞澂在辛亥那年，从两湖总督任所逃到上海时就住在那里。一直到瑞澂病死……我们都花了一大笔托庇钱，由哈同贿赂英国领事。我送了三千元银元（这还是最便宜的价钱，因我们早有私交）。”
当时大舞台（现为上海人民大舞台）编演了一出现代京剧《鄂州血》，嘲讽瑞澂贪生怕死，带了少夫人逃之夭夭，这部剧一度还十分卖座。哈同的夫人罗迦陵还开玩笑问廖克玉“要不要去看看”？廖克玉没好气地回：“人家骂我，还去看！”罗当即讨好说：“立即令彼停演。”后来罗迦陵施加压力，大舞台居然停演——原来，大舞台系哈同之产业，因此不得不向罗屈从。
北京一些满洲青年贵族对瑞澂的“失职”十分愤恨，曾组织一“暗杀团”前往上海，企图杀死瑞澂。后因全国形势骤变，谋杀计划未能实施。
没有经过省级政务历练瑞澂以贡生笔帖式之资，由京官外放，由道台而督抚，前后26年，曾被清廷评为“力任劳怨，认真办事”。但无论是在九江道、上海道推广警政，还是江苏布政使任上督剿太湖劫匪，都不是事关全局的工作；署理江苏巡抚仅半年即升调署理湖广总督，并没有经过一省或数省政务的历练。
缺少历练，使得瑞澂在关键时刻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湖北当局搜得党人名册，多列军人之名。有人劝瑞澂销毁以安人心，但其坚持要按名缉捕。廖克玉在回忆录中说，破坏革命党人起义机关后，究竟是根据搜查到的名单，把各营新军中的革命党头目一网打尽，还是将搜查到的名册一把火烧掉以安军心，“瑞澂犹豫不决，名册既不肯烧，调兵遣将又太慢，结果使革命党人赢得了一天宝贵时间”。
瑞澂为政，有着浓厚的作秀成分，曾在武昌久居的郑孝胥于1910年12月重游旧地时认为“武汉情状如昔，殊无进步”。此时的湖广总督正是瑞澂，他外则标榜清廉趋新，内则以权谋私。
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他曾主动举报江苏候补道李本森贿赂一千元事。他的拜把兄长、两江总督端方，遂称其“清介自持，风裁峻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没收的瑞澂财产中，就有其在九江道任内置办的位于九江城内及庐山黄龙寺、御碑亭等处的地产，以及存于山西钱庄“合升园”的百万财产。
清功臣馆总裁恽毓鼎在日记中称，“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民国时期，赵尔巽修《清史稿》时，将瑞澂称为清亡之“罪首”，与主张铁路收归国有而酿成四川保路运动的“首恶”盛宣怀相提并论。
1912年7月18日，瑞澂病逝于上海。
这一天，《申报》报道此事的标题为《可惜多活十个月》；《申报》名专栏《自由谈》同日刊文，戏仿清帝下旨，其中有“忠心误国……卒使民国成立、五族共和”等调侃笑骂之语，更有“房内一切老婆，悉予开释”等语近侮辱之词。一品大员身后，竟不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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