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曾我晖雄(一名萧白)所绘白居易谒见鸟窠禅师图。
南宋的洪迈最早注意到白居易喜欢在诗中咏及俸禄，洪著《容斋五笔》卷六有《白公说俸禄》条：“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中也有一条云：“香山历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见于诗。”另一条则云：“香山诗不惟记俸，兼记品服。”两条中分别举了十来则例子，然后得出两个结论：“此可当《职官》《食货》二志也。”“此又可抵《舆服志》也。”赵翼所说的三种志都是指《旧唐书》而言，因为《职官志》与《舆服志》在《新唐书》中已改称《百官志》与《车服志》。白居易在诗中记叙的官职及俸禄等情况居然可与正史的志书相提并论，似有夸张之嫌。但是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唐代官吏俸料钱制度，今《唐会要》玖壹至玖贰《内外官料钱》门、《册府元龟》伍佰陆《邦计部俸禄》门及《新唐书》伍伍《食货志》诸书，所载皆极不完备，故元白诗中俸料问题，颇难作精密之研究，仅能依据《会要》《册府》所载贞元四年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之数，并《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会昌时百官俸钱定额，与元白诗文之涉及俸料钱者，互相比证，以资推论，盖元白著作与此二时代相距最近故也。”连现代史学大家都这样说，可见白居易诗中有关俸禄的记载确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不通史学，我感兴趣的是白居易此类诗中反映的人生态度。
【一】
我们依年代为序来看白居易诗中咏及俸禄的代表作：贞元十六年（800），29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31岁登书判拔萃科，32岁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的品级为正九品上，这是白居易仕途的起点。白居易作《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以咏其时的官衙生活：“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虽稍有怀才不遇之感，但对每月一万六千的俸钱还算满意。35岁罢校书郎，授盩厔尉。盩厔属京兆府，为赤县，县尉的品级是从八品下。白居易此期诗中未及其俸钱，惟《观刈麦》诗中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对“吏禄三百石”之句，我一向未得确解。从字面上看，似乎仅指禄米而言。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年间从八品官的禄米为五十七斛，每岁发两次，合计仅有百余斛，与“三百石”差距甚大。中唐时的禄米标准，《新唐书·食货志》中未有记载，但白居易39岁任京兆户曹参军时作《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云：“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京兆户曹参军的品级为正七品，由此可以推知盩厔尉的禄米当在百余石。赤县尉的月俸，据《新唐书·食货志》对会昌年间的记载为三万。白居易任盩厔尉是从元和元年（806）至元和二年（807），下距会昌元年（841）三十余年，其所得月俸也当在三万左右。故白诗所云“三百石”，当是将禄米与月俸钱折算合计，再加上职分田的产出，从而得出全年总收入的约数。由于《观刈麦》这首诗咏及农夫种粮之艰辛及贫妇人拾取麦穗充饥等事，故诗中不说钱币而专说粮食。这样理解不知妥否，希望熟悉唐代经济史的朋友有以教我，让我准确地解读白诗“吏禄三百石”之句。
元和十年（815），44岁的白居易因上疏请捕行刺宰相之贼而被贬为江州司马。从京官贬为远州散员，这是白居易在仕途中遇到的最大挫折。次年，有友人寄书前来表示安慰，白居易作《答故人》云：“故人对酒叹，叹我在天涯。见我昔荣遇，念我今蹉跎。问我为司马，官意复如何？答云且勿叹，听我为君歌。我本蓬荜人，鄙贱剧泥沙。读书未百卷，信口嘲风花。自从筮仕来，六命三登科。顾惭虚劣姿，所得亦已多。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省分辄自愧，岂为不遇耶。烦君对杯酒，为我一咨嗟。”此诗故作旷达之语，故称“薄俸可资家”云云。那么，白居易在江州到底有多少俸禄呢？白居易刚到江州，便写信给好友元稹说：“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三年之后，白居易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说：“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为何关于月俸有两种说法？陈寅恪先生指出：“实由《与元九书》中江州司马月俸之数，乃其元和十年初冬始到新任时，仅据官书纸面一般通则记载之定额而言，其时尚未知当日地方特别收入之实数。至元和十三年秋，作《江州司马厅记》时，则莅任已行将四年，既知其地方特别之实数，遂于官舍厅记中言及之。”和《答友人》诗与《与元九书》一样，《江州司马厅记》中说到俸禄数目，也是为了表达旷达之意。文中先叙说州郡司马是仅有俸禄而无职责之散官，进而大发议论：“莅之者，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贮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这当然是正言反说的牢骚之语，但也是对自己“乐天知命故不忧”的人生态度的生动阐释。随着官职渐高，俸禄渐厚，白居易咏及俸禄的诗作也越来越多。太和三年（829），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官居正三品，月俸高达七八万，乃作《再授宾客分司》云：“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太和九年（835），白居易任太字少傅，官居从二品，月俸突破十万，乃作《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连篇累牍，不胜枚举。
【二】
对于这些作品，洪迈甚为欣赏：“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容斋五笔》）朱熹却大加挞伐：“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朱子语类》）笔者比较认同前一种意见，朱子的责备则过于苛刻。
首先，当官受禄，本是古代士人的生活常态，否则如何养家活口？孟子把“家贫亲老，不为禄仕”视为“不孝有三”之一（见《孟子·离娄上》赵岐注），东汉人毛义为奉养母亲乃奉檄而喜（见《后汉书》卷三九），晋人陶渊明因“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之《陶征士诔》）而出仕，都被后代士人视为出处之典范。元和五年（810），正任左拾遗的白居易向朝廷请求改除自己为京兆府户曹，他在《奏陈情状》中称：“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药饵或缺，空致其忧。”且明言后一职位“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待到他如愿改仕后，乃作《初除户曹喜而言志》称“诏授户曹掾，捧认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又云：“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不以我为贪，知我家内贫。”对于白居易关心俸禄的行为，不足深责。况且白居易咏及俸禄时，往往联想到为官的责任，并以此自我警诫。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在左拾遗任上作《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云：“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宝历元年（825），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作《题新馆》云：“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太和三年（829），白居易在刑部侍郎任上作《和自励》诗云：“不知有益于民否？二十年来食官禄。就暖移盘檐下食，防寒拥被帷中宿。秋官月俸八九万，岂徒遣尔身温足？勤操丹笔念黄沙，莫使饥寒囚滞狱。”在享受俸禄时能够自我警惕且推己及人，这与韦应物《寄李儋元锡》中“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之句所达到的思想境界相当接近，据说朱熹称道这两句韦诗且曰“贤矣”（见《瀛奎律髓》卷六引），不知为何对上述白诗视而不见。
其次，白居易认为丰盈的俸禄有利于官员的廉洁，他在题作《使官吏清廉》的一篇《策林》中指出：“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缺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吏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今欲革时之弊，去吏之贪，则莫先于均天下课料重轻，禁天下官长侵刻。使天下之吏温饱充于内，清廉形于外，然后示之以耻，纠之以刑。如此则纵或为非者，百无一二也。”这种类似“高薪养廉”的观念也许过于理想化，但至少白居易本人是身体力行的。白居易曾在杭州、苏州担任刺史，杭、苏都是富甲一方的东南大邦，是最容易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地方。但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三年，离任时作《三年为刺史》云：“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无独有偶，白居易离任苏州刺史时，作《自喜》诗云：“身兼妻子都三口，鹤与琴书共一船。”二诗皆表其清廉自守之志。相传他离杭时“俸钱多留守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五十余年”（见《唐语林》卷二）。虽属传闻，当亦事出有因。白居易晚年捐出家财募人凿去洛阳龙门山八节滩的险礁，也证明他绝非爱财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列举了二十多首咏及俸禄的白诗，赞曰：“后之君子，试一味其言，虽日饮贪泉，亦知斟酌矣！”他堪称白居易的异代知音。笔者则认为，白居易的此类诗歌是古代官员主动向社会公布个人合法收入的模范事例，理应得到肯定。
【三】
除了俸禄以外，白居易也喜欢咏及舆服，主要是品服。唐代官员的服色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唐会要》卷三一《章服品第》云：“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旧唐书·舆服志》则分得更细：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当然，这里的品级是指阶官，而不是职事官。白居易诗中咏及品服，是从江州司马任上开始的。白居易在江州曾作《祭匡山文》《祭庐山文》，皆自称“将仕郎、守江州司马”，江州司马是职事官，品级为从五品下；将仕郎是阶官，品级是从九品下。《琵琶行》中“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句往往使读者产生疑惑：江州司马的品级是从五品下，按理说可服浅绯，为何诗人却穿着一领青衫呢？原因就在于品服是依阶官品级而定的，“将仕郎”的品级是从九品下，白居易的官服只能是浅青色，元和十二年所作《春去》即云“青衫不改去年身”。白居易终于迎来了改变服色的机会，元和十三年（818）冬，白居易转忠州刺史，乃作《初著刺史绯答友人见赠》：“故人安慰善为辞，五十专城道未迟。徒使花袍红胜火，其如蓬鬓白如丝。且贪薄俸君应惜，不称衰容我自知。银印可怜将底用？只堪归舍吓妻儿。”忠州属于下州，下州刺史的品级为正四品下，此时白居易的阶官仍是将仕郎，为何就能“著绯”呢？原来这得益于当时的“借绯”制度。《通典·礼二三》载：“开元八年二月，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绯及鱼袋。”以后循为通例。白居易平生第一次穿上绯袍，颇觉耀眼，故称其“红胜火”。可惜好景不长，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被召为尚书司门员外郎，其阶官则升为朝议郎（见元稹《白居易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制》）。朝议郎属正六品上，不够资格“著绯”。而此时的白居易因免去忠州刺史之职而失去“借绯”的资格，故作《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云：“便留朱绂还铃阁，却著青袍侍玉除。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不久他升任中书省主客郎中，阶官则仍为朝议郎，仍未获得“著绯”的资格，乃在诗中大发牢骚，作《重和元少尹》云：“凤阁舍人京亚尹，白头俱未著绯衫。”又作《朝回和元少尹绝句》云：“朝客朝回回望好，尽纡朱紫佩金银。此时独与君为伴，马上青衫唯两人。”按理说属于正六品上的朝议郎应著深绿，不知白诗为何说是“青衫”。考虑到白居易在江州“著青”时曾作诗赠元稹称“折腰俱老绿衫中”（《忆微之》），或许诗人将青、绿视为类似之服色，反正它们都是低品级官员所服。直到长庆元年（821），白居易的阶官升为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才能名正言顺地“著绯”，乃作《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书怀见赠》以志喜：“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着了好归田。”当然，对于自己年及半百始得著绯，白居易又不免伤感，乃作《初著绯戏赠元九》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太和元年（827），白居易任秘书监，赐金紫。乃作《初授秘监并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紫袍新秘监，白首旧书生。鬓雪人间寿，腰金世上荣。”此时白居易的阶官是中大夫，属从四品下，按例仍不够服紫的资格，因蒙恩“赐金紫”，故得身服紫袍、腰佩金鱼袋，他终于获得了“金紫”这个最高等级的品服。以后历仕河南尹、太子宾客、太子少傅分司等职，品服未变，正如其《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所云：“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会昌二年（842），白居易致仕，他在《香山居士写真诗序》中自称“罢太子少傅为白衣居士”，意即脱下官服改穿白衣。此时白居易年已七十，五年后他就与世长辞了。从青、绿到绯、紫，白居易穿过了唐代官员品服的全部服色。将此类白诗排比在一起，确实有点《舆服志》的意味。
当然，白居易也曾表示对品服高低并不在意，例如元和十三年（818）在江州作《王夫子》云：“吾观九品至一品，其间气味都相似。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但一来此种例子极其罕见，二来此诗是为了安慰朋友“委身下位无为耻”，乃故作诡激之语，不足当真。白诗也有咏及官服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如宝历元年（825）在苏州刺史任上作《故衫》云：“暗淡绯衫称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门。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残色过梅看向尽，故香因洗嗅犹存。曾经烂熳三年著，欲弃空箱似少恩。”这件“绯衫”本是刺史的品服，但此诗的主旨并不在此，正如《唐宋诗醇》所评：“所咏止一衫，而衫之色香襟袖，衫之时地岁月，历历清出，并著衫之人身分性情，亦曲曲传出，却又浑成熨帖，无一点安排痕迹，亦绝不假一字纤巧雕琢，此香山擅长处。”这是一首情深意长的抒情诗，“绯衫”只是诗人抒情的一个象征物而已。此外，白居易亦曾咏及家常衣服，例如元和十三年（818）《元九以绿丝布白轻褣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知》：“绿丝文布素轻褣，珍重京华手自封。贫友远劳君寄附，病妻亲为我裁缝。袴花白似秋云薄，衫色青于春草浓。欲著却休知不称，折腰无复旧形容。”此衣虽然也是一领青衫，但并非官家之品服，故白居易非但没有嫌弃它，反而赞美说“衫色青于春草浓”！
【四】
清人张维屏在《白乐天》一诗中云：“天怀坦白天机乐，不愧人称白乐天。”诚然，白居易对于自己的官品、俸禄与舆服都很在意，不但念兹在兹，而且公然入诗，毫不隐讳，堪称“天怀坦白”。况且白居易并非刻意追求富贵之人，他在朝时勇于进谏，在外任则清廉自守，都是最坚确的证据。此外，白居易“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也是我们解读其诗的重要依据。早在江州时期，白居易就在《庐山草堂记》中自称“外适内和，体宁心恬”，还在《与微之书》中把合家团聚、俸禄足以养家与有一草堂可以终老称为“三泰”。到了晚年，白居易不但作《吟四虽》一诗，将自己与四位遭遇较差的朋友进行对比：“年虽老，犹少于韦长史；命虽薄，犹胜于郑长水；眼虽病，犹明于徐郎中；家虽贫，犹富于郭庶子。”他还进而把这种比下有余的态度施于古人，在《醉吟先生传》中自称：“富于黔娄，寿于颜渊，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卫叔宝即晋人卫玠，是个弱不禁风的美男子。白居易不与卫叔宝比相貌而专比健康，于是大获全胜而志满意得。这种人生态度，后人或评为“达”，比如宋人苏辙称“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书白乐天集后》）。明人娄坚亦称道白居易“终唐之世，独公贤达见称”（《序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显然，只要我们如此理解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就不会将上述白诗说成“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了。
莫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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