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最终稿(关于写毕业论文)(1)

文/马家骏

本科生毕业前要写作毕业论文。这种毕业论文有的要经过答辩,成为学士学位的论文。究竟写论文有些什么要领?这里谈几点意见:

首先,要端正对写毕业论文的认识。论文写作,是本科几年来学习成绩的综合检验。只要平时认真学习,水平达到毕业的要求,写一篇毕业论文,并不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所以要在战略上蔑视它,不要有畏难情绪,不要害怕,要相信自己,下定决心,确信自己经过认真努力,一定会写出来有相当水平的毕业论文。但在战略上蔑视它的同时,在战术上要特别重视它。写毕业论文,毕竟不同于写某一课程的作业文章,它不仅篇幅大,而且要具有一定的质量。所以在具体写作行动上,蔑视不得,不能马虎,应该把自信心化为认真仔细而又慎重的态度。毕业论文写作,是一桩严肃的事,在战术上要特别认真,应该一丝不苟地对待这项工作。至于那种东拼西凑、照抄照搬,甚至剽窃他人成果的作法,这就不仅是思想懒散了,而且是道德意识欠佳的表现。

其次,是一定要选好课题。课题选对了,可以夸张地说是成功的基础。课题选不好,费了偌大的力气,不是完不成,就是完成了也不叫座。写毕业论文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去选课题。这个“实际”,既包括客观对象的实际,也包括主观能力的实际。客观上,不可能完成的课题,不要去作。一个人想写本《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学史》,这是不可能的,对象本身有多少“文学”?形成了“史”没有?通晓那种特殊语言吗?它有多少文献资料?主观上,要量力而为,力量达不到,单凭美好愿望是不行的。有的在将来,经过努力,学识阅历增长了,水平提高了,可以完成;而现在对一个毕业生来说,是困难很大的,在短期内不能完成,也就不要主观盲动。毕业论文的课题应选那些在内容上是自己经过努力可以掌握的,最好是在各种课程学习中最有心得的部分。这样,有熟悉的基础,写起来得心应手。反之,如选了很不熟悉、没有基础、虽然经过努力勉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课题,写起来肯定吃力万分,捉襟见肘,作茧自缚。就是写成了,也是疙里疙瘩,前言不搭后语,质量不高。

在份量上,选课题应该适中。如果过大,企图写类似《论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这样的题目,对一个学生来说,则是老虎吃天无从下爪,是难驾驭的事。如果过小,选了《谈<望庐山瀑布>中的数字》,则施展能力的地盘太小,讲不出多少深奥的道理。适中的题目,一般有三种:一是宏观概括时范围不大的,如一个作家(莎士比亚、普希金)的某类作品(莎翁历史剧、普希金南方长诗)、或同一类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夏洛蒂·勃朗特、左拉等)的同类作品(写劳资矛盾或工人运动的(《玛丽·巴顿》、《雪莉》、《萌芽》)。二是在微观分析基础上扩大范围去进行同类概括的,如形象系列(世纪儿、拜仑式的英雄、多余的人、新人、屠格涅夫家的姑娘、忏悔的贵族、革命文学中的共产党员……)、结构类型(流浪汉小说的串联结构,家庭社会小说的网状或交叉式结构,同心圆结构,蒙太奇式的组合结构)、具体风格比较(巴尔扎克与雨果的风格比较、屠格涅夫与巴金的风格比较等等)。三是理论探讨中(如形象思维问题、典型问题、抒情诗特性问题),不限一事一例,又不需要资料数量在收集、挑剔时过大的。

再者,论文写作,最关键的是要有较高的质量。世界上的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史学论文、哲学论文等等,成万上亿,而真正对后世有影响的、为人们所称道的,只是那些最有质量和最有水平的论文。论文的质量包括许多方面,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出新。人云亦云地炒剩饭或耸人听闻的发怪论。是很难有高质量的。论文的出新有不同情况,大致说来是这些:

一、研究新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种开拓性的、填补研究空白的、创立新学科的论文,由于是研究前人所不曾研究或很少研究的领域、课题、范围,自然使读者和同行专家感到新鲜。对后人来说,这样开拓性的论文,就成为经典,为人所本、所引用、所阐发。孟轲的《孟子》、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等,都是这样的论著。就文学方面说,研究当代中外文学问题,是易于创新的。一部新的诗集、新的小说刚出版,或刚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对它首先作研究性的评论,一部新电影、新戏刚刚问世,对之进行学术性的探讨,对一个有成绩且刚有点名声的作家的全部创作道路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这些常常是别人还没有做过,或做得很少、很浅的事,依此写出的论文自然具有开拓性的新意。

二、提出新观点,发表新见解。我们常常看到,有的论文虽然研究的是人们熟悉的问题,但是令人耳目一新,原因是它说了别人没有说过的意思,论文自成一家言。这种个人独特的见解,是从实际中发掘出来的,真正达到了有所创造、有所发现。在文学上,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有一千位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这说明,优秀的作品一旦形成,对读者与评论家来说,就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作家写成一部作品,只是完成了一半,只有经过接受在读者中发生作用,才算“完全完成”。一部没人读过的作品,等于世上没有存在过。而读者或评论家接受它时,却由于每个人的思想文化教养、生活阅历与环境、时代氛围不同,个人阅读时的心境与理解有深浅高下,都会经过再造的想象与体会,而形成不同的“完全完成”的作品。《红楼梦》是有限,就只有那样几本,但“红学”研究却是无穷的。《莎士比亚全集》英文本只有一卷,而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与著作不下千种。只要深入认真研究对象本身,最终总会发现前人忽略了的问题。还有,对传统文学中的老问题作重新评价,或恢复其本来历史面貌,或对习以为常的观点或论断提出有根据的异议,都会以新的观点或见解使论文别开生面。但是,作翻案文章,应以真实的史料与实际的文学作品为基础。那种主观臆断的“一家言”,是站不住脚的,别出心裁以耸人听闻的、哗众取宠的谬见,也与创新毫无共同之处。

三、发掘、发现并使用了新的材料,这也会使人感到新颖。例如有人发现了作家的手稿、书信或其他属于档案性的材料;有人发现了作品的最早的抄本、版本或在别国的最早译本;有人发现已绝迹的、失传的、为人所不知晓的珍贵史料。以此写作论文,首次披露这些材料,或介绍情况,或支撑某种见解,仅珍贵材料本身,就构成了论文的高质量的基因。银雀山发现了汉简《孙膑兵法》;研究家确定《两个高贵的亲戚》是莎士比亚的第38部剧本(几百年来都说莎士比亚只有37部戏剧);在原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地下室档案库里,发现几十年前萧三给联盟写的报导三十年代中国左联情况的长信;西北大学学者发现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鲁迅先生发的贺电,如此等等,依之写论文,这些新材料会使论文获得高质量。有人仔细辨认和研究托尔斯泰的几大箱子手稿,各个依次根据十几部手稿的改动与嬗变写出《<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复活>的创作过程》等等。这些有新材料的研究,自然发前人这所未发,因而出新。

四、采取了新的研究角度,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具二者之一即可),这样的论文,虽是研究了旧课题,也会具有新意。目前科学迅速发展,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在文科中也多有所见。如果仍然从固定的老角度去探讨某些课题,是难得有创造性的。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总是单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去评价文学的真实性、思想性、人民性、阶级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这些角度的研究是基本的、必要的,但仅此一种视角,就是不完全、不完整的,还应向深层去开掘。第一个人那样研究了,谈了思想性、人民性之类,是创造;第二人再如此,就是重复,就没有跳出旧的窠臼。因此,除了从社会学、历史学角度研究文学,还可以从民族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统计学、艺术哲学以及其他文化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文学有思想教育作用、有认识作用,还有审美作用。文学是一种艺术,艺术除了思想内容,还有艺术的体裁、方法、技巧、风格等等,把文学作为艺术来研究更为重要,它对提高审美判断能力和借鉴之以发展文艺创作,十分重要。季羡林在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举研究会九七厦门年会的书面报告中说(见《简报》):“没有思想性可以称之为艺术,而没有艺术性就不能称为艺术。……所以研究文学要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这同鲁迅说的:文学固然是宣传,但宣传并不都是文学,大同小异。可见研究艺术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近年来比较文学颇为人们重视,不同语种与国家民族的文学之间比较、文学与其他艺术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都是一种新的角度。近年,介绍了许多西方的文学理论与科学理论,其中不少可以借鉴,用来作研究文学的新方法,如系统论、模糊理论、耗散结构、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分析、阐释学、接受美学、新批评派、女权主义批评、言语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这些运用得当,会使老树开新花。我国传统文学研究中,也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考据、辞章、点评、艺术鉴赏等古代文学批评流派所遗留的风范与方法,运用得好,依然是有生命力的。

再次,论文写作应有基础和准备。

一、应具备足够的理论基础。理论是文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和解剖武器。对同一史实、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理论水平高则论文相应地易于提高,反之,理论水平低则论文难得有较高的质量。可见,理论水平的高低,直接关乎论文的学术价值与质量水平。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论文,材料新颖而充足,言词流畅又丰富,但缺乏理论分析,没有深度,通篇成了材料堆砌或介绍,这就是因为作者的理论基础薄弱,理论修养不足。理论水平高了,就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或发现不了的问题,就能有创造性的理解,就能在理论思维中做出细致的微观分析和高屋建瓴的宏观概括,就能准确地对材料进行择优和天衣无缝的严密组织。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应只懂得文学理论,还应该在哲学理论、美学理论、艺术学理论、政治理论、社会学理论等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知识的准备。知识这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某一方面的丰富的知识却是写作论文最重要的基础。论文不能空谈,不能做无米之炊,否则是无学不术。有学才有识,学问广博精深,自然下笔如有神,信手写来,左右逢源。掌握知识,不能只攻一点,不及其余。掘井,只在一处深挖,但面不广,积不了多少水。反之,也不能什么都浅尝辄止,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能抡两下,但哪样也稀松平常。挖池塘,面广于挖井,但浅薄,也积不了多少水。搞学问要既广又深,学问泰斗像大海一样,其水汪洋无底无涯。普通学人搞学问,应像建金宇塔,知识底面要宽,但专业知识要冒尖,要一专多能。文科的各种知识是互相促进,甚至互为表里的。伟大的时代需要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有了雄厚的知识基础,就会写出尖端的、有开拓性与创造性的论文来。

三、对研究和写作的具体课题,要作资料的准备。动笔写论文之先,应对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不可边写才边读书、边查资料(长期写大型著作例外)。准备写论文的资料有两种:一种是有的放矢的、为已定课题去寻找资料,集中和选择资料。一种是平时读书学习,经常的储备各种有关资料。在研究中,课题与资料共生,而不是临渴掘井。那就是说.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就随时记下读书的心得,在笔记上或卡片上,分门别类地记下经典性的名言、论断、高超的思想观点,积累以后写有关论文可能引证的理论根据;更得记下有意义的历史年代、时期、重要的史实,大量的典型材料,许许多多的人名、书名、地名与专门语词等等。这样,论文写作起来,得心应手,顺手即可拈来所需资料。

四、论文写作能力是平时锻炼的结果。写作技能,不同于理论掌握和知识积累。理论,是懂不懂的问题;知识,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而技能,是会不会的问题。对写作而言,懂了,知道了,并不等于“会”。要会写论文、写得好,这不是学得理论与知识可以解决的。这主要是靠实践、练习,靠不断地写作,慢慢使写作技能纯熟、老练起来的。没有写作技能的准备,临时想写出好的论文来,是会发生困难的。

关于论文写作的方式方法,每个人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和风格,不好强求一律。有的人,苦思冥想,打腹稿的时间长。想通了,豁然开朗,下笔万言,一挥而就。之后,再看看改改,细推敲,打平磨光。有的人,列提纲,拟细纲,斟酌每个细处。起一遍底稿,大删大改一番,再形成二稿、三稿。誊清之后,再顺通、补充。不管是快工出巧活,还是慢工出细活,但总的规则和方法是相通的。一般说来,在深人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写作论文,但都应注意:

一、立意要明确,主旨要集中。七分思考,三分动笔,想得不清,急于下笔,论文常常写不好。

二、构思要严谨周密,纲举目张,条理清楚,环环扣紧,在逻辑上应前后一致、无懈可击。

三、在安排上,何处详、何处略,应心中有数;何处疏、何处密,均应服从文章中心思想的需要。

四、在表现上,论文切忌纵向的叙述。串联式的结构,适用于流浪汉小说,不适用于论文。论文的结构应是并列式的论述,或是包孕式的大小同心圆般的层层深入。

五,在论述中,各个段落应是总论题的各个不同部分、不同层面、不同因素的逻辑系列的阐释。切忌小论点由一句话概括提出,随即举例证实。小标题加例子,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提出小论点,应先在理论上阐发,之后再举例证。对例证要做分析,不是简单地事实一摆就算完工了事。分析之后,要归纳,与小论点相印证。还有,举例或引证,应从同类中选最典型、最有权威性的,能用一个例子说明问题,就绝不再举第二个。堆砌材料,是论文的大忌。写论文离不开必需的材料,但论文重在论述道理、阐发观点,而不是一篇资料汇编。总之,应该把观点和材料结合起来,要有分析有概括,有骨头有血肉,以便含新的灵魂,支撑新的见解。

六、在语言上,论文应朴实、严密、干练。写论文应深入浅出,用明白的语言讲深刻的道理。那种内容浅薄而语言故弄玄虚,浅入深出的文章,乱搬术语、名词大爆炸,把简单的一个“头脑”说成是“主体意识对客观信息进行逻辑与想象处理的裁体”;把“想吃东西”说成“胃液与消化功能促使饥饿感向营养含量较高的食品倾斜”;是一种不应有的时摩病。还有,文艺随笔式的华丽语言,艺术散文式的抒情与描写,以及叠床架屋般的词藻堆砌,都是华而不实的。语言是形式,关键在内容。与内容相配,且能准确表达思的语言,不管用了那类词语,也都是可取的.

(原载《函授教育》1997年第3期)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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