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明清时期雷州半岛诸州县佐杂与海防布局的变化》
黄忠鑫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学、明清社会经济史和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教学，尤其关注基层组织与区划、户籍赋役等问题。
廖望
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目前任职于广州市人大常委办公厅。
摘要：明清州县佐杂官员在雷州半岛的布局和海防角色分为四个阶段。洪武初年，巡检与卫所互相配合，扼守海岸要地并进驻海岛；明中叶至清初，巡检的海防作用大幅削弱，或驻地内缩，或被裁撤，或从军事要塞转而进驻港埠墟市；雍正朝开始，佐杂分防被重新纳入海防体系之中，县丞扼守海岸要地，巡检恢复驻守近海岛屿；清末，为防范法国在粤西沿海扩张，调整了半岛东侧佐杂布局，并强化了西侧涠洲岛的驻守。这一发展脉络折射出雷州半岛为中心的粤西地区海防地位的变化：从明代东南沿海倭乱的尾梢，转变为清代面对越南和近代西方势力东来的前哨。
关键词：明清时期；雷州半岛；佐杂官员；海防
州县佐贰杂职主要包括巡检、县丞、主簿，原属文官系统。但在明代，巡检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且分布于诸多军事要地。清中期以后，佐杂分防现象更加广泛，从巡检推广至县丞、主簿等。所谓“丞尉半驻边隅，巡检分司侦缉，盖文员之责，武备兼焉。”佐贰杂职的建置分布，反映了区域军事防御空间的演变趋势，在广东沿海地带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清时期广东东路（潮州、惠州二府）长期是海防重心所在，嘉庆、道光年间，广东海防重点逐渐转移到西路与中路。
本文拟聚焦于构成广东西路海防的重要地理单元之雷州半岛，讨论诸州县佐杂与海防布局。雷州半岛范围包括半岛周围海岸及近海诸岛，西侧是北部湾的珠母海，东侧是广州湾，南临琼州海峡；行政区划上全部隶属于雷州府，而高州府茂名县、石城县与廉州府合浦县的沿海防御形势与雷州府联系紧密，故将三县也列入考察范围。
一、明初沿海巡检的分布情形(1368-1443)
明代佐杂分防主要限于巡检。洪武初年，雷州半岛及其周遭六县有11处沿海巡检，具体建置情况(见图1)自东向西简述如下。
那黎巡检司：洪武初年设在茂名县东下博乡那黎寨(今吴川市沙田港附近)。该寨在宋代即已创设，元代置那黎巡检。
宁川巡检司：亦名宁村巡检司，洪武初年设，在吴川离城十里的川滘(今吴川市塘尾镇川滘村)。嘉靖《广东通志》载：“宁村巡检司在南三都地聚村，去县五十里，洪武二十八年巡检顾启祥因旧司近宁川千户所，改建于此。久圮，官居于城。嘉靖二十七年，知府欧阳烈申请复建。”
硇洲巡检司：洪武初年设立于硇洲岛文字村。《明史·地理志》：“州南滨海中有硇洲，有硇洲巡检司在洲南滨海，后迁洲上。”其功能主要是“控扼海道，北捍高州”。
湛川巡检司：元代创建，原在县西五十里的二十六都椹川村，即古湛川县地。洪武三年(1370)，迁于县东南七十里二十二都旧县村(今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旧县村滨临大海，有水路可南抵雷州府城，当地“居民百余家，彭族世居之”。
涠洲巡检司：至元三十一年(1294)创置于遂溪县西八都博里村，位于涠洲岛上。洪武七年(1374)，内迁至遂溪县西海岸之蚕村，与乐民所同驻一地。又有说该巡检在县西八都蚕村，“洪武三年创”，似乎并不准确。
清道巡检司：洪武二年(1369)设，驻地在海康县西南一百二十里的九都。又说在那滕村。
黑石巡检司：洪武二年设，在县东南九十里第一都新宁村。
宁海巡检司：洪武二年设，在县东十七都。
东场巡检司：洪武三年(1370)设，在县西七十里第十三都。
凌禄巡检司：又称作零绿巡检司，设于洪武初年，驻地在县西一百二十里零绿村(今廉江市营仔镇西)，唐代曾于此地置有零绿县，又有零绿水流经其旁。该地西与廉州府交界，南临北部湾，靠近珠池，是为北部湾沿岸及珠池防卫的要害地方。
珠场巡检司：洪武年间建，司署在府治东南六十里白沙海岸的白龙城(今营盘乡白龙村)，南邻大海，近白沙珠池。这里是历代重要的珍珠产地，也是明代廉州府海防重地。洪武七年建白龙城，作为珠池公馆(采珠内监所)、珠场巡检司、盐场大使衙门的驻所。崇祯《廉州府志》记：“白龙墩，府南七十里，前内监采珠衙门，居八寨之中。珠场巡司衙门、东西八寨俱属管。”珠场巡检司与内监采珠衙门相配合，主要职责在于稽察沿海八寨，监守珠池治安，打压私采盗卖珍珠行为，因此又称“守池巡司”。此外，珠场巡检司还与廉州沿海各寨共同形成了一道防海备贼、镇守珠池的防线。
以上11处巡检，有9处是洪武初年创建，有2处是沿用元代旧设，分布密度远远超过了前朝。此时，卫所的设置尚属粗疏，巡检驻地多属海防扼要，具有浓厚军事色彩。
洪武二十七年(1394)安陆候吴杰等奉命赴广东训练军士以备倭寇，在雷州半岛周围新置乐民、海康、海安、锦囊、永安等5处守御千户所，筑宁川守御千户所城。这六个千户所环绕雷州半岛，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沿海防御圈。与此同时，沿海巡检相应迁移于新设卫所之间的其他海岸军事要地，形成了粤西沿海巡检司调整的第一个高潮。
(1)赤水(那黎)巡检司：因那黎地偏而移巡司于县东南之赤水港(今电白区水东港附近)，与电白县交界，东距新设立的神电卫六十里。赤水港“可以泊船，系海防要地”(2)宁川巡检司：由于新设宁川千户所于吴川县，洪武二十八年(1395)巡检顾启祥改建巡司于南三都地聚村，进驻广州湾的近海岛屿。(3)清道巡检司：安陆侯吴杰迁巡检司至乌石港。(4)黑石巡检司：安陆侯吴杰改迁于第一都北海边。(5)宁海巡检司，迁于调黎浦口。调黎浦的具体位置，由于史料缺乏，难以详细考证。但万历《雷州府志》舆图中，将宁海司标在海安千户所东北海岸处，故笔者认为明代宁海巡检司应位于今天徐闻县海安镇附近。(6)东场巡检司：从十三都迁于东场。东场扼守雷州半岛西南部，由此渡海可直抵琼州府临高县。调整之后，部分新设守御千户所进入巡检驻地，承担起海岸驻守防御的职能。巡检司移设至新的驻地，特别是更为靠近海洋的岛屿，如吴川县宁川、硇洲两处巡检均位于海岛；或进驻其他海岸港口，与六处千户所交错排列。
值得注意的是，与半岛东侧不同，西侧的涠洲岛及珠池一带成为新的封禁之地，涠洲巡检退居半岛西海岸，与凌禄司、乐民守御千户所等共同禁绝沿海民众采珠。万历时人评论道：“涠洲设一游击，又设左、右、中三部分防之，横山、息安有堡，乐民有所，凌禄巡检有司，军兵棲橹，甲盾戈矛，纷纷纶纶，无非为禁池，用费不资矣。”此时的涠洲巡检也已经裁撤(详下节)，涠洲岛主要由驻扎永安所的游击进行巡视和控制，但明初构建出来的沿岸巡检和卫所共同分区防守之格局仍依稀可见。
图1 明初雷州半岛沿海巡检的分布情形
(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卷《明时期·广东》改绘)
二、沿海巡检的裁撤(1444-1729)
明代中叶以后，沿海巡检的分布逐渐产生变化。正统九年(1444)，朝廷任命郭智为广东按察使赴粤整饬海防，其徙吴川县硇洲司至茂名县西南，更名为博茂巡检司。对此，万历年间修撰的《西园闻见录》评论到：“国初设巡司于硇州，所以控扼海道，北捍高州。正统间移入内地，致使硇州无兵防守，是撤其南面之藩篱，则修复诚便计也。”事实上，硇洲巡检司的内迁移驻，也正是明代中期以后海防内缩、对海岛战略价值重视不足的表现。而博茂巡检在成化十二年(1476)时，因高州府“其地屡遭兵疫，民少役重”，遂被革除。
与博茂司一样，在正统九年(1444)以后的雷州半岛上大部分巡检或遭废弃裁撤，或转入内陆，往往被视作冗员。一方面，各处巡司面临着驻地衙署塌圮之问题，以致巡检大多僦居城中，而无力管理其辖地。万历《雷州府志》称：“(雷州府)僻据海滨，土旷民瘠，即道府崇署尚多简略……巡检有官无地，僦寓郡城，朔望拜谒外，欠伸度日而已。”另一方面，万历以后，巡检司弓兵裁革过半，高州府诸沿海巡司弓兵不过十数人，雷州府则每司只有八人。时人对此有论：“(弓兵)惟给本官使令，虽有讥察地方之责，徒虚文耳。巡检客居郡县城，兵随之，信地空虚，卒有警，八兵何能驰以济？况未必有八也，失事而官与兵身受督责，晚矣。雷、廉巡司大殊广、潮，寄空名而受实罪，可念也。”巡检维持武力和守护海岸的支持力量大幅削弱。因此，至明末先后被裁撤的沿海巡检主要有：涠洲巡检司：隆庆元年(1567)革除。湛川巡检司：原驻旧县村，后一度荒废，时间不详。万历四十年(1612)复建。黑石巡检司：崇祯三年(1630)，因“汰冗官以舒国用”革除。
不过，嘉靖年间沿海倭寇、海贼猖獗，卫所官军难以抵御，而部分沿海巡检仍具有海防功能。嘉靖四十五年(1566)，吴桂芳奏请于雷州半岛东侧设白鸽寨，在雷州半岛西侧设乌兔寨，推行水寨会哨之法，即“每月守把官率领兵船会哨于界上险要，取具该地方卫所、巡司结报”。因而沿海巡检在制度上仍被视作海防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凡营寨水陆官兵相为犄角，每遇海上贼警，各该参备即督率该营总哨，趋赴海滨紧要之处，查照信地，与同该水寨军兵内外协应，以助声势，仍行各乡澳保甲人等及各巡司，严加隄备，俟贼登岸，即并力擒勦，如哨兵不用命，听把总径自处置”。在半岛两侧海面的巡洋会哨中，白鸽水寨兵船巡逻涠洲一带，与泊守龙门、乾体港兵船会哨，即至凌禄司处结报。赤水司所在赤水港，也为北津水寨与白鸽水寨兵船巡洋会哨之界点。另外，洪武七年(1374)设置的高仰巡检司，在嘉靖年间从内陆迁入沿海进行防御。方志中对该司署位置的记载说法不一。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认为，“在县治南八十里”；崇祯《廉州府志》则载为“旧在县治南十里，洪武七年立，今废”。康熙《廉州府志》则记录高仰司署旧在县治北一百二十里马栏墟。又据清人所修《明史》载，“高仰巡检司治马栏墟，后迁于县西南”。可以推断明初高仰司驻于县治北120里的马栏墟，到嘉靖年间已迁到县治以南地区，是由内陆地区远程调度到沿海地带，当与明代中叶以后沿海的严峻形势有关，其主要作用应是负责海岸巡缉与预警。故嘉靖间所编《筹海图编》中仍将其列为广东沿海巡检司之一，设有弓兵20名。
万历年间，茂名县赤水和吴川县宁川两巡检则先后进驻沿海新兴的繁华港埠。位于吴川县与茂名县交界之处的梅菉镇，因其便利的地理位置逐渐繁盛起来。茂名县赤水巡检司即因“梅菉市镇之地，奸宄易生，乡老□浩石呈请道府移署梅菉”。但赤水司并非是驻守梅菉的唯一官方力量。另据万历《高州府志》记载，设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吴川营也拨派营兵驻扎在梅菉守御，高州海防同知在万历三十年(1602)迁至吴川县城前也曾驻于梅菉。除梅菉外，芷寮即为吴川诸水入海之总口，更是明代广东主要商港之一。“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宁川巡检司自万历九年(1581)迁入芷寮口(今吴川市吴阳镇芷寮村)，只是当时“司尚未立，巡检僦住于县城，徒寄空名于此”，巡检移驻，有进入港口商镇稽查之目的，但宁川司正式进驻芷寮的时间可能并不长。
顺治年间清军与南明势力在粤西的拉锯战，以及康熙三年(1664)的迁海，都对沿海巡检格局形成了新的影响。顺治四年(1647)，清军进驻吴川，但其任命的赤水司巡检旋即被梅菉商民杀害，其后南明武装与清军又在此数次争夺，直至顺治十年(1653)，巡检高之彦才以乡约所为巡检署，重整建置。而赤水司驻扎于梅菉，对西面的吴川县也形成了协同防御态势。同为商贸重地的芷寮，清军则设有吴川营重兵扼守，故清代未再设置宁川巡检司。而芷寮港“及康熙癸卯，迁为界外，田地邱墟，人民十死八九”，逐渐衰落下去，此后“货船聚于水东、赤墈，而芷寮寂然矣”。凌禄巡检司也一度裁撤。据康熙六年(1667)《石城县志》载，康熙三年(1664)复设巡检，仍驻凌禄地方，但其裁撤时间不详。又据康熙二十五年(1686)《石城县志》的任职信息可知，顺治十三(1656)、十四年(1657)分别任有凌禄司巡检两员，其后为康熙十年(1671)任命，则可以判断，该巡司应是在1657—1663年间被裁。
在迁海展界背景下雷州半岛还有四处巡检内迁或裁撤：①湛川巡检司：康熙五年(1666)裁，九年(1670)展界后又复置。但此时湛川司衙署已荡然无存，只得“僦居县城民房为司署”，自然也无法发挥作用。②清道巡检司：康熙年间，该巡检亦一度“僦居郡城西民房”。③高仰巡检司：康熙年间，高仰司迁移至距县一百五十里的张黄墟。墟市位于合浦县居中地带，有大道联通合浦南北两地，但巡检已内迁，不再涉及海防。④珠场巡检司：康熙四年(1665)“裁县学教谕、珠场巡检司”。康熙八年(1669)复置。因此，内迁的巡检司，海防功能已经几乎丧失。
总之，近三百年间，雷州半岛周遭只有赤水、凌禄等极少数巡检得以维持，军事功能大幅度减少。明初构造的巡检与卫所之海防体系几乎崩溃。转入市镇港口或僦居县城，似乎成为巡检继续存在的一大出路。那么，明初以来巡检军事功能无法发挥，逐渐沦为冗员，在地方经费拮据时便将首先遭到裁撤。
三、佐杂分防的推广(1730-1901)
经过清初的裁撤沉浮，一直被视为冗员的州县佐杂官僚体系在雍正朝开始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加强了王朝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管控，佐杂分防推广开来。在雷州半岛，自雍正八年(1730)以来，佐杂分防更为全面地派驻佐杂进入卫所旧地或新的海防重区，与水师武弁配合稽查。其中明显地表现在重建并完善了半岛西侧珠母海的海防体系，主要是以下两例。
合浦县丞：雍正九年(1731)移驻于县东一百八十里的永安城。永安城便为前明永安千户守御所，洪武十年(1377)建城，“城周四百六十一丈高，高一丈八尺，阔一丈五尺。”此地“西南抵海，东抵石城，北抵博白，联三县”，为合浦县东面重要门户，居榕根港咽喉之地。永安所于顺治十年(1653)裁革，但保留有龙门协左营守备、把总各一员，兵二百名。移驻县丞与守备同城，亦是文武官员互相稽查配合之意。
遂溪县丞：嘉庆十七年(1812)，总督百龄、蒋攸铦先后上奏，裁肇庆府司狱，恢复顺治年间裁撤的遂溪县丞，并移驻于县西白沙塘之杨柑墟。十八年(1813)动工兴造，次年即建成规模不小的县丞署，其上间为三堂，左右为耳房，次三间为二堂，又次三间为大堂，下三间为头门，外为照墙东西辕门。杨柑墟离县九十里，为遂溪西部海防门户，乾嘉之际常为海盗所扰，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时就有海盗侵袭杨柑，沿海村落被劫甚众。百龄在剿灭华南海盗乌石二等势力后，先是于嘉庆十五年(1810)，对半岛两侧绿营兵力进行调整，移雷州右营守备于东海岛，改为东山营，将海口左营改为雷州右营，移设于白沙塘并建守备署。其后，嘉庆十七年又上奏以杨柑地方扼要，需设县丞一员，稽查草潭、旧庙、北罗、乌石等处，完善了雷州半岛西侧的防御缺陷。草潭、北罗、乌石等港埠，常为贼船聚啸，贸易赃物，取给水米，先前即派有汛兵守卫这一地带，设杨柑县丞于此巡稽，可与武弁相互配合，弥补其民事管理的不足。
近海岛屿在复界后开发加速，人口逐渐稠密，巡检开始恢复进驻。硇洲巡检司便在此时复建。雍正八年(1730)，总督郝玉麟上书称：“洲民生齿日繁，商贾辐辏，易滋奸弊，武职未便兼理民事，而令相距一百四十里，中阻重洋，请设巡检驻札安辑”。雍正九年(1731)，建硇洲巡检司署三座各三间于硇洲岛东南。该巡检主要负责“稽查保甲，盘缉奸匪，劝息斗殴”，同时“该地钱粮委令就近代征”，可以解决岛民“赴县投纳，风信不顺辄阻滞数日，或有斗殴事，控诉尤难”等困难，具有较为全面的民事职责。长期缩守县城的湛川司，亦于雍正十年(1732)迁入遂溪县之东海岛东山墟。东海岛在遂溪县东，与县治隔海相，“其东南为硇洲，东北为广州湾，正东则大海无际地方，官因其险远而不能时常稽查”，正是这样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历为海盗聚集之地。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海寇谢昌、李积凤巢于东头山与杨二合伙据东海作乱，掳掠男女，雷郡大震。”乾嘉之际，该岛亦是华南海盗的重要巢穴，故嘉庆十五年(1810)又将雷州右营守备移设于此改为东山营守备，与湛川巡检司相互稽查，加强防御。
另外，巡检司也继续保持了此前迁入墟市的趋势，形成了固定的辖区。乾隆时在白龙城设立白龙墩，因此珠场巡检司署遂迁徙他处。据同治《广东图说》记载“珠场巡检司驻南康墟。”因此判断珠场巡检司在乾隆时迁至南康墟(今南康镇)。虽然驻地迁移，珠场司所属辖境仍是海防重地，其中清二图和清三图滨海地带分布着众多的盐田，亦是廉州重要的产盐区。宁海巡检司于雍正十二年(1734)迁至县东七十里武安墟(今徐闻县曲界镇)。东场巡检司于雍正十二年(1769)迁县西四十里迈陈墟(今徐闻县迈陈镇)。清道巡检司在嘉庆时已迁至县西南九十里的北和墟清道城。这三处巡检驻地只有东场司一个仍临海岸，其他均居内地。但它们所辖地方都包括了沿海地带，因而道光《广东海防汇览》中仍将它们记录为海防巡检。只有凌禄巡检司至迟在嘉庆时已迁至城西五十里之成四都石岭墟(今廉江市石岭镇)，转为进驻内陆墟市，远离海岸，《广东海防汇览》遂将其排除在外。
布局调整之后，具有海防事务的佐杂共有9个，雷州半岛沿海防御格局有了新的差异：西侧珠母海沿岸，由珠场和凌禄两巡检转变为永安、杨柑两县丞，驻防佐杂的等级有所提升；东侧广州湾沿线，除梅菉港外，东海和硇洲两处海岛又恢复了巡检进驻；半岛南侧则全部巡检驻地内迁，仅在辖区层面保持了海防的色彩(见图2)。由此可见，州县佐杂海防布局的完善，主要是半岛北部的东西两侧。本阶段佐杂海防职能的表现，可从嘉庆年间平定广州湾海盗的一系列事件中窥探一斑。
嘉庆年间平定广东海盗，总督百龄严厉执行的封港海禁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已有学者进行了论述。而在执行这一策略过程中，我们还应注意到处在海防一线的巡检等基层文官所发挥的作用。嘉庆三年(1795)周镐《论明职》就指出：“文有文职，武有武职。屏御寇盗不使内扰百姓者，武官之职也；约束百姓不使外通寇盗者，文官之职也……敢有内地奸民私挟禁物出口济匪者，许武官揭报专治文官失察之罪；敢纵盗逸入内洋惊扰渔商者，许文官揭报专治武官玩寇之罪。如此，则文武之职明，而盗且不攻自去。”文武官员在基层控制、海洋防御等方面均各有分工、互相监督。总督那彦成在嘉庆五年(1800)的《奏略》中提到官兵在广州湾击溃海贼后，“又据派在广州湾各隘口截拿逸匪之吴川营都司区凤鸣、海康县高经祥、硇洲巡检周琏，把总窦振龙，东洋巡检王汝琦先后禀报，在请训海旁等处杀死盗首郑一之弟郑三，头目郑国华等数十名，生擒李朝丰等二十二名，并获船只炮械各等情”。可见，巡检积极参与到平寇之役中。
程含章《上总督百龄书》曰：“州县事尤冗杂，所管洋面，少有百余里，多者数百里。一人之耳目精神，势难处处周到。应由巡道派委佐贰杂职，分段经管，给与月费，协同地方官弁，小心防范。”派驻佐杂分管港口，构筑巡缉网络，主要是为盘查沿海居民对海寇的接济，其海防职能也逐渐明确。“查巡检等官既各分管地方，又无刑名钱谷之事，巡缉稽查，是其专责，似应照依各员分管疆界，责令按月周巡一次。如边海地方何处有港汊，可通内河？向有何项船只出入，盘诘稽查是否严密？何处系界大洋，或有岛屿险远，有无奸匪出没，现在如何巡缉防范？所管地方共有出海商渔船只若干，是否俱系编号、领照？舵水是否相符？商船系往何处贸易？每年回港几次？渔船出洋采捕，是否依期归港？有无站洋为匪？分别取具澳甲埠保切结。”但“惟是口岸之接济，易查；荒村之接济，难查”，广州湾之东海、硇洲二岛就是属于这类缉查不易的地方，其土著居民更是常常与洋匪接应，互取所需，使该地成为华南海盗盘踞的中心，而驻扎于此的湛川、硇洲二巡司缉查工作是否得力，对广州湾乃至整个西路海防局势都有直接影响。因此，嘉庆十七年(1812)，改湛川、硇洲二司为咨调要缺，以示重视。
图2 清代前期雷州半岛佐杂的分布情形
(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卷《清时期·广东》改绘)
四、清末佐杂的调整(1902-1911)
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对于粤西的觊觎和侵占，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佐杂布局的剧烈调整，雷州半岛沿海佐杂变化显著显示出粤西海疆的重要性之提升。
1.广州湾租借地：海岛佐杂被迫迁出
自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强占租借地，划分各自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华南地区，英法两国为争夺该区域的控制权激烈角逐。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国自恃“干涉还辽”有功，要求租借广州湾为其停船趸煤之所。英国则对此十分不满，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将对香港构成威胁为由，逼迫清政府于同年六月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取得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大部及其附近岛屿99年的租借权。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正式签订，清廷将吴川、遂溪两县沿海陆地及硇洲全岛、东海全岛在内的广州湾地方均划为法国租界地。
法国强占广州湾之后，雷州半岛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广州湾对于整个海防大局而言，十分重要，硇洲、东海二岛“乃高、廉、钦、雷、琼五郡出入必由之道，并入租界是扼其吭，而绝其来往”，而租借地内原设在二岛上的硇洲、湛川二巡检司该如何去留存废，也摆在了当局的眼前。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广总督陶模等上奏请对租借地之佐杂布局进行调整，以资应对。《光绪朝东华录》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壬戌，陶模等奏：查巡检一官,有缉捕巡查之责。粤省沿海各州县幅员辽阔，往往鞭长莫及。各巡检分司其地，责有专归，于民事较易觉察。所有原设新安县九龙司巡检、吴川县硇洲司巡检、遂溪县湛川司巡检，各一员，均系外调要缺。自英、法两国暂租九龙、广州湾为租界，三巡检所辖之地多在租界之内。粤中民俗强悍，会盗各匪以附近租界地方为逋逃渊薮，防缉尤宜认真。惟今昔形势稍异从前，荒僻之区今或变为冲途，必须体察情形，变通办理。臣等督同司道详加察看。查有吴川县之塘、电白县之水东、合浦县之涠洲墩各地方，或地处偏僻、盗匪匿迹，或滨临大海、民教杂居，均与各该县城相距甚远，若非移设专员驻扎，则巡防弹压难免疏虞。应请将吴川县硇洲司巡检移设该县属之塘地方，名曰塘司巡检，仍隶吴川县管辖；遂溪县湛川司巡检移设电白县之水东地方，名曰水东司巡检，改隶电白县管辖；新安县九龙司巡检移设合浦县之涠洲墩地方，名曰涠洲墩司巡检，改隶合浦县管辖。各缺仍照旧例，定为外调要缺。现任各员，仍饬照旧供职，毋庸撤回另补，并饬暂租民房，作为公所，俟库项稍裕，再行给款建造衙。着缺内额设俸廉役食等项，悉仍其旧，随缺开支，亦毋庸另为赠减。其九龙等司巡检原辖地方，因有不归租界者，应饬新安等县查明，分别归连界之巡检典史管辖，以专责成。由藩、臬两司饬据各府县查明详请具奏前来。臣等覆查无异，相应请旨，将吴川县硇洲司等巡检分别移设，以资巡缉。
陶模等认为自英法强占九龙、广州湾为租借地之后，其地遂成会匪盗贼藏匿之所，一旦这些奸民逃入租界，自可逍遥法外，故需要注意租界附近地方的缉查巡防。在丧失广州湾之后，仍需对其周围地带加强控制。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控制交通枢纽。吴川县之塘，在县西北六十里，虽处内陆偏远地方，却是吴川往来石城、化州、遂溪等处的要冲之地，更是出入广州湾地区的必经之所，移硇洲巡检改为塘巡检，对于监控广州湾与内陆的联系大有裨益。
(2)强化控制新港口。自芷寮港于清初衰落之后，电白县之水东发展迅速，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海贸易以来即是粤海关的一重要关口，交通便利，海运船舶往来不断。光绪三年(1877)，又设水东厘厂，稽征厘金，足见其商贸之繁盛。该地原属电白县典史管辖，但其地方的发展情形早已超出了典史的掌控，故地方大员早前曾借调邻近驻于梅菉的赤水巡检司对水东地方进行管理。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就以水东地方商民繁杂为由，命令茂名县赤水司巡检暂移水东墟往来两署办公，以便进行弹压。时任赤水司巡检任德润的生平记载中也提到：“寻补授茂明县赤水司，以善听讼闻，距茂明六十里电白县属水东司，繁盛区也，素为盗薮，宪委兼摄，公设砲船梭巡，盗以肃清。”至十四年(1888)，知府杨霁禀准“赤水司实难兼顾，仍囘梅菉，委员专驻水东兼查保甲”。故光绪二十八年(1902)，移湛川司巡检改为水东司巡检，终于有固定的官署机构对水东地区进行管理。
2.防患未然：县丞、巡检并驻涠洲岛
位于北部湾洋面之涠洲岛的情形与前面二者则有较大不同。涠洲孤悬大洋之中，靠近珠池，是北部湾的南面门户。清初迁界，涠洲弃而不守，此后虽有地方民众呈请开垦田地，但因害怕岛上居民与来自越南的“洋匪”勾结，未得允许。嘉庆十一年(1813)，总督百龄为平海盗事，将岛中居民再次内迁，毁其田亩房屋，封禁海岛。此后，虽然涠洲岛被封禁，但仍有百姓在岛中违禁居住，并与海盗为伍。同治年间，因广东土客大械斗的影响，在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下大批客家教民来到岛中开垦，并建起教堂、围墙等，涠洲岛成为北部湾地区法国天主教传播的早期基地，由此民教杂居，易发事端。
光绪年间，涠洲岛正式改隶合浦县管辖，并移驻永安县丞于此弹压，恢复了州县对该岛的直接管辖。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移设九龙司巡检于涠洲岛上，更名涠洲墩巡检。
九龙司巡检原为广州府新安县官富司巡检，其辖区大致包括九龙半岛及香港岛一带。鸦片战争后，英国割占香港岛，官富巡检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改为九龙巡检，作为海疆要缺移驻九龙寨，并筑城防守，监视香港岛的动向(见图3)。这是清政府应对列强割占土地时第一次的佐杂调整。但是，随着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英人强占九龙半岛，九龙巡检亦无法立足。而九龙司巡检移驻涠洲岛或许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即九龙司巡检一直处于中外关系之前沿，移驻于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县丞共同监视法人在岛中的行动，以防法国制造借口侵占岛屿，保持广东西路海防的据点。
图3 晚清雷州半岛佐杂的分布
(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卷《清时期·广东》改绘)
五、结论
本文立足佐杂官员的驻地变迁，考察雷州半岛海防布局在明清两代的长期演进过程。
首先，明初的巡检和卫所是错位设置，交错排列，奠定了雷州半岛地方的防卫格局。而清代的雷州半岛，重要海防据点往往是佐杂和营汛并存驻守。其中，半岛西侧由县丞集中驻扎。在高州府石城县凌禄巡检内迁之后，雷州府遂溪县和廉州府合浦县不约而同地派出县丞驻守永安和杨柑两地。县丞的行政层级高于巡检，其驻地也是武职的永安营、雷州右营之所在，实际上也提高了半岛西侧的海防地位。又如前文所述，半岛南部的宁海、东场等巡检司内迁入墟市，仍被视为海防巡检司。更重要的是，明代的海安所城，在清代设有海安营水师游击及中军守备各一员，更派遣雷州府的佐贰官——海防同知分防驻守于此。该地文武官员的设置均比他处高级，这也反映出半岛南端的琼州海峡之海防地位仍显重要。
其次，完全放弃的海防要塞并不多见，文武官员交替进驻。一方面，巡检退守之驻地，仍有武职进驻。如调黎浦口原为宁海巡检驻地，此后仍有雷州左营之博赊汛调黎台兵10名驻守；东场巡检退居迈陈墟后，其驻地即设东场汛，有徐闻营千总把守；旧县村，在湛川巡检进驻东山岛后，还有旧县汛和旧县塘的设置，等等。因此，巡检的退守移驻，并不意味着该地海防地位的衰微。清代巡检的新驻地，一般有绿营汛塘驻守。如清道司进驻的北和墟，有北和塘，兵2人；宁海司新驻的武安墟(又称曲界)，有曲界汛，兵12人；硇洲司迁入的塘㙍，也有塘㙍汛，兵25员。在营汛密布的基础上，佐杂官员的进驻，显出这些要地之重要性。
最后，海岛驻守反映了雷州半岛海防外围布局从东向西的完善。较之沿岸驻防，海岛的长期驻守需要考虑补给和对内联络等更为困难的情况。明代巡检对于粤西岛屿的控制主要集中于15世纪，地域方面也以广州湾一线为主。从16世纪后期开始至18世纪上半叶将近150年间，尤其是整个17世纪，粤西海岛是完全处于州县控制之外的。清初，海岛通过驻军纳入国家控制中，经过雍正年间增设巡检的调整，佐杂驻扎海岛的布局基本稳定下来，又被纳入到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在恢复硇洲司和移驻湛川司的前后，绿营兵进驻海岛，先后设置了硇洲营(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设)和东山营(嘉庆十五年，1810年设)。司、营搭配，是清代中叶粤西海防利用文武官员共同治理的策略。20世纪后期开始恢复北部湾的涠洲岛控制，移驻县丞、巡检等佐杂进行直接管控，但直至清末，该岛也没有武职进驻。因此，佐杂驻防对于海疆控制仍有独特之作用。
总而言之，宏观的海防格局是不同层级的文武官员驻守分防共同组成的。州县佐杂的广泛设置和进驻，能够解决武职官员不能处理民政事务之困难，协助、乃至于独力承担当地的治安管理，对于海防要地的有效控制，以及维护海疆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丛论》2020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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