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桥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吕布之骁勇，并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夸张，《曹操别传》记载“吕布骁勇，且有骏马，时人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人中吕布”应该说是时人对吕布一个极高的赞誉，而范晔《后汉书·吕布传》又有记载“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后汉书》这里所说的燕军，指的是黑山贼张燕的军队，张燕本人也是个狠角色，《三国志》说他“燕剽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但是张燕的军队遇到吕布和他的并州军团，似乎不堪一击，这又从一个侧面看出吕布的骁勇无敌。
三英战吕布表演
然而吕布从中平六年（189年）跟随丁原从并州来到河内，登上汉末乱世的历史舞台，到建安三年（198年）下邳被曹操擒杀，满打满算也就十年时间。在这十年时间里，吕布刺杀董卓名动天下，又先后占据兖州和徐州这样的战略要地，手下还有陈宫、张辽、高顺这样的谋士猛将。单从这些情况上看，应该说“人中吕布”是具备在群雄中脱颖而出，争霸天下的条件的。但是吕布为什么在汉末群雄争霸的舞台上，又早早谢幕了呢？这其中的原因，客观地讲，肯定不会是单一的，吕布难以成功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笔者加以总结，认为有下面三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吕布尴尬的边地武人双重身份，无法被中原士人所接受，与他的“合作”倒不如说是一种利用；其次，吕布自身素质还不具备争雄天下的条件，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物。最后，吕布的个人品行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个也是历来被史家批评最多的一点。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三个原因做一讨论，以期能以此对吕布的难以成功有更深入的了解。
历史上没有“三英战吕布”，这是文学作品虚构的。
一、吕布的“边地武人”身份无法被中原士人认可（一）边地人的尴尬
吕布在汉末三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三国志》和《后汉书》都给他作了传。吕布的事迹在其他人的传里，也经常出现。但是在这些记载里，却都有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吕布的前半生，特别是在并州的生涯，几乎是一片空白。
《三国志·吕布传》里说：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
紧接着就跳到吕布跟随丁原入洛阳的事了，关于吕布的早期生涯，就只有这么不到二十个字。但是这寥寥数语却传达出关于吕布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籍贯是“五原郡九原”。
《河水注》：
“河水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其城南面长河，北背连山，秦始皇逐匈奴，并河以东，属之阴山，筑亭障为河上塞。”
五原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郡。两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地域管理理念上就形成了“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的统治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汉廷对“边郡”和“中州内郡”的差别化管理十分明显且严格。《后汉书》里记载的“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在这种严格的“中”和“边”的区别对待下，再加上边地人本身的文化素质较中原士大夫相比不高，边地人的身份变得尴尬起来，并被中原士人所歧视，至少是看不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凉州人，并州人都属于边地人。
吕布在后来逐鹿天下的日子里，能真心对待他的，其实也就只有和他同样出身边郡的张扬等人。其他能真心接受并拥戴他的中原士人几乎没有。相比起徐州陈登父子对他阳奉阴违，背地里“阴”他一把，董卓对他都可以算作是不错的了。
因为这个情况颇为关键，在这里我们必须要颇费些篇幅，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凉州军事集团的老大董卓。董卓入洛阳以后，迅速控制了朝政。在一开始，董卓其实也是想和士人集团合作的，并且采取了很多拉拢他们的措施。比如“多所显拔”被宦官打压的“幽滞之士”，给他们显要的官职。诸如韩馥的幽州刺史、刘岱的兖州刺史、孔伷的豫州刺史等都是董卓所委任的。但是世族名士们对于董卓这种文化层次不高，“习于夷风”的边地人，依然没有好感，甚至根本看不上。
董卓一开始也想拉拢士人，无奈士人看不上他。
上述的刘岱，韩馥等人更是坚决的反董份子，他们非但不念董卓的“恩情”，反而直接组织武装，以军事手段来进行对抗，想要除掉董卓。另外一部分人如大家熟知的王允、伍琼等人，表面上支持董卓，其实私下却“阴为绍”支持袁绍，并给反董联军通风报信做内应。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世家大族对于“边地人”的歧视和不支持。
王允表面支持董卓，心里想的却是除掉他。
另外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的“凉州三明”之一张奂。张奂在平定凉州羌胡叛乱的军旅生涯中屡建功勋，特别是在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的一次平叛行动中“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立下大功。在论功行赏时，面对“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这样的巨额赏赐，外加照顾子孙的优待时，竟然“并辞不受”全都推掉，而张奂所提的愿望就只是“而愿徙属弘农华阴”。张奂是敦煌渊泉人，宁愿不要军功封赏，只想要把自己的身份从“边地人”改为“中州内郡”的弘农郡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此专门做了解释“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现在读来，字里行间别有一番心酸的感觉。
如果说张奂的例子有些让人心酸的话，皇甫规的事情说起来，恐怕就是让人“笑中带泪”了。皇甫规本来是东汉的名将，同时也是一名学者。著名的论断“百姓为水，君主为舟”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东汉末党锢之祸爆发后，天下很多名士都被牵连，这其中本来并没有皇甫规。作为边地安定郡人的皇甫规竟然因此觉得可耻，然后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主动“举报”了自己曾经依附党人，希望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
《后汉书》里记载他的说法是：
“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边地人能和中原士人“党同”，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确实是一种荣耀。
了解到东汉主流社会对于“边地人”的歧视态度，发生在吕布身上的很多事，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王允只是利用吕布
（二）被利用的武人
吕布作为“边地人”，被当时的大姓豪族所轻视。吕布的很多“合作者”，看中的也只是他的骁勇“匹夫之雄”，能对其真心相待并认为其能成就一番王霸之业的人，则几乎没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陈宫迎吕布入兖州的事情。陈宫和张邈等人和当时的兖州刺史曹操，矛盾日趋激化，趁曹操举兵东征徐州之际，准备举兵把曹操赶出兖州。
曹操东征徐州，给了陈宫等人反叛的机会。
这时候他们选中的人就是吕布，然而这是不是就代表陈宫张邈等人是认可吕布，甚至真心拥戴吕布的呢？答案当然是不能的！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
“宫说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
陈宫这段话透露出了两层意思，一是他和张邈看中吕布的地方是“吕布壮士，善战无前”，仅仅是想利用他的骁勇，把吕布当做“壮士”式的武人而已。这和他之前支持曹操出任兖州刺史时所说的，“曹东郡（曹操）命世之才也”的评价，和期望曹操成“霸王之业”的期待，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陈宫的第二层意思也非常明白，他说“若权迎之”无意中暴露了他内心深处更真实的想法，一个“权”字清楚地表明“迎吕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说难听一点“凑合一下”而已。“共牧兖州”也透露出陈宫张邈两人并没有拥戴吕布为兖州之主的想法，只是为了驱逐曹操这个兖州刺史，换他们几人在兖州当家罢了。曹操手下的程昱对此也洞若观火，直言陈宫等人和吕布的关系不过是“以势假合”，根本“不能相君”。
陈宫和吕布的关系不过是“以势假合”
其实吕布在汉末舞台上活跃的十年，大部分时候都是充当这样被人利用的“武人”角色。董卓利用他杀丁原，王允利用他杀董卓，袁绍利用他攻张燕，袁术利用他图谋徐州，再到上面提到的陈宫张邈等人利用他驱逐曹操，不一而足。
二、吕布“无英奇之略”，有勇无谋缺乏战略眼光吕布个人的素质有所欠缺，也导致他无法在群雄并起的时代参与逐鹿。《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经评价说吕布“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吕布在个人素质上的缺陷。吕布的有勇无谋，并不是个别人的偏见，时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看法，荀攸也有类似的评价，而且他说的更为直白，“吕布勇而无谋”。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点评三国人物的时候也曾说过“吕布以勇，曹公以智”。曹操和吕布这二人的这种优劣高下，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例子莫过于兖州之战。
《三国志·武帝纪》曾经这样描述这段史实：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曹操乃引军还。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
这段记载中曹操所提到的亢父和东平都是地名，《一统志》里解释说“亢父故城，今山东济宁州南五十里。《战国策》苏秦所谓‘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是也。”《读史方舆纪要》也对此地的战略价值，也有过精炼的总结“自是东方有事，必争济州”。
吕布和曹操相比，战略眼光相差太多。
兖州之战初期，吕布本来占尽优势，还一度差点生擒曹操。但是因为吕布缺乏战略眼光，不能做出正确的部署，没有及时出兵占领沟通兖州和徐州的咽喉要地亢父城和东平。反而龟缩濮阳，放弃“必争之地”，失去了截断曹军归路的绝佳战机，这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中国历代战争史》对这个战例也有这样的总结：“操自徐州回击吕布时，曾云吕布不能据东平、亢父之险以要彼，而株守濮阳，因知其无能为。是可见战略着眼之重要。吕布无此见识，故虽勇敢善战，亦不能挽救其战略之失。”在这一点上，曹操当时之语和后来战史研究学者的总结，可谓所见略同。
陈登父子谄媚吕布，吕布非常受用。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吕布在下邳被围。到了覆灭的前夕，依然无法采纳正确的意见，反而听信妇人之言，丧失了最后的反击机会。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关于这一段，也直言不讳地说吕布“被惑于妇人”，“若能用陈宫之计，内外呼应，犄角相援，则操亦未必有成”批评了吕布缺乏“察纳雅言”的个人素质上的缺陷。
吕布“每战多败”是有原因的
应该说，吕布自己“无谋”缺乏战略眼光，又经常不能听取合理的建议，“每战多败”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个人素质，确实不适合作为一方诸侯，在汉末那样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参与角逐。
三、吕布见利忘义，轻狡反复的个人品行吕布在汉末舞台活跃的时间不长，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成语。“三姓家奴”就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吕布认丁原和董卓为义父虽然于史无证，属于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但是吕布的反复无常，见利忘义却又是不诤的事实。历来史家所论，已经太多了。诸如先事于丁原，杀丁原投靠董卓，后又投靠王允刺杀董卓。兵败长安后，他先后投靠袁术、袁绍、刘备等，无一不叛。本文无需也无意于在这个问题上赘言，单就近年来一些为吕布翻案的“新观点”做一讨论，以求教于大家。
吕布反复无常是个历史成论。
在近年来的一些“新观点”里，对吕布的“反复无常”做了一些辩解，认为吕布在汉末乱世的这种行为，“像曹操、刘备类的轻而去就，反复无常的枭雄，实在太多了”，又说“吕布与某些政治军事势力反目，往往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在吕布一方，况且汉魏之际各种势力的不断分合本是当时政治运行的常态”，以一言蔽之，吕布的这些所作所为“ 绝非吕布的天性，它既反映了吕布的政治追求和对自己社会位置的曲折选择”。笔者觉得此类的看法，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陈寿在《三国志》中，吕布和臧洪同传，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臧洪为了报故主张超旧恩，以孤城对抗实力强大的袁绍，最后慷慨赴死，体现了两汉以来的忠君观念，“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无独有偶，臧洪的郡丞陈荣也愿意随臧洪赴死，陈荣死前痛斥袁绍，连袁绍都有“惭意”。反观吕布，丁原和董卓其实都待其不薄，吕布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背主”和“弃主”，吕布每次对待故主，一有机会就痛下杀手，几次割下旧主首级献媚新主，其手段不可谓不毒辣。吕布杀董卓，本来是一件具有高度正义感的事情，但是吕布背弃董卓，依然被人用来作为其“反复无常”的例子加以痛斥，其中暗含的道德评价，可见一些端倪。
吕布最后被擒，还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部下的不忠，替自己辩解。
《英雄记》记载：
“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
然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后汉书·吕布传》给出了答案，“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吕布是在大势已去之后，自己主动投降曹操的。
吕布被擒
面对吕布的狡辩，曹操予以反驳的同时，还一语道破吕布在男女关系上的轻佻，甚至不顾礼法，“兔子也吃窝边草”把手伸到诸将家里了，此话一出，吕布也只能“默然”。
其实在这方面，吕布的“事迹”不止这一个孤例。吕布从前和董卓侍女私通，这事大概就是《三国演义》里貂蝉故事的原型；吕布兖州兵败后投奔刘备，曾经“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这种轻佻而不知礼仪的举动，确实再次反映了吕布这个人轻佻的品性。刘备对吕布这种举动，自然也会“外然之而内不说”，嘴上不说，而内心极其厌恶，吕布无礼的举动为两人的关系破裂，多少是有一些影响的。
吕布为人轻佻，不懂礼法。
应该说，吕布为人轻佻反复，罔顾道义经常残忍杀害旧主的行为，并不值得翻案。陈寿对他“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的评价，应该是公允客观的。
结论吕布勇冠三军，在汉末的舞台上也是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因为他出身边地，又是武人，始终无法被中原士人所认可，甚至被厌恶排斥。加上吕布本人有勇无谋，缺乏战略眼光，还经常无法听取正确的意见。这就导致他虽然一度也占据州郡，虎步江淮，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至于他的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已是历代成论，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则更不值得翻案。
总之，吕布此人有如此多的不利条件和自身缺陷。在汉末豪杰辈出，群雄争霸的舞台上，确实难以成功。他的早早谢幕，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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