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桥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吕布之骁勇,并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夸张,《曹操别传》记载“吕布骁勇,且有骏马,时人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人中吕布”应该说是时人对吕布一个极高的赞誉,而范晔《后汉书·吕布传》又有记载“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后汉书》这里所说的燕军,指的是黑山贼张燕的军队,张燕本人也是个狠角色,《三国志》说他“燕剽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但是张燕的军队遇到吕布和他的并州军团,似乎不堪一击,这又从一个侧面看出吕布的骁勇无敌

为什么有吕布就一定后期(人中吕布为何早早谢幕)(1)

三英战吕布表演

然而吕布从中平六年(189年)跟随丁原从并州来到河内,登上汉末乱世的历史舞台,到建安三年(198年)下邳被曹操擒杀,满打满算也就十年时间。在这十年时间里,吕布刺杀董卓名动天下,又先后占据兖州和徐州这样的战略要地,手下还有陈宫、张辽、高顺这样的谋士猛将。单从这些情况上看,应该说“人中吕布”是具备在群雄中脱颖而出,争霸天下的条件的。但是吕布为什么在汉末群雄争霸的舞台上,又早早谢幕了呢?这其中的原因,客观地讲,肯定不会是单一的,吕布难以成功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笔者加以总结,认为有下面三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吕布尴尬的边地武人双重身份,无法被中原士人所接受,与他的“合作”倒不如说是一种利用;其次,吕布自身素质还不具备争雄天下的条件,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物。最后,吕布的个人品行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个也是历来被史家批评最多的一点。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三个原因做一讨论,以期能以此对吕布的难以成功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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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没有“三英战吕布”,这是文学作品虚构的。

一、吕布的“边地武人”身份无法被中原士人认可

(一)边地人的尴尬

吕布在汉末三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三国志》和《后汉书》都给他作了传。吕布的事迹在其他人的传里,也经常出现。但是在这些记载里,却都有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吕布的前半生,特别是在并州的生涯,几乎是一片空白。

《三国志·吕布传》里说: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

紧接着就跳到吕布跟随丁原入洛阳的事了,关于吕布的早期生涯,就只有这么不到二十个字。但是这寥寥数语却传达出关于吕布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籍贯是“五原郡九原”。

《河水注》:

“河水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其城南面长河,北背连山,秦始皇逐匈奴,并河以东,属之阴山,筑亭障为河上塞。”

五原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郡。两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地域管理理念上就形成了“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的统治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汉廷对“边郡”和“中州内郡”的差别化管理十分明显且严格。《后汉书》里记载的“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在这种严格的“中”和“边”的区别对待下,再加上边地人本身的文化素质较中原士大夫相比不高,边地人的身份变得尴尬起来,并被中原士人所歧视,至少是看不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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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人,并州人都属于边地人。

吕布在后来逐鹿天下的日子里,能真心对待他的,其实也就只有和他同样出身边郡的张扬等人。其他能真心接受并拥戴他的中原士人几乎没有。相比起徐州陈登父子对他阳奉阴违,背地里“阴”他一把,董卓对他都可以算作是不错的了。

因为这个情况颇为关键,在这里我们必须要颇费些篇幅,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凉州军事集团的老大董卓。董卓入洛阳以后,迅速控制了朝政。在一开始,董卓其实也是想和士人集团合作的,并且采取了很多拉拢他们的措施。比如“多所显拔”被宦官打压的“幽滞之士”,给他们显要的官职。诸如韩馥的幽州刺史、刘岱的兖州刺史、孔伷的豫州刺史等都是董卓所委任的。但是世族名士们对于董卓这种文化层次不高,“习于夷风”的边地人,依然没有好感,甚至根本看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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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一开始也想拉拢士人,无奈士人看不上他。

上述的刘岱,韩馥等人更是坚决的反董份子,他们非但不念董卓的“恩情”,反而直接组织武装,以军事手段来进行对抗,想要除掉董卓。另外一部分人如大家熟知的王允、伍琼等人,表面上支持董卓,其实私下却“阴为绍”支持袁绍,并给反董联军通风报信做内应。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世家大族对于“边地人”的歧视和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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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表面支持董卓,心里想的却是除掉他。

另外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的“凉州三明”之一张奂。张奂在平定凉州羌胡叛乱的军旅生涯中屡建功勋,特别是在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的一次平叛行动中“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立下大功。在论功行赏时,面对“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这样的巨额赏赐,外加照顾子孙的优待时,竟然“并辞不受”全都推掉,而张奂所提的愿望就只是“而愿徙属弘农华阴”。张奂是敦煌渊泉人,宁愿不要军功封赏,只想要把自己的身份从“边地人”改为“中州内郡”的弘农郡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此专门做了解释“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现在读来,字里行间别有一番心酸的感觉。

如果说张奂的例子有些让人心酸的话,皇甫规的事情说起来,恐怕就是让人“笑中带泪”了。皇甫规本来是东汉的名将,同时也是一名学者。著名的论断“百姓为水,君主为舟”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东汉末党锢之祸爆发后,天下很多名士都被牵连,这其中本来并没有皇甫规。作为边地安定郡人的皇甫规竟然因此觉得可耻,然后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主动“举报”了自己曾经依附党人,希望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

《后汉书》里记载他的说法是:

“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边地人能和中原士人“党同”,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确实是一种荣耀。

了解到东汉主流社会对于“边地人”的歧视态度,发生在吕布身上的很多事,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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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只是利用吕布

(二)被利用的武人

吕布作为“边地人”,被当时的大姓豪族所轻视。吕布的很多“合作者”,看中的也只是他的骁勇“匹夫之雄”,能对其真心相待并认为其能成就一番王霸之业的人,则几乎没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陈宫迎吕布入兖州的事情。陈宫和张邈等人和当时的兖州刺史曹操,矛盾日趋激化,趁曹操举兵东征徐州之际,准备举兵把曹操赶出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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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东征徐州,给了陈宫等人反叛的机会。

这时候他们选中的人就是吕布,然而这是不是就代表陈宫张邈等人是认可吕布,甚至真心拥戴吕布的呢?答案当然是不能的!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

“宫说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

陈宫这段话透露出了两层意思,一是他和张邈看中吕布的地方是“吕布壮士,善战无前”,仅仅是想利用他的骁勇,把吕布当做“壮士”式的武人而已。这和他之前支持曹操出任兖州刺史时所说的,“曹东郡(曹操)命世之才也”的评价,和期望曹操成“霸王之业”的期待,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陈宫的第二层意思也非常明白,他说“若权迎之”无意中暴露了他内心深处更真实的想法,一个“权”字清楚地表明“迎吕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说难听一点“凑合一下”而已。“共牧兖州”也透露出陈宫张邈两人并没有拥戴吕布为兖州之主的想法,只是为了驱逐曹操这个兖州刺史,换他们几人在兖州当家罢了。曹操手下的程昱对此也洞若观火,直言陈宫等人和吕布的关系不过是“以势假合”,根本“不能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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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宫和吕布的关系不过是“以势假合”

其实吕布在汉末舞台上活跃的十年,大部分时候都是充当这样被人利用的“武人”角色。董卓利用他杀丁原,王允利用他杀董卓,袁绍利用他攻张燕,袁术利用他图谋徐州,再到上面提到的陈宫张邈等人利用他驱逐曹操,不一而足。

二、吕布“无英奇之略”,有勇无谋缺乏战略眼光

吕布个人的素质有所欠缺,也导致他无法在群雄并起的时代参与逐鹿。《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经评价说吕布“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吕布在个人素质上的缺陷。吕布的有勇无谋,并不是个别人的偏见,时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看法,荀攸也有类似的评价,而且他说的更为直白,“吕布勇而无谋”。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点评三国人物的时候也曾说过“吕布以勇,曹公以智”。曹操和吕布这二人的这种优劣高下,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例子莫过于兖州之战

《三国志·武帝纪》曾经这样描述这段史实: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曹操乃引军还。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

这段记载中曹操所提到的亢父和东平都是地名,《一统志》里解释说“亢父故城,今山东济宁州南五十里。《战国策》苏秦所谓‘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是也。”《读史方舆纪要》也对此地的战略价值,也有过精炼的总结“自是东方有事,必争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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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和曹操相比,战略眼光相差太多。

兖州之战初期,吕布本来占尽优势,还一度差点生擒曹操。但是因为吕布缺乏战略眼光,不能做出正确的部署,没有及时出兵占领沟通兖州和徐州的咽喉要地亢父城和东平。反而龟缩濮阳,放弃“必争之地”,失去了截断曹军归路的绝佳战机,这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中国历代战争史》对这个战例也有这样的总结:“操自徐州回击吕布时,曾云吕布不能据东平、亢父之险以要彼,而株守濮阳,因知其无能为。是可见战略着眼之重要。吕布无此见识,故虽勇敢善战,亦不能挽救其战略之失。”在这一点上,曹操当时之语和后来战史研究学者的总结,可谓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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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父子谄媚吕布,吕布非常受用。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吕布在下邳被围。到了覆灭的前夕,依然无法采纳正确的意见,反而听信妇人之言,丧失了最后的反击机会。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关于这一段,也直言不讳地说吕布“被惑于妇人”,“若能用陈宫之计,内外呼应,犄角相援,则操亦未必有成”批评了吕布缺乏“察纳雅言”的个人素质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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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每战多败”是有原因的

应该说,吕布自己“无谋”缺乏战略眼光,又经常不能听取合理的建议,“每战多败”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个人素质,确实不适合作为一方诸侯,在汉末那样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参与角逐。

三、吕布见利忘义,轻狡反复的个人品行

吕布在汉末舞台活跃的时间不长,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成语。“三姓家奴”就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吕布认丁原和董卓为义父虽然于史无证,属于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但是吕布的反复无常,见利忘义却又是不诤的事实。历来史家所论,已经太多了。诸如先事于丁原,杀丁原投靠董卓,后又投靠王允刺杀董卓。兵败长安后,他先后投靠袁术、袁绍、刘备等,无一不叛。本文无需也无意于在这个问题上赘言,单就近年来一些为吕布翻案的“新观点”做一讨论,以求教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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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反复无常是个历史成论。

在近年来的一些“新观点”里,对吕布的“反复无常”做了一些辩解,认为吕布在汉末乱世的这种行为,“像曹操、刘备类的轻而去就,反复无常的枭雄,实在太多了”,又说“吕布与某些政治军事势力反目,往往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在吕布一方,况且汉魏之际各种势力的不断分合本是当时政治运行的常态”,以一言蔽之,吕布的这些所作所为“ 绝非吕布的天性,它既反映了吕布的政治追求和对自己社会位置的曲折选择”。笔者觉得此类的看法,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陈寿在《三国志》中,吕布和臧洪同传,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臧洪为了报故主张超旧恩,以孤城对抗实力强大的袁绍,最后慷慨赴死,体现了两汉以来的忠君观念,“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无独有偶,臧洪的郡丞陈荣也愿意随臧洪赴死,陈荣死前痛斥袁绍,连袁绍都有“惭意”。反观吕布,丁原和董卓其实都待其不薄,吕布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背主”和“弃主”,吕布每次对待故主,一有机会就痛下杀手,几次割下旧主首级献媚新主,其手段不可谓不毒辣。吕布杀董卓,本来是一件具有高度正义感的事情,但是吕布背弃董卓,依然被人用来作为其“反复无常”的例子加以痛斥,其中暗含的道德评价,可见一些端倪。

吕布最后被擒,还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部下的不忠,替自己辩解。

《英雄记》记载:

“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

然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后汉书·吕布传》给出了答案,“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吕布是在大势已去之后,自己主动投降曹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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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被擒

面对吕布的狡辩,曹操予以反驳的同时,还一语道破吕布在男女关系上的轻佻,甚至不顾礼法,“兔子也吃窝边草”把手伸到诸将家里了,此话一出,吕布也只能“默然”。

其实在这方面,吕布的“事迹”不止这一个孤例。吕布从前和董卓侍女私通,这事大概就是《三国演义》里貂蝉故事的原型;吕布兖州兵败后投奔刘备,曾经“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这种轻佻而不知礼仪的举动,确实再次反映了吕布这个人轻佻的品性。刘备对吕布这种举动,自然也会“外然之而内不说”,嘴上不说,而内心极其厌恶,吕布无礼的举动为两人的关系破裂,多少是有一些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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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为人轻佻,不懂礼法。

应该说,吕布为人轻佻反复,罔顾道义经常残忍杀害旧主的行为,并不值得翻案。陈寿对他“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的评价,应该是公允客观的。

结论

吕布勇冠三军,在汉末的舞台上也是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因为他出身边地,又是武人,始终无法被中原士人所认可,甚至被厌恶排斥。加上吕布本人有勇无谋,缺乏战略眼光,还经常无法听取正确的意见。这就导致他虽然一度也占据州郡,虎步江淮,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至于他的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已是历代成论,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则更不值得翻案

总之,吕布此人有如此多的不利条件和自身缺陷。在汉末豪杰辈出,群雄争霸的舞台上,确实难以成功。他的早早谢幕,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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