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克服经济困难，集中精力大办粮食，挽救农村经济形势，1960年11月，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信》。指示信指出，从1959年冬天以后，有些地区又刮起了“共产风”，还有一些地方社队“一平二调”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继续刮，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指示信要求各地干部把当前农村中迫切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把政策交给群众。11月3日转发全国。
《紧急指示信》在各级组织和广大社员群众中起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和行动的重大作用。它成为当时我国扭转农村形势一个新的起点。
在落实和贯彻《紧急指示信》的过程中，甘肃省委向中央作了多次报告。在第四次报告中，省委检查了执行中央政策的一些偏差，总结出四点问题：
一是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要求1959年算起，5至7年内完成过渡；
二是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他们称1959年上海会议文件规定的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四固定和应有的管理权限，实际上没有贯彻下去；
三是对于发展生产队的经济重视不够，抓的不狠，而过分强调发展社有经济，生产队所有制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
四是在收益分配政策上，扣留部分多，社员分配少，供给部分大，工资部分小。还曾规定普遍实行粮食供给制，条件好的地方实行伙食供给制。
毛泽东在看到这个报告后，代表中央拟写了转发这个报告的批示。他在批示中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已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3、4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5、6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这个批示，虽然对错误的认识有当时的很大局限性，但看起来，他对已认识到的错误，特别是所作的自我批评，并且公之于全党，是很真诚的。表明了他愿意带动全党改正错误的一片真心。这个批示，在全觉干部中，对于纠正左倾错误，克服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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