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7月25日 源于网络。原网址不可查
关于锡伯族的源流问题，已发表了很多文章，如与满族同源说、与女真同源说、为蒙古的一支说和北鲜卑的后裔说。我认为北鲜卑的后裔说是准确的，而且应当说是直系后裔，谨参考贺灵、佟克力著《锡伯族史》和白友寒著《锡伯族源流史纲》加以简述：
鲜卑人乃是我国古代北方东胡族系的一支，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及呼伦贝尔草原广大地区。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即公元89年），北匈奴败于汉将窦宪，大部分匈奴西迁，鲜卑遂进入北匈奴故地。东汉桓帝时（公元158至167年）在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逐渐南下，统一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以后又分裂为南室韦和蒙兀室韦，南室韦转化为锡伯，蒙兀室韦转化为蒙古。
北鲜卑南下后仍有少数人留居故土，演变为锡伯族。由于地理环境没有改变，使她们保留了古鲜卑一些特征，如风俗、语汇和族名，形成了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根据辽宁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记载，锡伯部族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扎兰陀罗河即绰尔河。又根据米文平《英雄民族的摇篮》一文记叙，1980年7月 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 年）北魏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始刻于洞内石壁上的祝文。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嘎仙洞即《魏书·礼志》所载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从这两处遗址证明锡伯族在移到辽宁前，一直活动于古拓跋鲜卑地区，为拓跋鲜卑留下的遗民。
锡伯族早期居住地域如图《锡伯族早期居住地域》（摘自《沈阳锡伯志》第18页）。“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锡伯族役属于科尔沁蒙古，其后陆续归附于清，从此离开故土开始了迁徙驻防的历史。”（摘自《沈阳锡伯族志》第18页）。大体上在嫩江以西，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
正是由于以上历史和地理环境关系，这部分遗民延续了鲜卑的民族称号，以后称为室韦、席北、锡伯等，不过为不同时期汉语音的音变而已。以汉语拼音来说明，鲜(xian)、室(shi)、锡(xi) 前一字母都属于舌音，卑(bei)、韦(wei)、伯(bo)前一字母都属于唇音，鲜卑语音与汉语发音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不同时代译为汉文时，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差异。又如现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口语称自己民族为锡窝(xiwo)，窝与韦的发音很接近。又如现俄属西伯利亚为汉时鲜卑故地，因族名而名其地，英译为Siberia，也可译为鲜卑利亚。
再从语言学来研究，现在新疆的锡伯语仍保留有鲜卑语的词汇。《日本研究》1988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鲜卑人东渡日本考》，文中谈到日本江户时代的私家史书《东日流外三郡志》上载有：在上古日本北部有渡来民族，号称津保化族，津保化日音Tuboke，显然就是拓跋。由于鲜卑族的影响，在现代日语中保留有鲜卑族词汇，这些词汇与新疆锡伯语发音很近似。如
锡伯语汉语日语锡伯语汉语日语
achem集合atsumaruchoko 鸡hioko
algem发扬ageruoche 叔 oje
ara糠aranukugarlek蝼蛄kera
ashita 青年ashita(明日)aishi 钱oashi
ahundu兄弟otouto amtem 甜aami
ba 土地ba(场所)asha 翅膀asuka(飞鸟)
ohun 兄hinaguura这东西agura
chechike麻雀sazaki deken 高 takai
gakku 杜鹃kakkouhala 姓氏hara
由以上这些词汇，可以说明现在的锡伯语保留有鲜卑语的词汇。
再有从民俗方面，在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有位农民供奉的“喜利妈妈”上挂有“铜兽”，这与鲜卑族的鲜卑兽是一致的。锡伯族的“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女平安的神，而鲜卑兽是鲜卑族的图腾，是保护人们的神兽。
综合以上，从地理上的活动区域、语音、语言词汇和民俗四个方面，说明现在的锡伯族确系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锡伯族从北鲜卑故地辗转南迁盛京
哈什胡里·启昆
锡伯族的先民鲜卑，因早期活动区域不同，又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北部鲜卑早期游猎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后来南迁到呼伦池的草原上，然后继续向西南迁，徙居阴山河套之间，与滞留的匈奴相融合，发展为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在三国时期活动于西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丘陵地带，西晋时期发展为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等部。拓跋鲜卑在公元386年至534年建立北魏王朝，成为中国北方民族在中原的第一个政权。进而统一了黄河流域，使长城内外连成一片，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为后来隋唐更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缔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锡伯族是没有入主中原的北部鲜卑遗民的直系后裔。他们依然游猎于以“拓跋石室”为中心的大兴安岭北段的森林里。那么，锡伯族的先民是怎样从北鲜卑的故地来到盛京的呢？下面，加以简要叙述。
这一时期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的“九部之战”，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锡伯族奉命西迁伊犁戌边，历170年。主要是在清代的前期。这一时期是锡伯族在清代的首次大迁徙，形成居住大分散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于锡伯族实行“分而治之”的开端。
先说明在清开国史上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对于锡伯族的被迫大迁徙有直接的关联。
一是九部之战。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止建州部势力的扩张，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发生了清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有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纳殷、长白山二部等九部联兵三万，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双方激战于古埒山（今辽宁省新宾县夹河乡胜利村）。结果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兵溃败。锡伯族是“互争雄长”的九大部族之一。这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作战的双方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
值得申明的，一是锡伯族名的“锡伯”二字，就是从记载这次战争的文献中出现的，之后一直沿用下来，恢复了锡伯民族自称的历史原貌。
二是科尔沁蒙古编旗。“九部之战”后，科尔沁蒙古陆续归附于后金，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蒙古联姻，进而将科尔沁编为蒙古旗。从崇德元年（1636年）至顺治五年（1648年）先后设立科尔沁左翼中、前、后旗，科尔沁右翼中、前、后旗，郭尔罗斯前、后旗，土尔伯特旗和扎赉特旗等十旗。在这过程中，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按姓氏编设佐领、分归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组成部分。扎萨克（蒙语，旗长）由蒙古之王、贝勒等贵族充任，以及管旗章京、参领等要职都由蒙古担任，锡伯族只能任参领、佐领和骁骑校等末职。编为蒙古旗的锡伯人，除向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纳税服役外，还得去出清政府的各种官差，遭受双重剥削和役使，负担是很深重的。
再来说迁徙。先看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部众编为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这里记载的锡伯族早期活动区域及南迁盛京等历史事件被锡伯族史研究者视为珍宝，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我们今天要了解锡伯族南迁盛京的历史，先要看锡伯族先人留下的这个碑文，理所当然。然而，碑文所记的往事，有的地方不够明确，有的地方有错误。如锡伯族原居何处？锡伯族何时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何时迁入盛京等，立碑的目的是“万世永传”。此碑立于清嘉庆八年（1808 年），晚于太平寺建庙时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有一百年；可能根据久远地传说，且与事实有出入的口碑资料，没查阅官府档案核实。故而有些差错是可以理解的。锡伯族的原居处，在嘎仙洞及大兴安岭，在第一节已经阐明了；编旗驻防与南迁，在下文有关地方弥补，以免误传。
第一，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七十四牛录，分驻齐齐哈尔城二十四牛录，伯都讷城三十牛录，乌拉吉林城二十牛录，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赎出”总数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锡伯外，还有卦尔察和达虎尔。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卦尔察十牛录，锡伯七十四牛录，这与碑文所记七十四牛录相符。
驻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虎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达虎尔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其五牛录佐领亦由锡伯人委任，故统称二十四牛录为锡伯牛录。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虎尔人中拣选的。这方面在锡伯族家谱中就有记载，如边台韩姓家谱载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将军）墨尔根城和雅鲁河流域时，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长曰乌苏布，次曰乌苏买。乌苏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乌苏买有二子，长曰鄂尔布，次曰鄂尔胡买……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出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允准认丁，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
移驻伯都讷新城三十牛录。披甲二千名，是从伯都讷附近拣选的；附丁二千名，是将散居科尔沁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养息牧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起来，依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另又从伯都讷兵丁内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此两处驻丁均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
移驻吉林乌拉二十牛录。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从锡伯人中拣选的。此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
上面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官兵七十四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
第二、康熙三十七年（1692年），玄烨皇帝巡幸东北后，命齐齐哈尔锡伯人迁至归化（呼和浩特），后因归化缺少粮食改迁盛京（沈阳），命伯都讷锡伯人迁至盛京，命乌拉锡伯人迁至京师（北京），这样，刚被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锡伯族，又被令举族迁徙，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间进行的。锡伯家庙碑文记载的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误，均早记了二年。
刚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为何要迁往盛京与京师呢？迁徙办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
首先，康熙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于是，便将愤怒全发泄到锡伯人身上来，予以制裁。
二年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对此可以说讲的淋漓尽致：“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并且，“将锡伯、卦尔察内补放之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很清楚,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见，锡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实行“分而治之”了。
其次，迁徙所用车马、粮食均自备。命伯都讷、乌拉的锡伯人不误农时，于春耕前迁到盛京、京师。之后齐齐哈尔锡伯分两队，首队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在春耕前，迁到乌拉境内，利用伯都讷，乌拉已迁走锡伯人等现成田舍，选择肥沃之地耕种。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徙。此种情形，在锡伯家谱中就有记载。边台韩姓锡伯家谱云：“后由齐齐哈尔迁来时，乌苏布、鄂尔胡买等，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
再次，迁移途中逃死之人何止千计。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一万八百零六口人，逃死七百二十一人，余一万零八十五口。这是从宁古塔将军沙那海为锡伯等在迁移途中死亡人口事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咨文中统计出来的。共有三个数：
（1）由齐齐哈尔送至伯都讷时逃死亡二百八十一口；（2）到伯都讷后逃、死二百零一口；（3）由伯都讷起程前死逃、起程后途中死逃二百三十九口。这个数字还未必准确。咨文中引用“奉旨”，对途中逃亡者要严加查拿，“奉旨”曰：“先后逃、死之人，足以千计，并未具陈在何处逃死，逃亡者系谁家之奴，彼等皆已偷卖，今谎称逃、死耳”。这只是十二牛录的数字，那么七十四牛录逃死者的数字又该是多少呢？
再次，锡伯之女，查出送部嫁给管领无妻之人。只因为锡伯官兵对皇上的驾临，“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于是便发下谕旨，将锡伯迁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这还不够，还要“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押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对此，其内务府及户部衙门执行咨文称：遍行八旗，盛京等处及直隶诸城，均火速照办，并详列应查之人：“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岁后，解送配嫁”。寡妇也不放过，都要查报。而且“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这不是灭种之策吗？如此圣上，何其毒也！（注：锡伯族认为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以致在民间留下了吃翻桌之说）。
第三，随旗当差，分驻各地效力。锡伯族南迁盛京后，原有官职已被裁汰（免职）。“分至八旗兼管”当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
首先，这种变化，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逸事与家谱中均有留传。新民县西营子锡伯族八十六岁老人康惠安说：“听老人说，锡伯人最厉害，清庭将军衙门没敢给单独编旗，而且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老人讲，清将军衙门把锡伯族头人用酒灌醉,待酒醒问：‘何时编旗’？清官员答道：‘编完啦，你们哪旗都有’”。沈阳城南西河山沟村锡伯族完颜氏宗谱载：“清帝知我族强悍，不容团聚一处，防生意外，随分散各旗各佐”。沈阳城西诺木珲图克色里氏锡伯宗谱亦载：“盖锡伯人刚勇诚朴，善战、屡立奇功，其所以不单设牛录而分隶于各旗者，实因彼时当道之忌”。此种事例很多，不再赘述。
其次,分驻要地除盛京（沈阳）外,还有开原、铁岭、抚顺、兴京（新宾）、辽阳、牛庄（海城）、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凤城、岫岩、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广宁（北镇）、闾阳驿、义州、小凌河、锦州、宁远（兴城）、中后所（绥中）、中前所等二十三处。锡伯兵分到这些地方数目不等,多的一、二百名，少的一、二十名。都是替换原满洲八旗中的“懦弱之辈”。至于分驻各地的总人数,约在六万人以上（以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到达盛京为一万零八十五人,再用七十四牛录推算）。
再次，锡伯族刚勇诚朴，强悍善战，屡建奇功的效力品格，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雍正元年开始在锡伯兵中挑选护军（守卫宫城的八旗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谕旨：“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之后，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督统、总管、一等侍卫者”。虽然如此，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品级的锡伯官员，在待遇上又有较大的差别。
第四、南征云南与北返黑龙江屯垦。
征云南。乾隆三十年（1765）以来，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不断侵犯我云南普洱、东里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乾隆三十二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反击，结果为缅军所败。乾隆三十四年盛京将军恒禄接上谕旨，便从盛京选派锡伯一千名精兵强将，于1769年农历四月初起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七月中旬抵达云南前线。经过交战、缅甸当局慑于大军威力，被迫与清军议和，锡伯官兵驱逐缅甸侵略者的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据清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载:锡伯一千名官兵，“阵亡之兵十二名，因伤死亡之兵三名，关外病故之兵五十四名，关内病故之兵三十六名，共死亡之兵一百零五名”。锡伯族官兵在这次征战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初六日，南征云南的锡伯官兵八百九十五人，分队撤回盛京。
返黑龙江屯垦。锡伯族南迁盛京及京师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人口迅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了余丁繁多而财政拮据的局面，有的兵丁没有收入，“窘迫不能养共妻子”，于是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措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政府把京师、盛京、复州、金州、岫岩、凤城等地闲散兵丁及其家属，分批迁返黑龙江双城和阿拉楚喀等地，移旗屯垦，开荒种地。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双城堡八旗户口男女统计：“西伯（锡伯）四百九十三户，男女三千八百九十六口，是列入蒙古栏内，理合声明。”
锡伯族从盛京西迁戍边
锡伯族拨来盛京（今沈阳）驻防六十年之后，于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有一部分锡伯族从辽宁西迁到伊犁。锡伯族的西迁是整个民族中一个大事件，他们迁到伊犁之后，在开发大西北，保卫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以及保存本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历史记载，1755、1759年（乾隆二十、二十四年），清政府先后平定阿睦尔撤纳和大小和卓叛乱后，针对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外国势力又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一方面由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一方面向南疆移民屯田，并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但是，由于伊犁地处边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需派强有力的军队驻防。
当时虽已先后从各地调遣了携眷之满族、蒙古、索伦官兵六千余名分到各地驻防，但伊犁将军明瑞感到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仍由伊犁派兵驻防之后，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向清朝廷启奏，请求增派盛京的锡伯族官兵,因锡伯官兵骁勇强悍，善于骑射，很有声望。奏曰：“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主、技艺尚可。”乾隆帝御审明瑞将军启奏后,下了谕旨：“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并指定了行军路线：“由塞外行走”。（参见《锡伯族西迁戍边路线图》）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盛京所属锡伯官兵携家眷共4000余人，于旧历四月十八日从沈阳出发踏上了西迁伊犁艰难的旅途。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离开沈阳，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八月二十四、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草木枯荣，寒气凌人的季节。锡伯族官兵携其眷属无法继续前进，便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等待第二年（1765年）三月草木返青时再赶程前进。
但在乌里雅苏台过冬期间，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疲惫瘦弱，加之雪厚无草，开春时瘟疫流行，原由盛京起程时所带牲畜先后倒毙一大半，已无法继续前行。后经管带协领阿穆胡朗、噶尔赛呈报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借给每户马一匹，计五百匹，驼一峰，计五百峰，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十日起，先后由乌里雅苏台起程继续前行。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只好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就穿绕科齐斯山又继续行进，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受困多日，所剩口粮已供不应求，所借马驼也倒毙甚多，行走已极为艰难。
这种情况下，阿穆胡朗和噶尔赛无奈，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继续前进。在未得到伊犁派人接济之前，余粮已尽，竟以野菜充饥。过了霍博克赛尔、察罕俄博，于六月，锡伯官兵及其家眷才得到接济。又经过额米勒、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地区。
西迁的锡伯族官兵与家眷，冒酷署，顶严寒，越山涉水，风餐露宿，忍受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历时一年又四个月，行程万里。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次“屯垦戌边”壮举。正如清代
著名锡伯族诗人锡济尔珲的叙事长诗《离乡曲》所描写的那样：
坐上牛车出了关，
骨肉分离不能还；
每日只行数十里，
不知何时才换班。
东望家乡泪不干，
哪堪夏热与冬寒；
历过千山与万水，
一到乌城更心酸。
牛也疲乏车也残，
人都饥饿病难安；
无法暂在乌城住，
春融不敢再盘桓。
凄凄惶惶过一冬，
同把行装密密缝；
准备三春积雪化，
想起关东泪满胸。
山路崎岖车乱颠，
赶车人儿好熬煎；
妇女嚎啕牛不走，
铁石人闻也见怜。
登山涉水更心忧，
老牛车偏遇石头；
儿女翻在车箱里，
损腰折腿血交流。
嗳哟苍天快显灵，
保我儿女到边庭；
纵然受了伤与病，
哪有医药来调停。
奔奔忙忙何日休，
可恨拉车都是牛；
过了赛里淖尔地，
又把烂车到处留。
……
西迁的锡伯族同胞到达伊犁后，他们和当地各兄弟民族团结奋斗，为保卫边陲，抵御外来侵略，平定分裂主义分子，开发建设边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开凿的察布查尔大渠，现在仍然灌溉着万顷良田，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边陲的农业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他们的业绩在祖国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精神已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每年的旧历四月十八，是锡伯族纪念西迁的节日，这一天，在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同胞都要聚会，以各方式纪念东西两地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之情，遥相祝愿。
而今时间虽已过去二百三十六年，东西两地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锡伯族同胞的情缘，确像绵延的伊犁河谷和涛涛的嫩江之水一样，源远流长。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锡伯族分布状况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锡伯族共有人口172847人。锡伯族的分布情况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锡伯族同胞，但主要分布在辽宁（120101人）和新疆（33082 人），其次分布在黑龙江（9131人）、吉林（3476人）、内蒙古（2848人）和北京市（ 914 人）。就辽宁来说也是“大分散、小集中”，虽然有120101人，但都分散于各县农村，虽有若干个民族乡，但形不成民族县。新疆的锡伯族同胞，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同时有全国唯一的民族自治县，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西迁不但增强了边疆的防务和开发了边疆经济，在特殊的环境下，也保住了锡伯族古老的文化。（以上摘自《锡伯族图录》，民族出版社出版。）
锡伯族作为北鲜卑的直系后裔而沿续下来构成一个民族集团有它的特征，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社会家庭制度、风俗习惯、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民间创作、艺术、科学知识等方面的特点。（摘自史筠“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
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北鲜卑）活动在以“北土”大鲜卑山为中心的地区，即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中心大兴安岭北段一带。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南迁大泽,即现在的呼伦贝尔湖地区，以后又离开故地继续南迁，于公元386年（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建立北魏政权，定都于平城（今大同）。从拓跋鲜卑离开故地南迁，到现在已近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祖国大地上朝代不断更迭，作为北鲜卑的遗民－－锡伯族，为什么仍能保留着鲜卑族的特征？如民族名称（锡伯实际是不同时期鲜卑的汉译音变）、鲜卑语词汇（现在新疆锡伯族语言中仍保留一些鲜卑语词汇）、传说、风俗习惯、图腾及宗教信仰等等。它是由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促成的。
第一，如果拓跋鲜卑南下未在故地留下少数遗民，整个鲜卑族会由于入主中原融合于中原大民族群中而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部分遗民，一直到明末清初仍生活于故地，人口繁衍增多，才能沿续保留鲜卑族的民族特征。
第二，清康熙年间将科尔沁蒙古所属锡伯族集体辗转移居盛京，虽大分散、小集中，但由于都在一个省境内，相互有来往，又成村落集中居住，使锡伯族的特征一直保持到现在，并繁衍到12万人，为全国锡伯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如果不是集中南迁盛京，而分散于各省、市，锡伯族也很有可能融合于其他民族中，而将特征消失。
第三，清乾隆二十九年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及家属数千人戌边伊犁，到现在人口已增加到三万余人，居全国锡伯族人口第二位。值得突出提出的，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完整的保留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并形成了全国唯一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西迁虽造成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但却完整的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在保卫西陲的战斗中虽遭受到民族的重大牺牲，但尽到了自己的民族责任，并建立了丰功伟绩。
第四，深厚的民族感情使民族特征在旧中国忽视民族政策的情况下依然能保留下来。
在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忽视民族政策，只承认全国有五个民族即汉、满、蒙、回、藏，又加一句还有苗、瑶。在这种情况下，辽宁的锡伯族仍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就在30年代作者的家乡,仍牢固维持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习惯。如每个家族每年举行一次集会,由年长者讲家史，并请喇嘛念会经，崇拜喜利妈妈，向长者问候只能用锡伯礼－－请安，不能用鞠躬礼代替，称自己的母亲一定用锡伯语称呼－－额娘，而不能称妈妈，绝对不许吃狗肉和用狗皮等等。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锡伯人既不同于汉族，也不同于满洲和蒙古。
第五，新中国成立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新中国刚一成立，就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民族。这首先是由于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由于锡伯族本身的民族感情，即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都保留了显著的民族特征，特别是新疆的锡伯族有聚居地域，不但保留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而且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这就很容易被做为一个独立民族而确认下来。西迁才使西陲有了锡伯族，在西陲的特殊条件下，把锡伯族的特征完整的保存下来，两地的锡伯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因果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得到兴旺发达,这也首先归功于党的民族政策，另外也由于锡伯族本身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者仅就自己体会加以叙述。家父何景祺,“九·一八”前为银行职员,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就未工作,于1932年就准备写何姓家族史，因何氏档案房毁于日俄战火，因此到沈阳市走访族中老人，并到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和锡伯喇嘛寺－－北塔（俗称）进行调查，并由北塔何喇嘛（我的族兄）,对太平寺满文碑碑文进行口译。
家父根据调查写下了家谱序言，并向我讲述“我们是锡伯人,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后移居墨尔艮（今嫩江），再后移居伯都讷（今扶余）的莝草沟,最后迁盛京定居”。父亲又向我说“我们不同于满洲”。这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才能在解放后向新疆社科院调查组肖夫等同志提供锡伯家庙太平寺的信息,从满文碑文中找到重要锡伯族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一些老前辈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如关俊彦老先生,在百忙中写信热情指导沈阳市锡伯族青年韩启昆,了解锡伯族族史要从那些史料入手,我也是受到这封信的启发,开始了对锡伯族史的探讨和陆续收集有关书籍和论文。又如新疆锡伯族管兴才老先生,借随新疆少数民族参观团来沈阳之机,与沈阳市锡伯族见了面,带来了西迁兄弟的情意和西陲锡伯族仍完整的保留锡伯族特征的情况，这引起我对察布查尔的向往，为此1958年正逢新疆化工厅向化工部要干部之机，提出自愿去新疆工作。
1959年肖夫和吉庆来沈调查，经我的介绍他们考察了太平寺，并将太平寺碑文抄录后译成汉文。1982年我去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参加锡伯学会讨论会，走访一些家庭，当我到三乡佟荣昌老人家访问时，老人热情的抱着我边哭边说“可见着老家的人了！”然后在炕上摆出二百年前从辽宁带来的小炕桌，招待我们茶点，可以看到新疆锡伯族怀念故里之情，在访问中还知道锡伯族儿童也知道老家在Mukden，即沈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以肖夫《锡伯族简史》为先导的大批锡伯族文史资料和研究论文出版，引起了锡伯族的认祖归宗热，使全国锡伯族人口从1984年8.3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17.3万人。仅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到锡伯族的民族感情和凝聚力。
综合以上，确实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才能经两千年历史长河，在沧海桑田和朝代不断的更迭中能保存下来这批古鲜卑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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