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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黄金盏、金漏匕,1978 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文 | 孙曦萌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2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记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于令有违者,杖一百。”从古至今,黄金这种稳定的贵金属,长期保持着稀有的姿态。对古人来说,拥有一件黄金制品,象征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权力、地位与身份。把黄金制成餐具,也是只有顶级贵族才能享受到的奢侈体验。

曾侯乙墓的发

在古装剧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银质餐具验毒的桥段。实际上,银质餐具能够以变黑的方式识别出来的毒物,只有含有硫化物杂质的砒霜这一种,面对现代科技手段制造出的高纯度砒霜,银质餐具恐怕也无力护主了。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成套的纯银餐具更多是用来证明生活质量之高。然而在银质餐具之上,还有更为珍贵的黄金餐具。

2015年2月有媒体报道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制造研究所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研究人员请50名志愿者分别吮吸金、银、不锈钢、锌、铜、锡和铬这七种材质制成的汤匙,再用它们品尝甜、咸、酸味的食物,根据口感,给不同材料的汤匙打分。结果显示,金汤匙是最受好评的。据研究人员分析,这与黄金的惰性最强,不容易与食物中的元素产生化学反应有关。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经尝到了黄金餐具中的美味饮食。

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黄金餐具。一盏、一漏匕、一杯、两器盖,东室墓主棺下一共出土了五件黄金器皿。其中,带盖的金盏重约两公斤,方唇直口,浅腹平底,两环耳,三矮足,饰有蟠螭纹、绹纹、雷纹、涡云纹等纹样,是我国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在金盏内,还发现了一个漏匕,应是配合着金盏使用的。

那么,何为“金漏匕”?“匕”是古代的一种长柄浅斗的取食器具,和汤勺有些类似。更确切地说,“金漏匕”不仅像一个浅汤勺,更像是一柄漏勺——这把长约13厘米的金匕,在盛放食物的部分有着镂空的变异龙纹。这样的金匕不仅美观,还可以方便地从汤汁中捞出食物,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

不过,这样高级的黄金餐具,在当时恐怕只有像曾侯乙这样的上层贵族才能使用,金银器皿真正开始大规模出现,还要等到千年之后的唐代。

金樽清酒斗十千

1970年10月5日,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间收容所正进行基建施工。当挖掘深入至距地表约0.8米时,一个盛有金银器的陶瓮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也揭开了何家村窖藏文物挖掘的序幕。

出土的一千多件文物里,金银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令人瞩目。受西域文化影响,豪饮的唐人在酒具设计上也展现了异域风情,比如其中一件高6.4厘米、口径7.2厘米、重380克的伎乐纹八棱金杯,就吸收了粟特文化的元素。在花边装饰、人物造型等方面,通过粗中有细的雕刻和具象写实的画风,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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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目前已经发现的八棱形唐代金银带把杯共6件,这件伎乐纹八棱金杯显得尤为珍贵。带棱、棱上用联珠装饰、把上有指垫等,都是粟特地区带把杯设计的典型特征,随着粟特逐步被阿拉伯人征服,这种在7世纪至8世纪曾活跃一时的造型逐渐消亡。也由此,考古学家推断这件伎乐纹八棱金杯的制作年代应为7世纪后半叶或8世纪初,很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制造的,根据杯口处的锈迹又可推测,金杯很可能并不是纯金,而是用以铜为主的其他金属铸造而成再通体鎏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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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伎乐纹八棱金杯,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不仅是整体造型,伎乐纹八棱金杯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价值,还体现在装饰八面杯壁的人形浮雕上。之所以被称为“伎乐纹”,是因为纹饰的主题为8位手执乐器的乐伎。8面每面各有一人,除了吹排箫者,其他7位乐伎的发饰均呈现出粟特风格。乐伎手里拿着的竖箜篌、曲项琵琶、排箫等不同的乐器,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的见证。目前考古学家尚不能辨识出全部乐伎手中乐器的名字,但人物的演奏姿势是进行推断、展开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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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摩羯纹金杯,陕西西安太乙路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何家村出土的这批文物里,还有更具典型中原文化风格的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早在唐代,金掐丝工艺就已经非常流行,把薄金片剪成细条,捶打成粗丝或搓扭成细丝均可。这件金杯花纹装饰使用的扁金丝,就是用裁剪细条的方法制成、焊接在杯壁上的。在团花的外沿,还镶嵌了直径在0.01至0.03厘米之间的小金珠,将团花包围起来。只可惜,“金筐”虽在,却不见“宝钿”——原本镶嵌在金杯上的宝石已经遗失,只留下“金筐宝钿”之名,供我们想象它更美的样子。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的又一特点便是“6”字形的把手。值得注意的是,把手并不是直接焊在杯外壁上的,在金杯内侧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圆形的凸起,这便是固定把手用的铆钉。首先将把手与打了孔的“柿蒂形”垫片焊接,再把这一整体部件用铆钉固定在杯子上,既稳固又美观。此外,伴随着焊接技术的逐渐成熟,焊药的配制也在唐代有所突破。焊接根据制作情况的不同分为“大焊”和“小焊”两种,所需的焊药也有一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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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鸳鸯莲瓣纹金碗,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樽清酒斗十千”,金与酒在唐人手中的联系,远不止金制酒杯这么简单。黄金不仅要用来喝酒,还要用来温酒——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件双狮纹金铛,正是李唐皇室贵族用于温酒的工具。单柄、三兽足,平视看去这件捶揲成形的金铛并无太多新奇之处,然而它的极致奢华,在于内底部的两只萨珊风格的金狮,和翻过来才可完整领略到的S形分区装饰外底。金铛的外底部不仅錾刻着双鸟衔绶、衔方胜、力狮、花卉等纹饰,更通过放射状的九条水波纹曲线,增添了铛底图案的画面层次,形成一种流动的平衡感。宴饮正式开始前,它带着温度,低调却耀眼。

茶匙要重 击拂有力 黄金为上

北宋书法家、茶学家蔡襄在《茶录》的下篇对茶具材质有着这样的描述:“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汤)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唐宋时期茶文化的繁荣带动了茶具的发展,黄金材质的茶具更是上佳。对于皇室而言,拥有全套的黄金茶具似乎是一件将富贵与优雅相结合的事。20世纪80年代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茶具,由唐僖宗供奉于法门寺,是世界茶具文物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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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鎏金鸿雁流云纹茶碾子,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虽然《茶录》给了黄金茶具很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黄金适用于制作所有茶具。《茶录》有云:“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喻石皆能,不入用。”唐代煮团茶之前,要先将茶饼烘烤、碾碎,用茶罗把粉末筛细后才进行烹煮。与茶匙、茶杯等不受太多外力的茶具相比,茶碾需要非常坚硬、结实,柔软的黄金实际上并不适合制作茶碾。即便如此,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茶碾,依然使用了鎏金。这件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由碾槽、辖板和槽座组成,浇筑捶击成形,纹饰鎏金。“鸿雁”和“流云”装饰在槽身的两侧,配合茶碾使用的鎏金团花纹银碢轴上也饰有流云图案,碾茶的时候,如云海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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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鎏金飞天仙鹤纹壶门座银茶罗子,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茶碾和茶罗通常会被合称为“碾罗器”,这套黄金茶具中的茶罗,名为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高9.5厘米、罗长13.4厘米、宽8.4厘米、屉长12.7厘米、屉宽7.5厘米、高2厘米,重1472克,像一个长方形的抽屉。“仙人”和“仙鹤”被錾刻在罗架上,而“壶门座”指的则是罗架最下方有着镂空桃形壶门的器座了。罗底刻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罗子一副,全共重卅七两,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吴弘慤、使臣能顺”的字样,类似的錾文在茶碾的底部也同样存在,足见古人在生产器物时层层把关、责任到人的严谨。

从金瓯永固到变卖国宝

清人的“元旦”与如今的公历元旦不同,是在农历正月初一。作为一个辽阔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清帝在新年时的种种庆典活动,自然也离不开黄金器物。黄金的色泽和重量,似乎使这种材料有着天然的仪式感,一年又一年,承载着帝王对江山稳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期望与祝福。

从雍正到乾隆,“元旦开笔”逐步成为清帝开年祈福的传统,得以沿袭。乾隆在位期间,“开笔”的规矩变得更为严格,除了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以及烛台、案桌,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处进行的“开笔”活动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道具——用来盛“屠苏”酒的金杯“金瓯永固”。“元旦子刻”开笔之时,皇帝不仅要在紫檀案上手书祝福新年的吉祥语句,还会用金瓯永固杯饮下屠苏酒。

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乾隆四年十一月镀金作,二十八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玉梅瓣托,配做一蜡扦,上安珐琅稳瓶,其名‘玉烛长调’;再配一金杯,其名‘金瓯永固’,先画样呈览。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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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款金瓯永固杯,故宫博物院藏。口沿錾回纹一周,一面中部錾篆书“金瓯永固”,另一面錾“乾隆年制”四字款

乾隆对金瓯永固杯非常重视,在酒杯正式投入制作前,要亲自过目设计图稿、提出修改意见,直到他满意为止。“于本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画得金杯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其金杯足子做象鼻足子,镶珠宝点翠,金杯刻‘金瓯永固’、‘乾隆年制’之款。钦此。”由此,第一只乾隆款金瓯永固杯得以问世。不过,这只金杯很快便不再是世上唯一的“金瓯永固”。乾隆五年元旦开笔刚过,正月初三那天,新的圣旨就传下来了:皇帝要求把金杯“往细里做”。

“耳子夔龙上各安大珠子一颗,两面,每面安珠子五颗,中间一颗安大些,花头要圆的。”对于金杯的造型、工艺,乾隆的要求详细而明确。这位爱好艺术的皇帝,不仅对古玩字画的收集十分热衷,在“私人定制”这一金杯时,更是毫不含糊。除了图纸依然要由他亲自过目,此次“升级版”的金瓯永固杯,乾隆更是提出了制作两件的要求。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这几件金瓯永固杯在盛世中的紫禁城,度过了岁岁年年。乾隆六十二年,乾清宫收贮金瓯永固杯“业已伤损”,最后一只乾隆款金瓯永固杯开始制作。这时乾隆已经当起了太上皇,但从《内务府活计档》对这一事件的记述就可以看出,乾隆年号依然在使用。

暮年的太上皇,此次下旨造杯的数量只有一个,九成金20两、正珠大小11颗、红宝石大小9块、蓝宝石12块、碧牙西(注:原文的“西”应该是左边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西)四块的用料数量与乾隆五年那次制作的金杯也一致。夔龙耳、象头三足、镶嵌宝石与珍珠,外形上也基本延续了之前金瓯永固杯的设计,但张口更大、夔龙尾与杯壁分离、龙眼更凸起。

从史料记载来看,目前已知带有乾隆款式的金瓯永固杯共有4个,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各藏有一金杯,还有一金杯和一鎏金铜杯藏于伦敦华莱士收藏馆。据学者推测,北京故宫所藏金瓯永固杯应为乾隆六十二年制作,台北故宫和华莱士收藏馆的金杯应为乾隆五年所制的两个,华莱士收藏馆的鎏金铜杯的造型风格和乾隆四年制作的金杯最像,但因其材质、宝石镶嵌情况等和史料记载有出入,目前还没有给出更确凿的结论。

说到清代御用的金制嵌珠酒具,除了用于饮酒的金瓯永固杯,较为著名的还有用于盛酒的金錾云龙葫芦式执壶。康雍乾三朝整体繁荣稳定,錾刻工艺水平也走向了高峰,宫廷中工艺复杂、造型奢华的金制餐具也越来越多。不仅出现在辞旧迎新的场合,金制餐具同样活跃在生辰、婚礼等种种庆典活动上。同治皇帝大婚时使用的金錾花双喜圆寿字茶碗,口径9.6厘米,底径5.2厘米,高5.6厘米,捶揲成型,并以錾刻工艺纹上“囍”“寿”字样,虽无宝石镶嵌,也称得上是一番低调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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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溥仪携带出宫的赤金錾花餐具

1925年2月,末代皇帝溥仪逃往天津,在他携带出宫的珍宝中,有一套赤金錾花餐具。这组六件套的黄金餐具,由碟、小碟、单耳杯、叉、勺、箸组成,以赤金打造,饰有八宝龙纹,以及花、罐、鱼、肠、轮、螺、伞、盖等多种图案,盛于红木匣中。小碟和单耳杯可以配合使用,一双金箸顶部有环,用金链相连。在其中的多件餐具上,可以看到“北京”“中原”的字样,结合红木匣中的锦条来看,这与锦条上“北京廊坊头条”“中原金珠店监制”的文字应有关联。

寄人篱下的溥仪领略到了宫墙之外他人生活的奢华,自己日常一贯的高开销却越发难以维持。这套黄金餐具,最终被他抵押给了天津盐业银行,1951年才得以重回故宫。退位后留在紫禁城生活的那些年,包括乾隆时期制造的金编钟等国宝就已被陆续典当变卖,失去这套赤金錾花餐具,对溥仪来说,恐怕已经麻木无感。

参考资料: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编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张世芸《“金瓯永固”杯》、许晓东《返绝久非藉 沧桑全亦奇——记四件“金瓯永固”杯及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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