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先生提出，“理性结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而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的不同，又决定了制度文化和物质实践上的不同。
理性结构是人类各种理性所组成的结构体系，其中各种不同的理性又起到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包括逻辑理性（又称纯粹理性）、历史理性、自然理性、和审美理性等方面。
而“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而缺少历史理性，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而古代中国因具有丰富的历史记载和一脉相承的历史经验，从而以历史理性为主导。因此在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过程中，在思想文化和思维方式，从深层次影响重塑原因的因素，也必然是东西方的理性结构差异所决定的。
例如当时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整个社会遭受了经济衰退和文化停滞。在城市经济衰退、农业减产、贫富差距极大、军事混战频发的年代，所产生的社会思潮似乎和东晋士人的玄学思潮颇为相似。当时罗马帝国的“精英分子追求的是自由和振奋人心的内心生活，而普通人却感到物资的短缺和世俗生活的限制使他们不堪重负。他们渴望死后得到不朽的幸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受到极大限制，疾病、瘟疫、战争和轻微的动荡都可能摧毁其平静生活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去追寻一些精神上的寄托。
类似于和一些更为永恒的存在沟通或是达成精神上的契约以实现死后的神圣归宿。而当时的多神教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多神教体系中，神性世界通常被视为支持和合法化整个社会的来源，而不是绝对道德权威与最终归宿的独立源泉。在大多时候，多神教的神的功能只是为了保障公共福利和国家的繁荣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东方的各种教派就在罗马帝国境内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这些宗教对于信徒的宣讲，总是从英雄或是神的神秘命运开始。这些故事和传说也大多涉及了死后复合，其内核多与世界本质或是自然的循环有关，和历史的进程几乎没有联系。基督教正是这些宗教中最有活力和组织力度的一个，它不仅仅局限于特殊群体，而是面向社会各阶层。在基督教教士的口中，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普世救赎的传导者，他的救赎将所有人从罪中解脱出来。基督教会有效地满足了虔诚者兼受过哲学与思辨训练的人的宗教渴望。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种以启示和交流为基础的教义，以实现了逻辑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理想统一。“而儒家意识形态对于之前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保持着继承的。即便是意识形态层次的重塑与变革，也依然是和之前乃至于三代的历史紧密相连，具有极高层次的历史理性的思考。“文质”之说要求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对于周秦时期的“文敝”、“文致”的社会意识形态予以纠正和改变。
对于秦代法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思想体系，要以“反朴”、“反质”、“复古”的名义加以改造和摒弃。“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而汉儒对于前意识形态的否定与批判也绝非是仅限于概念和逻辑上的举措或是“德”“刑”之道的差异，而是对于文明进化和社会分化的历史理性的思考，儒家意识形态的重塑过程，在某一方面也带有着对于文明过度发展的反思与节制。
还比如，儒家意识形态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内部思想分裂与矛盾表现的差异也是理性结构不同所致。儒家思想内部的分裂与冲突表现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矛盾，其正式出现源于西汉末年。在刘歆上书申请增设《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诸博士之前，没有将其统称为古文经的概念。
刘歆在整理校对古书的过程中，“大好之”，从古籀文字撰写的经书中，发现与当下通行不一致的经典，于是提议列于学宫，但被五经博士群起反对。在认识世界看法以及理想观点上，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而今文经学提倡师法、家法，代代相传、壁垒森严，对于经典的解释比经典本身多数倍不止，从而垄断了传播知识的渠道和出仕的途径。自西汉至于东汉末年，绵延的斗争最终以两派经学的融合告终。中国的思想激辩和斗争都是离不开历史的，论证当代所发生的事情离不开对于史料的回顾。思想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辩论，无疑也离不开历史传统和经典著作。
基督教思想内部分裂则表现在对于“三位一体”和“从属论”的矛盾。基督教神学家和他们的教会在四世纪初突然集中于试图阐明圣父神和耶稣基督之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的角色。阿里乌斯和他的支持者清楚地强调了上帝同基督两者之间的区别，及基督对于上帝的从属地位。而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大则坚定地认为圣父圣子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们本身想讨论的绝非仅仅是关于“三位一体”这一神学概念，也不可能因为这一概念而汇集各地区主教召开普世大公会议。
基督教神学家和主教们所面对的其实是突如其来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定义基督教皇帝，以及如何处理基督教皇帝的存在及其统治对于教会、教徒及神统治的影响。他们将耶稣基督和罗马皇帝的关系及设想，投入到试图阐明圣父神和耶稣基督之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的角色的思考与辩论中。对于他们来说，对于这一宗教概念的界定，就好像是阐释一种象征语言、一种习惯用语、一种媒介、一种分类逻辑。这种辩论绝不涉及历史理性的存在，是一种逻辑理性的碰撞。
综上所述，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在意识形态重塑的深层思维方式上，决定了意识形态重塑的方向与表现。儒家思想意识形态与基督教神学意识形态的最终确立，不仅仅是外在内在思想成熟的内外作用，更是深层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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