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为艾滋病监区监管民警配备的防护服，毛卓云在过去的12年间一次也没穿过。
12月11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第一次联系到毛卓云时，他正忙得焦头烂额，他用极快的语速回复称，一名艾滋病在押人员因高血压引发颅内出血，正在抢救。那天，他从凌晨6点忙到中午，水米未进。
毛卓云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他工作的日常。作为宁波市看守所艾滋病监区的监管民警，他平时不仅要监管这些特殊的在押人员，还要随时处理他们因身体原因出现的其他状况。
这项工作在看守所的其他民警看来并不简单。2007年，宁波市看守所成立艾滋病监区时，这个特殊的群体一度成为该所最大的监管难题。宁波市看守所副所长郭斌告诉澎湃新闻，那时，艾滋病在押人员自伤、自残的情况较为普遍，甚至威胁到民警的人身安全，“最难的是，我们并没有成熟的监管经验可供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毛卓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请缨并立下“军令状”的，他说要用六个月时间把艾滋病监区管好。那一年他44岁，此后12年，他累计写出十几万字工作日记，并总结归纳出一套艾滋病在押人员管教“五心法”，为特殊监管对象管理工作提供经验，他的管理办法此后在浙江省公安监管系统推广。
在毛卓云的监管下，宁波市看守所共524名艾滋病在押人员顺利完成刑事诉讼，从未发生安全事故。他总结称，面对艾滋病在押人员，最重要的是要以心换心。
工作中的毛卓云。本文图片 宁波市看守所提供
在押人员：“我要好好活下去”
赵刚在接受审判被送往监狱服刑后，曾给他看守所的管教毛卓云寄去一封信，他说，从宁波市看守所转来的服刑人员，很多都曾提到过这位即将退休的老民警，并提到，等他释放后，想找毛卓云喝顿酒。
在宁波市看守所，毛卓云负责监管的在押人员全部都像赵刚一样感染了艾滋病。毛卓云在艾滋病监区担任管教已有12年，他的工作环境其实并不像赵刚描述的那样一片祥和，紧急突发情况一直都有。
比起现在的得心应手，毛卓云在最初接触到这个特殊的群体时则是一筹莫展。
毛卓云回忆称，准备接手艾滋病在押人员监管工作时，他已经在公安系统干了十年，从事管教工作七年，同事们总胆大心细来评价他。
“但胆子再大，刚刚接触艾滋病在押人员时，我心里还是一阵发怵。”毛卓云回忆称，十几年前很多地方还处在谈‘艾’色变的恐慌当中，面对这群特殊的监管对象，他心里没底，思想斗争也十分激烈。
毛卓云记得，第一次打开艾滋病监区的大门时，他透过厚厚的钢化防弹玻璃门，看着监室里形色各异的艾滋病在押人员，他们有人用打湿的毛巾甩打监室顶上的灯泡，有人用身体不停撞击钢化玻璃门，那时候，他站在门外不敢进去。
要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克服恐惧和偏见成为横在毛卓云心中的第一道坎。毛卓云说，艾滋病在押人员普遍排斥与外界沟通，一开始，他只能把写的字条贴在玻璃门上给他们看，他必须用这样的方式通过长期沟通，才能逐步接近对方。每迎来一名在押人员，这一过程就要重复一遍。在这样的重复中，毛卓云逐渐明白，这些在押人员不仅是犯罪嫌疑人也是病人，想要实施管教，首先得“以心换心”。
看守所专门为监管民警配备了防护服，12年来，毛卓云一次也没穿过。
“如果穿了这身衣服去跟他们沟通，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毛卓云笑称，这身“宇航员”衣服不是聊天的料。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安全问题永远要排在首位。
2009年，29岁的胡杰因吸毒过量产生幻觉，冲进一家金店抢劫后被送到了看守所。在收押过程中他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崩溃的胡杰屡次在监室内自杀。
最严重的一次，胡杰在放风场用裤子上吊，裤子松开后他头朝下撞到地上，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毛卓云处理完现场后才发现手上身上全是胡杰的血。这场面让在场的很多人惊出一身冷汗。
毛卓云对艾滋病在押人员进行疏导。
后经检测，毛卓云并未因这次意外感染HIV病毒，但胡杰对他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此后，他们定时交谈，毛卓云说，他想尽力让这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小伙子振作起来。经过长时间的疏导，一天，胡杰忽然向毛卓云发问：“毛领导，你说我该怎么救赎自己？”
毛卓云说，若每天做一件好事就可以算得上救赎。于是，胡杰开始积极地打扫监室，抢着擦床板、扫地。他的变化被所有人看在眼里，离开看守所前，胡杰对毛卓云说：“我要好好活下去。”
毛卓云：“我必须要给他们做人的尊严”
胡杰的转变来之不易，毛卓云在为胡杰开心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的认同感。他告诉澎湃新闻，自己最开心的事就是把这些艾滋病在押人员安全地送到监狱。“管好艾滋病在押人员，让他们既体会法律威严，又感受人情到温暖，在认罪、悔罪中看到未来和希望。”
郭东在毛卓云的监管下在宁波市看守所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2014年10月20日，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刑拘入所，一年多后，他被判处死刑，直到2016年5月，改判死缓。
提起毛卓云，郭东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自己的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
2015年，郭东被法院判处死刑，在此之前，他的律师告诉他，这个案子可能不会判死刑，实际上，郭东自己也没有做好接受死刑的准备。
郭东说，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宣判当天，毛卓云一直站在看守所的大门口等他。他已经不记得那天毛卓云具体说了什么，但对他语气中的惋惜印象深刻，“我看得出这是发自他内心的感受，而不单是基于一个犯人和警官的关系。”
毛卓云接到郭东后，把他扶回了看守所。郭东记得毛卓云给他选了一根细一点的脚镣戴上，并耐心宽慰他。在这些宽慰中，郭东记住了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此后，毛卓云找到一些相似的案例给郭东看，并整理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他不要放弃。
2016年，郭东二审被改判死缓，他收到判决书后想起毛卓云，眼中湿润。郭东说，自己做错事情要自己负责，改判后，他心里想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如何改过。
郭东坦言，毛卓云就像他生命进入到最后时刻手边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二审宣判后，郭东很快被送往监狱服刑，他却一直与毛卓云保持书信往来，“他每次都会问到我的改造表现，我觉得他是最希望看到我转变的人。”
毛卓云
毛卓云告诉澎湃新闻，面对这些患艾滋病在押人员，哪怕多改变一个人，对他来说，都是莫大的宽慰。
毛卓云感慨道，自己在看守所做了一辈子的管教民警，内心也无数次挣扎过，“明明我们管教的对象，多数都是危害社会，甚至是枪毙几次都不够的罪犯，不能对他们过于仁慈，可就我的职业而言，我必须要给他们做人的尊严。”
多重身份的老民警
在看守所工作多年后，除了官方授予的众多荣誉称号，毛卓云在看守所内部也收获了许多特殊的称号：毛领导、毛老师、毛爸爸……
2014年5月，宁波市看守所前后共收押十几名凉山籍犯罪嫌疑人，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低，最高的读到初中二年级，有五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为更好地与他们沟通交流，毛卓云把监室变成了教室。他自购纸笔，制作识字卡片，教在押人员们认字。
开班一段时间后，班里不识字的“付同学”学会了写文章，他写道：“毛警官的话犹如清风一样，驱走了我心中的阴霾，像雨露一样滋润着我干枯的心田……”
此后，毛卓云多了一个老师的身份。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一次帮助宋斌处理伤口时，这个1994年出生的小伙情不自禁叫了一声“毛爸爸”。
听到这个称呼，毛卓云愣了一会，接着把宋斌送回监室。回忆起这一幕时，毛卓云说，这一声爸爸不仅意味着感谢，对他而言，这是一份信任，也是一份责任。
毛卓云与艾滋病在押人员进行交流。
此前，毛卓云为了能更好地与在押人员沟通交流，直接将办公室搬进监室，与他们朝夕照面，帮助他们认罪悔过、重拾信心、重归正途。毛卓云的工作不仅分担了市看守所的工作压力，也大大减轻了其他基层办案单位的负担。
凭着工作负责、专业素质和显著的成绩，这些年，毛卓云先后获得浙江省政法工作先进个人、浙江省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省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他回忆起自己与艾滋病在押人员的种种过往时感慨，“一开始没有看管经验，就自己积累经验，缺少管理办法，就总结出一套办法”。
任艾滋病监区监管民警以来，毛卓云积累了5本共计十几万字的工作日记，归纳总结出一套艾滋病管教“五心法”。这套以“近心、正心、劳心、破心、宁心”五个关键词为核心的特殊监管对象管理工作办法，现在已在浙江全省公安监管系统推广，为各个看守所提供经验借鉴。
2018年，浙江省公安厅命名授牌“毛卓云工作室”，毛卓云借助这一平台，将自己的管教经验传授给全省公安监管系统的民警。
“挑起这个担子后，我就决心挑到退休那一天。”如今，这副担子毛卓云已经挑了12年，他告诉澎湃新闻，自己退休后希望有更多的监管民警能接受、从事这一岗位，“毕竟我老了，这个监室需要有人付出努力来管理好”。
（注：为保护隐私，文中艾滋病在押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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