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称得上“具有世界影响力”？从纽约、伦敦等城市来看，高度开放是一个普遍特质。一座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不仅要自身强大，还要与世界紧密相连。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上海最大的优势。近年来，在一系列制度创新加持下，上海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效。
2021年，上海口岸贸易总额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5.4%，继续保持全球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上海机场年货邮吞吐量达436.6万吨，同比增长8.47%，一跃超过历史高点。
吨位决定地位。对外开放的流量有助于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也有助于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具有世界影响力”，一方面意味着城市规模要大，在经济指标、人口指标等方面保持领先；另一方面要求强化城市核心功能建设，包括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放眼全球趋势，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定是开放的高地、创新的高地，追求全球资金、技术、数据更大限度的汇集以及高效配置、增值。这就要求上海在强化开放四大功能的过程中，进一步把握、顺应和利用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数据流等关键要素流动规律。
比如，顺应全球经贸规则新趋势，以制度型开放强化上海城市功能。
所谓制度型开放，主要是指由以往“边境开放”逐步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和延伸，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
从国际动向来看，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已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条款”。全覆盖就是规制重点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宽领域就是从“边境”措施逐步转向“边境内”措施；高标准就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还有竞争中立、原产地规则等极限标准。
在这一大趋势下，改革与开放高度交织、融为一体。我们必须充分用好改革系统集成的有力工具，一手抓全周期的制度型开放系统集成，将管理与服务真正融合，做到“有管理的开放”；一手抓国内与国际制度对接，在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中推动内外融通。
又如，在全球化时代，一国（或地区）国际贸易的地位不仅取决于“硬财富与权力”，即空间疆域内的财富和权力，还取决于“软财富和权力”，即符号性存在的财富与权力。
制度型开放所涉及的规则、标准、管理等内容，正是“软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体现。我们要有意识地依靠与贸易规则、营商环境、产业标准等相关的“第五生产要素”竞争优势，来逐步抢占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近年来，上海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截至2021年底，累计牵头制定国际标准115项，主导制定国家标准4039项，发布实施地方标准996项。特别是，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上，“上海标准”发挥了重要支撑引领作用，在重大装备、工程、技术、产品方面实现了标准“软联通”。
同时，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价格”和“上海指数”持续扩容，“上海油”“上海金”“上海银”“上海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广泛使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基准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也不断完善，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上海正在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蜕变，正在努力构筑城市功能新优势。
再如，抓住重点领域、关键机制，实现小切口、大突破。
一方面，率先开展服务贸易“边境”后规则的改革试验，聚焦竞争规则、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环境标准等核心议题大胆先行先试，充分集成上海经济的独特优势和国际最高标准的合理因素，探索形成高水平的新型经贸规则。
另一方面，率先建设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依托浦东打造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在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生物资源科技研发的投资、市场调研和管理咨询领域开放先试先行。
此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还需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包括在金融风险防控、公共卫生应急、城市安全以及生产等重点领域建立相匹配的风险防控体系，充分发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的防火墙功能，切实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盛垒，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
薛泽林，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