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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在《说文·鼎部》中将其解释为“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意为一种三足或四足的厨具。
在鼎器出现之初，一直被作为餐具使用。周朝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作为国家施行政策管理的八个方面。
其中，“食”被排在了第一位，与中华民族千年不变的“民以食为天”观念相契合，这也是鼎能在上古时期就受到重视，并产生广泛用途的一大原因。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集权的加剧、等级分化愈演愈烈等原因，其被赋予了更多的“身份”，是厨具的同时也成为了祭祀天地的用具、告慰先灵的礼器、身份地位的象征、国家权力的代表，在古代生活中出场越发频繁。
一：鼎以日常餐具的身份，出现在玉盘珍馐聚集的餐桌社会的进步导致鼎作为餐具出现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人类饮食结构变化的划时代发明。
原始时期的人类，过着茹毛饮血的野蛮日子，随着火种的发现，熟食逐渐占据社会主流。熟食卫生状况更佳，减少了疾病的产生和传播，并且熟食热量更高，更能解决原始人类的温饱问题，各种厨具应运而生，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鼎应为陶鼎。
夏代 灰陶绳纹鬲（山西博物院）
经济方面，手工业的进步，陶器烧制技术愈发成熟，为陶鼎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由于这类工具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便利，得以快速普及。
最早出现的陶鼎结构简单，表面鲜少有复杂的花纹装饰，作用也相对单一，下面三足或四足之间燃起火焰，内部放上水以及调料，用以煮熟食物，吃法类似于今天的火锅。逐渐成为餐桌上的常客。
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青铜冶炼技术逐渐成熟，青铜鼎登上历史舞台，各类餐具也进行了细分，造型更为多样，使用寿命延长，受到贵族的偏爱。
到了周朝时期，作为四大制度之一的礼乐制度不仅明确规定了鼎作为食具在餐桌上的使用规范，甚至不同身份的人应当使用什么样的鼎器、怎么样使用鼎器、以及鼎器内的食物都做出了细致规定。
“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周礼》中如此记载道，可见鼎器不仅成为贵族餐桌上常见的餐具，还逐渐演变出了细致的“餐桌礼仪”。
其中周天子的等级最高，在周天子大宴宾客时，他的桌上会摆放着九口鼎和八口簋。这里的簋也是餐具的一种，它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饭碗，各个鼎中的肉也是不同的。
像周天子的九口鼎中会分别放着牛、羊、乳猪、鱼、干肉、牲肚、猪肉、鲜肉、鲜肉干，这样的规格在整个周朝只有周天子一人能够享受。
当然餐桌上不会只有锅子，也存在其他做工精美的餐具，但无论其他的餐具怎样争奇斗艳都难以动摇鼎器在餐桌上的主角地位。
《周礼·天官·亨人》曰：“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可见在当时就学会了使用鼎器来掌握烹饪时的水量和火候。
后来的成语“钟鸣鼎食”、“禁鼎一脔”等，都是对鼎作为食具用途的验证。可见鼎作为食具的用途，在社会各界的接受度都是较高的。
从日常餐具流变为祭祀丧葬场合的重要礼器，两种看似差异甚大的身份，其实也是当时社会环境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青铜鼎无论是材料或是制作过程，都不是平民百姓的经济水平能够负担的起的，因此在平民生活中青铜鼎几乎不可见。
在政策方面，周朝作为奴隶制国家，阶级分化明显，为迎合统治者加强阶级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礼乐制度，对各阶层鼎器使用规范做出要求，使青铜鼎成为贵族垄断的器皿。
制作的不易加上贵族的垄断与重视，使得鼎器地位提高，作为食具的功能削减，更多的应用在祭祀、丧葬等重大场合。
1：鼎为陪葬品，延申出严格的丧葬制度
《荀子.礼论》中：“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很好的诠释了古人“视死如生”的传统丧葬理念，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最突出的体现便是将死者生前所享用的一切物品都当做陪葬品，放入死者陵墓。
古人认为肉身虽死但灵魂不灭，放入陵墓的陪葬品会随着死者去到另一个世界，以便死者还能享受生前同等的待遇。鼎器作为贵族们的日常用具，成为陪葬的冥器变得理所应当。
《公羊传·桓公二年》中明确的记载着鼎器的陪葬规格，天子为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可见鼎不仅常常作为陪葬品，还延伸出了严格的丧葬制度。
2：鼎器作为礼器常出现在祭祀场合
由于鼎器端庄大气的造型，无论是三足圆口亦或是四足方口的鼎器，都给人一种端方大气、稳定持重的印象，这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盼望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
并且奴隶社会时期尤其是殷商时期，祭祀祖先尤其盛行，常用于陪葬先人并且端庄大气的鼎器便成了祭祀的首选。
当时的人们会在鼎中装入食物献祭给神明或是祖先，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礼记·祭统》中提到“尝闻鼎以大祭祀，未闻祭鼎陈笙镛。”印证了其在祭祀场合的广泛应用。
1933年，在寿县楚幽王墓中出土了造型大气独特的楚大鼎又叫做铸客大鼎，后经考证，其为东周时期用以祭祀的礼器.
此外上世纪出土的函皇父鼎以及举世闻名的司母戊鼎也都是祭祀用的鼎器，可见鼎的祭祀应用在古代异常普遍。
至今鼎器依旧被应用于祭奠，如2014年12月13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铸造的国家公祭鼎，便是以铸客大鼎为参照铸造，是鼎器在现在祭祀应用的体现，也是千年来祭祀文化传承的体现。
鼎作为国家、权利的象征，主要是由于外在传说的加持以及逐渐演化巩固的原因导致的。相传大禹接替了舜成为统治者，并建立夏朝之时，整个王朝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
经过舜帝的励精图治，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百姓生活日益富足，为了巩固威严，宣扬功绩，大禹命令各州献上铜器，铸成九口铜鼎，以九州命名的同时，还在上面详尽绘制各州的人文地理，代表着对国家的最高统治。
在舜之后，无论是商朝还是西周，九鼎都象征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并随着国家礼乐制度的完善，逐渐稳固。
《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载：“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意为成王将郏鄏定为国都，定鼎便是定都的意思。确定九鼎所在的位置，即确定了都城统治中心所在位置，鼎器象征国家权力中心的意味鲜明。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中提到“是以齐晋帅礼，鼎业倾而复振。”这里的鼎业，指的便是建国大业。用鼎指代国家，组词代指国家的倾倒与振兴，可见鼎被赋予了国家政权的意味。
四：鼎以风雅器具的身份，出现在文人墨客的案几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完善，鼎器的产量增多，经济的发展导致百姓手中有了富足的钱去购置基本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器具。
随着周王室的衰败，诸侯实力扩张，礼乐制度崩坏，导致“斛不斛”现象的产生，社会各阶级不再遵守周王室制定的礼仪制度，使鼎器受到统治阶级垄断的程度减弱，开始更广泛的出现在百姓生活中。
思想文化的解放，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发展，文人墨客更加注重修身养性，喜爱焚香、品茗、听雨、酌酒等风雅之事。在风雅事中鼎器出现频繁，这在古人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
宋代裘万顷的《再用韵三首》记载：“日射竹窗风叶乱，烟凝香鼎篆纹消。”可见香鼎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
中国作为“茶的故乡”，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对于茶叶的质量、茶具的选择、冲泡的流程等都有严格的讲究，林景熙的《新晴偶出》中记载“琴床茶鼎澹相依,偶为寻僧出笔扉。”自在闲适的意境，仿佛透着文字都能传递到读者的身上。
结语：鼎器从日常可见的餐具，流变为权利的代表、国家的象征、风雅用具，看似差异悬殊的功能演变，其实是多重原因导致的结果，既是古人思想文化在其身上发酵的产物，也是积少成多，量变达到质变的过程。
在鼎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经历过战乱与安定，破坏与发展，但无论怎样的社会环境都没能使其消弭在历史长河中，反而总能迸发出新的生机，以至今日，我们在重大场合依然会使用鼎器表达哀思，赞颂统一与安定。
参考文献：
《说文·鼎部》
《公羊传·桓公二年》
《荀子.礼论》
《礼记·祭统》
《左传·宣公三年》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
《道德经》
《再用韵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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