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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生活纪实(在香港繁华都市的下面)(1)

香港居民生活纪实(在香港繁华都市的下面)(2)

香港跑马地赛马场,位于香港岛中心位置,每到赛马日,赛马场上进行着一场场赌马狂欢。视角翻转,赛马场地下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住着一群来自全球各地的流浪汉,他们在此搭建屋棚,将生活摊开在地下通道。

香港居民生活纪实(在香港繁华都市的下面)(3)

10月27,香港赛马日。傍晚,一辆辆载着名贵马匹的箱式货车,陆续开往香港跑马地赛马场,准备迎接夜晚持续四个小时的赌马狂欢。

跑马地赛马场是香港第一个赛马场,位列全球最先进的赛马场之一,可容纳35000名观众同时观看比赛。它位于香港岛的中心位置,又名快活谷马场,马场包围在高楼大厦之中,夜色璀璨,景色迷人,是很多当地人夜晚观看马赛的首选。

场内骏马奔腾,英姿飒爽,场外万人喝彩,声势响彻夜空。然而,赛马场下方则上演着另一番“人生戏码”。来自全球各地的流浪者,聚集在这个大概150米长的地下道里,他们安家在此,生活被折叠在这个繁华都市的狭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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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马场地道入口

无论跑马场内多么喧哗,声音都能被地下道上方厚重的水泥天花板隔绝,仿佛是互不干扰两重世界。

地下道打头的一户是娜琳家,她是泰国人,家有“开放式客厅”。一个陈旧而干净的蓝色沙发,一张白色矮方桌,一把折叠椅,它们紧贴着地道西侧墙壁依次摆放。最令人瞩目的是,白色矮方桌上有只花瓶,里面插着新鲜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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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娜琳家开放式客厅

“开放式客厅”对面立着一台冰箱,因为没有外接电源,一直没法用,成了装饰品。客厅隔壁,是一个用木板围成约3平方米的“小院子”,爱干净的娜琳特意安了一扇30公分高的小铁门,在门口铺一块布当作地垫,进院要脱鞋。

与地下道里的其他流浪者相比,娜琳生活最讲究,家当最为齐全,布置也最亮眼。每每有人经过,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她不像是在流浪,而是在认真生活。

初次见到娜琳,她正坐在沙发上乘凉,看上去五十岁左右,身穿咖啡色短袖上衣,白色短裤,露出又黑又细的腿。看我走进地下道,娜琳向我微笑,眼角的鱼尾纹略显沧桑,她用带口音的粤语和我打招呼。

我夸她绿植养得好,家里很干净,真会过日子。她回:“我经常打扫,不希望影响到路过这里的行人。”

八年前,娜琳带着儿子从泰国来到香港谋生。她做过按摩师和保洁员,因为收入不稳定,付不起每月四五千的超高房租,母子俩早早成了“马场地道”的住户。一年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她任职的酒店几乎没了生意,老板大裁员,娜琳失业了。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包容性很强,但竞争压力也很大。她每天都去找工作,因为年龄大,没什么学历,广东话说得不太流利,英语也很一般,于是一次次吃闭门羹。她儿子20出头,同样没有固定工作。我见过他一次,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骑着一辆山地车在地下道里穿行。

目前母子二人的生活来源,一部分要依靠慈善机构。香港有很多慈善机构,大多是宗教组织设立的,也有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用筹募来的资金建流浪者之家,但位置有限。所以他们经常定期到流浪者聚集点,派发食物和生活用品。

失业后的娜琳依然在地下道里积极生活。她每天会长时间待在地下道,为儿子准备一日三餐。她身后一米高的柜子里,整齐码放着果汁、咖啡和调料,还有五颜六色的干面条团。炉灶和炒锅架在长桌上,她常常用锅煮面条,再炒个青豆火腿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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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娜琳家的炉灶和炒锅

这些食物有的是慈善机构免费派发的,有的是她儿子打零工挣钱买的。

住在娜琳旁边的邻居很神秘,我从未见过她。她用白色纸板圈了个院子,黑色蕾丝内衣晾晒在院子里,每次经过那里,我总在想,内衣会不会诱发流浪汉侵犯主人。但娜琳告诉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生活地下道里人,他们互不打扰,也互不关心他人。这不算冷漠,他们为了应对自己的生活,就已经花光所有力气。

“至少生活在这里很自由。”白发苍苍的印度老婆婆对我说,她走路略微弓腰驼背,说英语丝毫不带印度口音。她一边把五六个盛满水的塑料桶摆放整齐,一边告诉我,这是她从跑马地外的公共卫生间里接来的水。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来来回回好几趟,她看上去已精疲力尽。

印度婆婆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已经忘记哪年来的,也不愿透露此前的经历,又是怎么成为流浪者的。在地下道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如果对方第一次不愿说,那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印度西部是10月底过印度新年,共持续5天。白天,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地的单身男子,会到距离地下道50米的印度锡克庙吃免费的餐食。锡克庙的免费餐食所有人都可以吃。夜晚,他们到锡克庙参加庆祝活动,载歌载舞。结束后,他们回到地下道,撑开各自的旅行帐篷,钻进去睡觉。

那天我碰见印度婆婆,祝她新年快乐。她笑着说,有钱天天是新年,没钱新年和自己也无关。那几天锡克庙举办活动,印度婆婆一次也没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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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从内地来香港工作,赛马场地下道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不赛马的时候,跑马场是个运动场,可以跑步,踢足球场,打曲棍球。下了班,我常途径地下道,到跑马场上跑步,因此经常会与住在这里的流浪者们交流。

“马场地道”的设计初心,是为了在喧闹的赛马日分流观众,并不是为了行人通行。除了每周三的赛马日,平时少有行人路过。这恰好为流浪者提供了在此安营扎寨的有利条件,此地常年居住着不同国籍的流浪者,是香港露宿圈中小有名气的“联合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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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马场地道一角

这里并非是个无人监管的安乐窝。香港警察会不定时到访此地,抽查流浪者的身份证明,证件合法且没有窝藏违禁品,就可以继续居住。前提是,要自觉靠西侧安家,面积大约占据地道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约有一米二宽,足够行人通过。

每逢酷暑、冬天或是台风天,特区政府都会开放社区中心,让流浪者留宿。但一年中这样的日子为数不多,他们去过几次便不愿再去,仿佛地下道才是他们长久的归宿。而且一旦离开,他们的领地很可能会被其他流浪者占领。

“公园地道”紧邻“马场地道”,与其平行。比起“马场地道”,它行人太多,而且长度相对较短,很少有流浪汉在这住。越南仔是唯一常年盘踞在此的流浪汉。

10月13日,台风“圆规”逼近广东沿海一带,香港天文台挂出代表风力第二大的8号风球,全港停工停学。户外狂风暴雨,地道内也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雨水滴落在越南仔的床垫旁,他毫不在意,依旧坐在床垫上,目视过往行人。

因为他是地道的老住户,很多人都关注他。我拿出苹果和八宝粥递给他,他极不耐烦地摆摆手:“不要打扰我,把你的东西拿走。”我试图了解他的意愿就这么被拒绝,之后再也没能走进他。

2020年以前,越南仔“物料丰厚”,家当有沙发、床垫、锅碗瓢盆和鞋架,他喜欢用衣架把十来件衣服和毛巾挂起来。去年年初,越南仔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的衣服和家当依然在。不明所以的行人和志愿者,在他床铺上摆了口罩,送他崭新的棉被,甚至还有盒饭。

然而越南仔迟迟未现身。时间久了,他的家当每天都在减少,鞋架和衣服不翼而飞,炊具和餐具也不见了踪影。有一天他突然出现,脑袋上包扎着绷带,而他的家当只剩沙发和床垫。

没人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除了陈老伯。“他是被印度人揍了”,年过七旬的陈老伯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陈老伯是缅甸人,生活以规律和节俭著称。一年多以前,陈老伯从位于上水的北区公园,搬到25公里外的马场地道生活,每天早晨5起床,晚上8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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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陈老伯

跑马地一带物价偏高,剪发、自助洗衣房等都相对较贵。于是,陈伯每天用八达通老年卡花两块钱坐公交车,到25公里外的上水北区公园。他在那里洗漱、做饭、洗衣服,做好饭再带回马场地道吃。

上水北区公园属于新界地区,靠近深圳,但无他容身之地。他骨子里认为,马场地道才是他的家,“因为这里白天可以睡觉,没人管”。不睡觉时,他常捧着书看,从佛经到禅学,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这些书大部分是宗教团体免费送的,有时他也看免费派发的报纸。

陈伯生于缅甸,儿时父亲离家出走,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青年时他辗转于昆明和瑞丽,曾在昆明蹲过监牢,1974年他回到缅甸寻找父亲,又因偷渡被关进仰光的监狱。1988年被释放后,他回到昆明短暂工作了几年,1991年来到香港,靠打零工生活,直到无法做任何体力工作。

老人家强调,他谈过两个女朋友,都是原来在超市工作时候的同事。“为啥分手?”“她们嫌弃我流浪街头。”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目前他的生活并不算特别贫困,每月能领3800块生果金过活,花销大概在1500块,还能存点钱。

“地道里会有人偷钱吗?”“钱在银行,偷不走,我前两天新买的鞋子倒是被人偷走了。”

有时,陈伯的话天马行空。我问他是否担心新冠疫情,有没有打疫苗?他说:“没打,我对病毒有自己的认识,那是一种来自外太空的病毒。”最后一次聊天,他偷偷告诉我,香港一直有人盯着他。他说自己是军事奇才,过几年要申请去俄罗斯,在那才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香港居民生活纪实(在香港繁华都市的下面)(10)

保障流浪汉的生活空间,前提是不能牺牲行人的利益,不能影响通行,还要搞好卫生。地下道也有卫生保障,每周二和周五夜晚,都会有清洁工冲刷地下道的各个入口,另外还有每半年一次的大清洗。

早在两天前,食物环境署和民政事务处贴出清洗地下道的通告:“清洗会沾湿隧道内的所有杂物,请立即清理属于你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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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食物环境卫生署示

一条几十米长的水管,由地面伸进地下道,水流开始在墙壁和地面铺展开来,肆意流淌。旁边的政府工作人员,继续劝说常年盘踞在此的流浪者们:拆掉包裹窝棚的帆布、门板和床单等物品,以防沾湿。

陈老伯正仔细折叠刚刚收起的帆布。不远处,阿诚护着自己用纱帐篷、单人床和纸板组成的“安乐窝”。

阿诚45岁,是香港本地人,有正经工作,也有稳定的收入。他是拣货员,每天步行1公里,到湾仔的一家仓库上班。一周开工五天,每天工作约十个小时,月入一万三千港元。

像阿诚这样有工作和收入的香港本地流浪汉,在地下道里比较罕见。他并非是租不起房,而是为了省钱,暂住在这里。

大约一年前,他租住在油麻地约5平方米的劏房,劏房住户密集,他担心病毒传播,索性搬离。搬到“马场地道”生活,他觉得自己拣到了便宜,原先月租3500港元的劏房,不如免费的地下道住着宽敞。除此之外,他每个月还能省下400港元的通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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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阿诚和他地下道的家

不久后他将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他眼前能看到的最大希望。“我排了六年公屋(类似内地的廉租房),还有两年就能轮到了。”他还没谈过女朋友,计划分到18平方米的公屋后(公屋面积大小根据居住人数来定),再谈恋爱,娶妻生子。

阿诚老家在广东罗定,爸妈早年来香港打拼。爸爸是西饼师傅,妈妈是全职家庭主妇,弟弟在香港出生。15岁那年,阿诚从罗定来到香港与爸妈团聚,在香港念书。因为英语跟不上,他从曾经连跳两级的尖子生,落到与大学无缘的下场,早早步入社会。

而他弟弟却很成器,考大学,当老师,结婚生子,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其实也没那么顺利,香港年轻人结婚生子的压力不比内地人小。弟弟有了小孩,生活不堪重负,便带着老婆孩子搬回父母家,住在一套50平方米不到的公屋里。阿诚不愿继续挤在这个七口之家,选择自立门户。

从住公屋到租房,再到住地下道,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沦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每天晚上10点,阿诚总会坐在一把带滚轮的绿色靠背椅上,专心致志地玩手机游戏,直到深夜才睡。次日早晨8点起床后,他会溜达到跑马地浴室洗漱,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去上班。

“你住地下道会担心被同事瞧不起吗?”“不会,同事们的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都差不多。”

阿诚透露,当了50年西饼师傅的父亲,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你爸爸这么有钱,还让你睡地下道?”“爸爸的养老钱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在这里轮候公屋,又不是一辈子待在这。”阿诚强调,他的未来绝不会在地下道,语气十分坚定。

每逢周三赛马日,跑马地热闹沸腾,马场里的赛道上,骑士策马扬鞭。投注站里人头攒动,不同肤色的人群抢着下注,阿诚偶尔充当其中的一员。赌博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对生活还有更多希冀,仅仅是一种社交方式。

“不赌马、不买六合彩,就缺少和同事的共同语言,会被人瞧不起。”今年中秋节,六合彩推出的头奖高达8000万奖金,阿诚兴高采烈地选了幸运数字,像往常一样没能中奖。“头奖真有人中,可惜不是我,就当做慈善咯。”

大清洗过后,除了工作人员带走无人认领的杂物,地下道又恢复了我初见时的模样。每一次大清洗,地下道的“家当”都会消失一些,主人也不知去向,没人会过问。很快,又会搬来其他流浪汉,家当沿着地下道西侧依次排开。

无论地下道住了多少人,始终没有过热闹非凡的氛围,互不打扰是他们共同默认的生活方式。

台风来的那几天,他们一般都不会选择外出,是地下道里人数最多的时候。有手机的流浪汉抱着手机玩,没手机的则睡觉,地下道里会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声音连成一片,撞到头顶上方厚实的水泥天花板,在空旷的地下道里回响。

- END -

撰文 | 林晓宁

编辑 | 吴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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