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为摆脱面临的危机，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即设置三司条例司，推行变法。起初人们对他期望很大，但最终却归于失败。对于失败的原因，学者提出不少卓识，笔者亦谈一点浅见。
文 | 侯宜杰
《王安石变法》天津美术出版社 戴宏海绘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基本主张则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说穿了，就是敛钱。因此，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无多大作为，变法重点放在竭尽所能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方面。如果真正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未尝不是好事。问题在于，“民不加赋”，“国用足”的钱从何而来？看看变法的具体情况就知道了。
青苗法是在夏秋未熟以前，官府借青苗钱给农民，收成后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偿还。借钱有限额，一等户十五贯，二等户十贯，三等户六贯，四等户三贯，五等户一贯五百文。这个规定虽然比高利贷利率低了一些，但仍是对农民的严重盘剥。在运作中，又实行强迫借贷交息，不管是否需要，都得向官府借贷。为防止借户逃亡，还规定由地主或富裕农民作保。借贷与否本应由个人自愿，谁也无权非法强迫他人借贷。青苗法却不管人民是否需要，强令所有农民借贷，收取利息。实际上就是利用专制权力公然对农民进行掠夺，变相“加赋”于民。其打击的对象不仅有大地主，还包括中小地主、自耕农和贫困农民。
原来的各种差役，根据家资多少，各出钱雇人充役，称免役钱。新的免役法规定：各地依差役多少，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百分之二十收缴，称免役宽剩钱。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坊郭户、单丁、女户、寺观、官户等，亦按定额的半数缴纳役钱，称助役钱。免役钱本应由那些应该服役而不想服役的人出，让那些不服役的坊郭户及单丁、女户、鳏寡孤独之人也出钱“助役”，便是扩大剥削范围，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日益穷困。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变法的本质在于敛财，根本不顾穷困人民的利益。
免行法是让各行商铺包括中小商人依据盈利的多寡，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
市易法规定，管理市场的市易务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向商人贷款或赊购货物，收取年息百分之二十。该法确实可以抑制大商人垄断市场，使中小商人免受大商人压榨。但在运作过程中，管理市易务的官员吕嘉问聚敛十分贪狠，竟然违背立法原意，“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动用政权力量，代替大商人垄断了市场，强迫商人卖货或买货于市易务，“率皆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广收赢余”，多取利息以图奖赏，大小商人“不胜其怨”。
保甲法以乡村居民十户组成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有材干心力者”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凡家有两丁以上者，不论主户或客户，出一人为保丁，接受军事训练，夜间轮流巡警。保丁多由贫下户充当，经常受到保长、保正的压榨虐待和剥削勒索。军训不好，还受毒打。同保内有犯盗窃、杀人、放火等案，知而不告，连坐治罪；如有强盗三人以上居住三天，邻人虽不知情，也要治罪。显然，此法虽然对维持治安起了些作用，但其主旨则在保护富人的利益，镇压穷困人民。
此外，为了敛钱，他们甚至将天下的祠庙，包括有纪念意义的都卖出去。宋神宗阅过奏疏，大为震怒，批道：“慢神辱国，无甚于斯！”卖祠庙之风才被刹住。
事实说明，王安石变法不仅打击了大地主、大商人，同时也加重了对其他阶级、阶层和劳动人民的压迫，他要的是“国富民穷”，不是增进全社会的福祉。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并非大地主和大商人的代表，他们对变法的批评，特别对青苗法和免役法的指责，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心声。
《王安石变法》天津美术出版社 戴宏海绘
不独司马光等人反对变法，王安石的两个亲弟弟王安礼和王安国对变法亦无好评。吴充与王安石为姻亲（吴充之子娶王安石之女），他也“心不善安石所为，数为帝言新法不便”。王氏兄弟及吴充的态度足以说明变法的实质和遭到强烈反对的真实原因。变法既然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便注定了必然失败。
表面看来，变法失败是由反对派的势力过大造成的。而究其实，则主要在于王安石的为人。
王安石自命不凡，极其狂妄。他瞧不起唐太宗、魏征与诸葛亮就颇能说明问题。
熙宁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问他：“唐太宗何如？”他答道：“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他以为根本不必学习唐太宗，只要遵守尧、舜之道就可以了。而对尧、舜之道，一般学者所知无几，只有他“能通知”。
又一日，宋神宗对他说：“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王安石则说：魏征和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他蔑视魏征和诸葛亮已是大言不惭，而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皇帝，在其治理下，出现了万古流芳的“贞观之治”，他也认为不值一学，简直狂妄得无以复加。
每个人的知识均极有限，不可能将变法设计得面面俱到，万无一失，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关键在于领导者如何对待。如果领导者具有改革家必备的雄伟气度、宽广胸襟，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及时修正措施，改正错误，便会顺利地进行下去。由于王安石极其狂妄，性格“强忮”，刚愎自用，讳疾忌医，“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任何意见都听不进去，一听到反对之声，即拒谏饰非，诡辩一番。即使皇帝下令，也拒不执行。
郑侠原为王安石所奖拔，感其知己，思欲尽忠。后因政见不合，被降为一个监督城门的小吏。熙宁七年（1074），他见饥民在风沙阴霾中扶老携幼，疾病愁苦，身无完衣，吃木实草根，甚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乃绘流民图献上。并奏道：“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宋神宗反复观图，长吁短叹，一夜没有睡好。王安石见宋神宗对新法犹豫不定，有点不安，请求辞职。宋神宗遂命其出知江宁府。
《王安石变法》天津美术出版社 戴宏海绘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任宰相。十月，彗星出现，宋神宗询问不合于民心的政事，并言：“闻民间殊苦新法。”王安石说：“天寒暑雨，还有人埋怨，这岂足恤！”
总之，不论百姓是死是活，民心如何，只要有钱可敛，王安石就悍然不顾，逞性妄为。此即其豪言壮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实质所在。真正的改革应该既有益于国，又有益于民。不顾百姓死活，只知敛钱，称不上改革家，只能叫作聚敛之臣。
消除门户之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由于王安石非常狂妄，忌恨心理特强，因而党同伐异，诛锄异己，凡是与其政见稍有异议者，无不遭到屏斥和贬抑。
翰林学士司马光平时与王安石交情不薄，新法施行后，从帮助朋友的善意出发，三次写信给王安石，进行规劝。王安石非常不高兴。宋神宗欲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固辞。宋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司马光“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论，此消长之机也”。在其阻挠之下，宋神宗使司马光出知永兴军。
《王安石变法》天津美术出版社 戴宏海绘
欧阳修和文彦博过去都曾举荐过王安石，王安石为相后，欧阳修在知蔡州任上要求退休，冯京请留。王安石说：欧阳修“附丽韩琦，以韩琦为社稷之臣。如此之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其退休。文彦博言市易法与民争利，王安石竟阻其上奏，将其贬官。
王安石在未知名时，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韩维兄弟及吕公著结交。经过三人在同僚中称扬，王安石之名始盛。后来韩维反映保甲法存在的弊病，王安石深为厌恶，使其出知襄州。吕公著亦以请罢青苗法得罪王安石，贬知颍州。
富弼以反对青苗法解职，王安石谓“尚不足以阻奸”，还将其比为传说中的罪人共工和鲧。
《王安石与苏轼》 连环画出版社 谢京秋 绘
苏轼任职直史馆，宋神宗问其政令得失。苏轼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时之来，然后应之。”王安石得知后极不高兴，命苏轼暂时代理开封推官，“困之以事”。
......
即使“一切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的曾公亮，王安石也因其不尽阿附自己而听其罢相。
王安石是个极端专制主义者，他自以为绝对正确，别人只能服从，不能持有异议，否则便是改革的阻力，必须清除出去，不惜以怨报德。也不想想，皇帝还允许批评指责，自己只不过是个奉皇帝之命行事的宰相，哪能不让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呢！其心胸如此狭隘，树敌过多，得不到绝大多数官员的支持，怎能将变法进行到底！
王安石不仅全力打击反对派，而且也不能团结同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一个个叛他而去，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连相信他的宋神宗也厌恶了。变法失败也就势所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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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底色：侯宜杰读史随笔》，删改较多，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原著
本书为侯宜杰先生退休后闭门读史多年的随笔精选集。侯先生的读史随笔观点精到、文笔通俗。他的精到不是故意唱反调或故作惊人语，他的通俗也不仅是会讲故事，更在于把复杂的历史脉络理清楚，说明白。本书可与《夭折的转型：侯宜杰读史随笔二集》对照阅读，前者为近代史随笔，本书为古代史随笔。
侯宜杰，1938年生，江苏省沛县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一一清末立宪运动史》、 《袁世凯全传》、《袁世凯评传》、《逝去的风流——清末立宪精英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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