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所爱专业，木匠学起了无线电
涂作潮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家庭，9岁起靠勤工俭学读书，13岁时辍学当了木匠。
1920年前后，正当少年涂作潮走向青年之时，长沙出现了工人阶级的进步组织“湖南劳工会”。
▲《湖南劳工会的宣言》
1921年，年轻的涂作潮参加了劳工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劳工会的书刊，并进入工会办的长沙建筑工人夜校学习。由于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他将自己的名字“涂保生”改为“涂作潮”，立志“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还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泥木工人总罢工，也因此被解雇，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湖南劳工会创办的《劳工周刊》
但沉浸在斗争胜利喜悦中的涂作潮毫不后悔，因为他觉得自己第一次尝到了工人阶级如果想翻身、得解放，就只有团结起来向资本家斗争的甜头。
▲反映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画作
“五卅”运动之后，党组织决定派一批已经暴露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涂作潮也被选中，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
涂作潮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是在中共旅莫支部，后因该支部被取消，便暂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为了隐蔽身份，涂作潮有了一个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他在来莫斯科的志愿书上写着：“愿受锻炼，学习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将来应付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促进迅速成功，这就是我的志愿。”
▲1925年旅莫支部名册中关于涂作潮的记录
▲涂作潮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的学生登记表（现存于涂作潮陈列室）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作为东方大学的代表参加会议。参加“六大”期间，周恩来在听了涂作潮的身世后，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称他为“木匠”，此后“木匠”便成了他从事隐蔽工作的代号，也成了他终身的别名。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的旧址
中共六大结束前夕，中共代表团指示涂作潮改学国内革命工作急需的通讯专业。此时，组织同他谈话，说：“现在国内红军急需的是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战斗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完成战斗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组织上不同意你学习爆破技术，你改学无线电吧！”周恩来也同涂作潮谈了话，对他说：“去学通讯，用心点。部队等着用人，我们没有人，没有掌握技术，部队缺乏联络。”于是涂作潮放弃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要求。
▲伏龙芝军事学院校园
1928年底，涂作潮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宋濂、谭献犹、刘希吾四人奉调前往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到上海后，涂作潮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工作，其直接负责人是李强，主要从事无线电通讯技术工作。
▲李强
▲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前往中央苏区，投身中国革命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随着红军无线电台不断增加，无线电通信人才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虽然在苏联和上海培训了几十名无线电技术人才派往各个苏区，但数量有限，难以满足红军部队发展的需要。
▲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决定自己动手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28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治委员亲自签发了《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
1931年2月10日，第1期无线电训练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村开学，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治委员冯文彬直接领导训练班的教学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员有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1931年3月，上海党中央培训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曾三、伍云甫、涂作潮到达中央苏区，充实了无线电队和训练班的技术力量。
▲江西宁都小布木屋。1931年，第1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在小布木屋学习、居住。（西电档案馆馆藏）
1931年3月，涂作潮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当机务员。当时，电台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电台下设运输班、监护班、学生班，此外还有司号兵、勤务兵、马侠、伙夫（炊事员）等零散人员。全台总人数大概有100人左右，驻地在江西东固坳。
▲江西吉安东固坳旧址。第1期无线电训练班时期，毛泽东曾在此为学员上过党课。（西电档案馆馆藏）
红军总司令部对电台是十分关心的，朱总司令、郭化若参谋处长、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副官长和童小鹏(毛主席秘书)、傅公侠(副官处副官)等都经常来电台了解情况，帮助工作。
当时尽管红军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发5分钱的伙食费，但是对电台的技术人员还是很照顾的。例如，每月生活补贴费3块多钱，晚上加班时，还给开夜餐，等等。
当时使用的是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1部15瓦“交通兵团”造的收发报机。主要任务是侦听敌军的行动、部署以及战斗意图等军事情报。那时国民党军队使用的收发报机大都多也是这个型号，波长都在80~130米之间，利用这个特点，便能经常收听到敌军电台的发报。因此，红军总司令部的首长，每天都要来电台了解敌军动态，以便正确地指挥红军作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龙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半部电台”复制品（西电校史馆藏）
当时电台的主要技术骨干有王诤、伍云甫、曾三、刘寅等，还有涂作潮、吴如生、韦文宫。王诤、吴如生主要负责报务工作。
王诤在当时电台上是起重要作用的，他来红军时带来了国民党军队的电台密码，因而能顺利地破译敌军的电报，特别是他熟悉敌军电台报务人员的发报手法，能根据收到的信号判断出发报人姓名，再进而判定出敌军的行踪。
▲王诤（西电档案馆馆藏）
有一天,左权副参谋长对涂作潮说:“电话队里出了一些问题，你在苏联学过有线通信，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涂作潮到电话队后，给学生讲了两次业务课，详尽地对他们讲解了电话机的内部构造以及故障的排除等。为了帮助他们理解和记忆，还画了几幅草图。由于业务技能的普遍提高，再加上其它方面的整顿，电话队的工作很快转入正常。
▲涂作潮用过的分线器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间，无线电总队随红军总司令部由前方回到了瑞金。
1932年1月，中革军委决定，为适应部队对无线电通信人才的急需，以无线电训练班第3期为基础，在瑞金洋溪村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线电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刘光甫任校长，杨兰史任政治委员。吴如生、沈毅力先后任教务主任。涂作潮、阎知非、刘寅、陈士吾、魏明道、杨笑是、周玉麟、黄乐天、朱帮英担任教员。
一天，王诤对涂作潮说:“红军中现在的收发报机不少了，有的需要修理，有的需要改装，我看你就在后方负责搞这一工作吧。”涂作潮同意了。不久，军委命令成立无线电通信材料处，涂作潮任主任。
▲通信材料处技术员（西电档案馆馆藏）
当时全处只有六七个人，张永生（留苏学生,苏北人）、肖寒、刘本秀（负责伙食管理），此外还有学员张明清、肖明治等。另外，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
但是涂作潮等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凭着双手修理了好几台收发报机和一些充电机，还将一台国民党“交通兵团”造的收发报机改为“哈特莱”式，波长也由原来的80~130米变为40~70米。
1932年初，材料处由瑞金搬到于都北面平安寨的一个大山洞里。3月，王诤派涂作潮到红三军团去，要涂作潮在红三军团打下赣州后，进城弄点无线电通信器材回来。
▲学员正在练习发报（西电档案馆馆藏）
涂作潮到红三军团后，住在无线电队里。一天，他去前沿阵地看红军攻城。看到彭德怀正在指挥一门炮，瞄准赣州的城门，一发（也只有这一发）炮弹就准确地把城门楼子轰掉一个角。后来由于蒋介石派罗卓英增援赣州，红三军团围攻不下，便撤回了苏区。涂作潮也随着回到了雩都。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王诤的布置，涂作潮用从上海偷运来的无线电零配件，为赣东北苏区装配了一部TNT型号50瓦的电台。涂作潮记得，当时随电台去赣东北的机务人员是余雅鲁（苏北人，脸部有麻子，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等。
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领导叫涂作潮给会场装电灯。除了主要装了几盏32伏比较大一点的灯泡外，还装了好几串12伏的小灯泡。当时瑞金没有发电厂，就把材料处的那部直流充电机，拉到会场下面的地窖里，发电后向会场供电。
有一次，从上海运来一部X光机，装配时，发现有一个重要零件不见了。领导便叫涂作潮另外重做一个，并且帮助装配好，使得这部X光机能够正常使用。
涂作潮由赣州回到于都后，1932年四、五月间，材料处全体同志乘船到了瑞金，住在离瑞金大约7里的一个村子里。不久，材料处改为中革军委通信材料厂，涂作潮任厂长。
这时全厂人员比材料处时期多，除了增加一个通信班的战士（班长郝广全）外，还增加了不少技术工人，如车钳工包松林、钳工戴月才（宁波人）、冷作工兼锻工韩启功、翻砂工罗信英以及胡灿传等。此外，还有学生，如学收发报机修理的朱廉、林春生（长征中牺牲）、徐小弟（上海人,百团大战中牺牲），学钳工和充电的廖昌林，学充电的赖有德，学车工的李伟、龙桂生等。主要设备有：普通4尺皮带车床一部，台钳二三部，摇钻一台，2.5马力发动机一部（用于带动车床）等。
当时除了修理收发报机，还能够做电源插头、蓄电池活塞涨圈、齿轮等。此外，还能做落地就响的手榴弹。后来还改装成功一台手摇发电机，但是比较笨重，光齿轮箱大概就有六七十斤重。
▲学员正在使用手摇发电机发报（西电档案馆馆藏）
有一次，李强从香港买来的两部高压发电机的齿轮磨坏了需要修理。可是没有铣床，无法做锐齿轮的活。涂作潮想用车床代替，但是当时工厂中技术最好的工人包松林不敢动手，说没有干过这种活，要铣的话，也只会双牙，不会铣单牙。涂作潮和朱邦英同志都十分清楚如果齿轮铣不出来，高压发电机就要报废，但是这种机器是当时急需的。在战斗环境下，若不自力更生克服这一困难，就别无他法。于是涂作潮等人便反复研究，把齿轮牙齿的数目、大小和间隔距离计算好后，再让包松林用车床去铣。经过包松林的精心操作，结果一次就把齿轮加工好了，开了用车床做铣工活的先例。
在中央苏区参加革命的这几年，涂作潮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才能，并积极投身到培训红军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工作中。培养红军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训练班，很快由一个发展为几个，后来又发展为一个通信学校。1933年，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已扩增到1000多人。
▲江西瑞金下路头，红军通校第4期学员学习所在地（西电档案馆馆藏）
培养李白，红色电波永不消逝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此后，中共中央开始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对陕北红军和中共中央而言，当前最紧要的就是要打通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当时医疗器械和药品十分缺乏，周恩来便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我党联络代表刘鼎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这个秘密交通站除了集中和转运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转播各式电报。
鉴于涂作潮精湛的技术和坚定的党性，1936年夏，周恩来两次署名发电，令上海地下党设法使“涂木匠6月12日随董（健吾）牧师等到达西安”，于“7月20日进入苏区（延安）”。于是，涂作潮于1936年中秋节赴命前来，与刘鼎接上联系后，便开始紧急装备无线电台，并担任了延安通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教员。
▲延安通校旧址（西电档案馆馆藏）
西安事变前夕，涂作潮先后改装成了一部5瓦哈特莱电台、一部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和一部能向全国通报的100瓦大功率电台。这些电台通讯效果很好，为我党代表团在西安事变中折冲樽俎，以及沟通同延安的联络、向全国通报红军的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
▲涂作潮改装的100瓦电台复制品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涂作潮在张学良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身穿一套干净整洁的黑色中山装，一见到他，便招呼道：“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涂作潮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只是简单地重复着说：“你好！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摸着自己的胡子说：“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他回答说：“有，只是不太快了。”于是周恩来拿起涂作潮的剃刀，刮掉他蓄了六七年之久的大胡子。然后，容光焕发地走出张公馆，同蒋介石谈判去了。
▲周恩来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中央代表团驻地红军西安七贤庄一号办事处电台、云阳镇红军前敌指挥部电台、驻杨虎城部队电台、陕北中共中央电台和共产国际电台之间，来往电报非常频繁。曾三、涂作潮等延安通校师生日夜工作，及时收发电报，确保通信联络顺畅，为保障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代表团和平处理西安事变中使用过的电台（西电档案馆馆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涂作潮奉上级命令回到上海，负责筹建和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为了不暴露身份，同时便于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他租了个门面，开了个修理无线电的店铺，利用自己以前在上海学到的社会经验，巧妙地周旋于各色各样的人员之间，暗中则为党工作。因为独身一人，涂作潮曾被一米店老板怀疑是共产党，便与一位名叫张小梅的纱厂杂工了解相处后结婚。婚后张小梅从不过问涂作潮的工作，二人一直相敬如宾。
▲1948年涂作潮一家合影
▲涂作潮与妻子张小梅及孩子在延安合影
1939年冬，党组织将报务员李白介绍给涂作潮，希望涂作潮可以大力教授李白，将他培养成全能型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进步很快，只用了两三个月，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成为一名全能地下报务员。
▲李白烈士雕塑（西电档案馆馆藏）
经过涂作潮的改装，李白同延安通报的发报机功率从100瓦降低到了业余电台的10瓦，隐蔽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涂作潮还利用普通收音机装配了一部隐形电台，巧妙地改装了里面的一个装置，使“电台”可以迅速变回“收音机”。
▲李白生前用的发报机（西电档案馆馆藏）
1942年9月，正是这一设计骗过了日本专家的眼睛，使得被捕入狱的李白8个月后被保释出狱，继续为党工作。涂作潮和李白师徒二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在中共隐蔽战线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李白（西电档案馆馆藏）
1944年，涂作潮受命再次抵达陕北，被分配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受任为三局材料厂厂长。
▲延安时期通信材料厂（西电档案馆馆藏）
其间，他除具体负责军委通讯器材的装配、维修等技术保障工作，还受命主持了三局高级机务人员培训班的开办，以加速培养通讯业务技术人才，为党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提供必要的通讯条件保障。
▲涂作潮（中）和无线电通讯老战友在延安合影
▲涂作潮（前排右立者）和伍云甫（前排左一）等在延安合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很快又将中国推入内战的渊薮。1946年9月-10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晋察冀解放区重镇张家口的进攻，人民军队撤出张塬前夕，涂作潮被急召，受领了落实紧急拆运4000瓦大电台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涂作潮与三局另一干部王名震披星戴月赶赴张垣，组织人员，终于圆满完成了拆运任务。此项设备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在传播、宣传中共中央声音，挫败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8年春，涂作潮随军委机关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这时已是人民解放战争节节奏凯的胜利前夜了。1948年年底，涂作潮调出军委三局，等待分配新的工作。1949年初，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被批准后随即南下奔赴新的岗位。
▲延安军委三局办公楼（西电档案馆馆藏）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涂作潮为接管旧政权的两个大型官办企业“中央无线电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公司”的军代表。作为两大公司的首席军代表，涂作潮对工人群众访贫问苦、多方救济，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上述两大公司的恢复工作得以顺利及时地完成，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以后，涂作潮先后在第一、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
▲1979年1月2日，特科战友聚会西单四川饭店，当时涂作潮只能坐在轮椅上了。（一排右三涂作潮）
▲1981年陈云同志接见涂作潮
这位我党我军革命时期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在青年时就怀揣一颗赤胆红心奔向党，成为一名精钻通讯的红色特工，架起连接中共中央与外界的空中桥梁，让红色电波永不消逝，而在晚年时期他对党的热爱也丝毫不减，不顾多病之身，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回忆整理党史、军史，尤其是党和隐蔽工作战线史料的工作，为红色精神的传承做出重要贡献。
▲涂作潮陈列室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因病长逝。
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无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优秀党员，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辉历程中一位出色的教员。
（来源：西电记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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