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文章认为：从研制原子弹、氢弹，到我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发展，钱三强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这是对钱三强所做贡献的客观、权威的评价。
半个多世纪前，钱三强放弃了海外的优越研究环境，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面对的是国内一片空白的原子能研究领域。回国前，很多人劝他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毕竟科学无国界。但钱三强却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钱三强回国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原子能研究工作中，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为新中国在原子能领域赶超英法等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很多人可能知道，钱三强做出的贡献虽然最终受到肯定，但过程却是曲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钱三强的贡献被忽视，正如“两弹一星”精神那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以至于在1999年评选“两弹一星”元勋之时，最初的名单上竟然没有钱三强的名字。幸好，张劲夫为钱三强说了公道话。
“两弹一星”元勋最初的名单上为何没有钱三强的名字？钱三强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做出过哪些突出贡献，又遭受过哪些重大挫折？张劲夫是什么人，他为钱三强说了些什么？欲知详情，且看下文。
1913年10月16日，钱三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文人家庭。他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鲁迅便是在他的邀请之下，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等文章。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钱三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1920年，7岁的钱三强入读蔡元培、马幼渔、沈尹默等人创办的孔德学校。中学毕业后，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对原子物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32年，钱三强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大学毕业后，钱三强先是到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之后参加了公费留法考试，获得了到巴黎学镭学的名额。1937年夏，钱三强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师从著名的科学家夫妇———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和弗莱德里克·约里奥。
1940年，钱三强获得博士学位，并受伊莱娜·居里的邀请同时进行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1941年，钱三强出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5年后，钱三强与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何泽慧在巴黎结为伉俪，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
钱三强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利用核乳胶研究裂变，经过反复实验和上万次的观测，发现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诺贝尔物理学奖级别的伟大发现，钱三强夫妇名动世界科学界，并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奖。
当时的钱三强，作为世界物理学界冉冉升起的明星，在法国的发展势头可谓大好。不过，钱三强却无心留在法国，因为他始终不忘初心——出国学好本领，回国报效祖国。当时的中国饱受战争之苦，尖端的原子能领域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法国的同事们都劝钱三强，哪里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哪里就是理想的居所，科学无国界。但钱三强却斩钉截铁地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钱三强说：
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半岁大的女儿一同回国。回国后，钱三强拒绝南京方面的挽留，接受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周培源教授的邀请，前往清华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同时与何泽慧、彭桓武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
1949年3月，郭沫若率团赴欧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先期进京主持工作的李维汉，在怀仁堂专门约见钱三强，表示中央对原子核科学研究的重视，希望钱三强能好好筹划。根据钱三强的建议，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拨出5万美元，由钱三强带到国外购买核科学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调整工作，先后主持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并多次带队去国外参观、学习，对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954年1月，钱三强作为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光荣入党。郭沫若赠书祝贺，并挥毫写道：在科学领域内没有平安的道路可走，只有敢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怕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当时，我国的经济形势好转，但夹在两大阵营对峙之中，并且受到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深知，在那个年代，要想不受别人欺负，不受别人威胁，不仅要有飞机、坦克，还要有原子弹。对此，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研制核武器！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请长钱三强、李四光到办公室，仔细询问了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的现状、人员、反应堆以及铀矿勘察状况。第二天，钱三强和李四光被请到丰泽园，参加专门讨论发展中国原子弹事业的会议。
毛泽东落座前同钱三强、李四光握手，笑着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哲学观点: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
钱三强则从什么是原子、原子核、原子能讲起，还用自画的两张草图讲解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大体构造，并介绍了美、苏、英、法几个国家研制情况。
1956年，国家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作的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为唯一一个科学家出身的副部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仍兼任所长。
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后，钱三强主要负责的不是实际的研究工作，而是领导、组织、统筹工作，发挥的是战略科学家的作用。钱三强作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广为吸引人才，很快聚集了一大批有能力、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才，如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周光召、于敏等，都是由钱三强点将到二机部的。
二机部老部长宋任穷后来感慨地说: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起到了别人起不了的作用。杨振宁则曾称赞，钱三强聘请邓稼先是真正有知人之明，能够与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聘请奥本海默的功绩相媲美。
此外，朱光亚、彭桓武、王淦昌、程开甲、周光召等“两弹一星元勋”也都是钱三强邀请、推荐到二机部搞核武器研制的。比如于敏由钱三强亲自安排担任理论部副组长的，周光召由钱三强推荐到理论部担任副主任，彭桓武由钱三强推荐到核武所担任副所长。
钱三强虽然没有参加很多两弹研究的具体工作，但却肩负为底下的科学家们“出题”的重任。那么大一个工程，如果没有人把控全局，分清各个工程的轻重缓急，合理分配攻关任务，那么绝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
事实上，钱三强不仅能出好题目，还亲自带领科学家们进行重大项目攻关。比如建造原子反应堆、研究点火装置、研究分离膜、研究真空阀门等等，钱三强都能凭借自己的科研经验为底下的研究人员指明方向。
在钱三强和众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于1958年建成。3年后，钱三强将从法国带回来的放射性废渣原料交给了王方定小组，王方定小组经过200多次实验，终于解决了点火装置问题。
然而，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顺利升空之时，钱三强已经被迫离开了领导队伍。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钱三强身上的“书生气”。钱三强是二机部的副部长，也是整个领导班子中唯一一个懂原子弹的核科学家。当时的钱三强当时不过40出头，与他共事的大多是战功卓著的军人。而钱三强向来实事求是、直来直去，处事不够圆滑，不少领导都觉得钱三强尾巴翘得太高。
在原子弹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试爆提上议程之时，钱三强意识到研究工作遭受了不少阻碍，其中有些来源于管理人员。因此，钱三强在一次会议上说：聂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但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这番话一传出去，顿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招来了非常多的批评。钱三强主动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话过于片面。但是，越来越多的非议扑面而来，甚至有人认为钱三强一直跟国外有联系，不利于保密。
事情越闹越大，周恩来委派聂荣臻到二机部传达他的意见。聂荣臻到了二机部后，痛心地说道：你们连钱三强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
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的关心下，钱三强得到了保护，但仍渐渐淡出了领导团队。当原子弹升空之后举办的庆功宴上，也没有出现钱三强的身影。
之后，钱三强虽然一直在参加科研工作，继续为我国的科研事业贡献力量，但他和许多研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一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比起其他的科学家，钱三强这位曾经的主帅因为在最后关头淡出领导团队，甚至比其他科学家要更加默默无闻。
1999年5月5日，张劲夫发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一文，提醒人们记住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张劲夫在文章中写道：
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能够在这里提到的人必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我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建议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颁奖授勋，表彰他们的突出事迹。聂力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两弹一星”元勋的评选活动迅速启动。
经过两个多月的遴选，名单初步敲定。之后，评选委员会召开一次会议对初步名单进行讨论。张劲夫作为研制“两弹一星”工程时期中科院的负责人，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应邀参加会议。
张劲夫仔细看了名单，却没有发现钱三强的名字。对此，张劲夫感极为不妥。作为中科院当年的负责人，张劲夫对钱三强做出的贡献一清二楚。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张劲夫便写道：
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有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其他领导裴丽生、秦力生和谷雨等一起亲自率领工作组到东北、上海等地安排落实任务，广泛调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在铀矿评价、采选、铀化学化工、铀同位素分离、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及高效炸药等方面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问题得到解决，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
然而，“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却没有钱三强。对此，张劲夫在会上动情地说：我要为三强说句公道话，三强功不可没啊，这份名单没有他实在是极大的缺憾！
最后，评选小组听取了张劲夫的意见，在名单上加上了钱三强的名字。
1999年9月18日，国家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国宝级科学家，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谨以此文，向为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苦心钻研、艰苦奋斗的科学家们致敬！他们是最可敬的人，是国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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