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月
动不动就封锁
张爱玲的上海，停留在沦陷时期。从她公寓的窗口望出去，那个旧上海似乎总是井井有条，不慌不乱的。十字街口永远是热热闹闹的，电车是按时收班的，公寓里的生活，有小孩子嬉笑打闹，要买菜做饭，要读报会客。
张爱玲跟大汉奸胡兰成谈起了恋爱，很多人都为她惋惜。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只有张爱玲在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实在是异数。
“封锁”是张爱玲一篇小说的名字，写的是“封锁”导致的一场电车上虚幻的爱。但当时上海人眼中的“封锁”，是恐怖的。
一旦出事，日军就封锁出事地点，实行军事戒严，大肆搜捕，不少仁人志士死于其中。普通老百姓一旦碰上被封锁了，就是成天都在封锁中，哪儿也去不了，甚至5天5夜不许进人进车，生活自是苦不堪言。
有一次，一个孩子病了，要出去看医生，结果封锁了足足4个小时，孩子就死掉了。1941年除夕，沪西愚园路发生日宪兵被击事件，日军在这一地区封锁了7天7夜进行搜查，适逢天冷下雪，冻死饿死了许多中国人，出现了难产孕妇无法送医院致死的情况。
但封锁时，日侨一律是通行无阻。当时的上海，日本人不少，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日军掠夺了许多中国人的工厂、企业，又增设了许多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公司、商行、机关。
从中国掠夺的能源和物资，可以给日本雇工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大批日侨便举家来到上海。到后来，整个虹口尽是日侨和日本商店、公司，街上一片木屐声。中国小贩则以日本话叫卖。
日本占领了上海，加强了对上海社会的控制：颁布了《上海市大道政府警察局违警暂行处罚条文》。
该条文规定了很多不能做的事：人烟稠密处，不能燃放烟花；公共场所不能高声放歌，不能横卧；夜间不许无故喧哗；不许随意便溺，不许乱倒垃圾；不准乱贴春药、堕胎药的小广告……违者罚款或拘留。这些条款相当细致，以往在道德层面的要求，现在都成了法规。
上海工人的反抗
日伪政府在上海的统治相当严酷，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非常不易。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不断上涨，为了养活自己，很多中国人只好去日本的工厂做工。但是，日侨可以吃白米饭、饮日本酒，中国工人就只有吃着像牛马料一样的饭菜。
上海有名的杨树浦发电厂，中国工人为了要求改善生活，数度举行罢工，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以刺刀强迫工人劳动；在松下电气工厂和木代造船厂，都发生过中国女工因小便超过了时间便遭日本工头毒打的事情。
对此，工人以罢工来进行反抗，此起彼伏，甚至连上海邮电、自来水厂和电车这些服务公共事业的工人也要掀起大规模的罢工。
1939年，日伪特务在租界制造了18起恐怖案，打死多名爱国人士。在日本占领的虹口又发生3起出租车司机被杀害事件。于是，全市40多家出租汽车公司，便一起罢工，“拒驶虹口”。他们为被害司机举行大出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暴行。
后来，日本加紧利用上海工业基础，竭力扩大军工生产。工人们的反抗就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还故意制造各种“事故”。
棉纺厂的工人暗中将肥皂头、山芋皮丢进传动皮带，使其打滑；发电厂工人故意不去修设备，导致发电量下降；机器厂工人故意违反工艺规程，造成塑件有砂眼，不能用；江南造船所建造一艘日军急需的轮渡，工人暗中做了手脚，导致船一下水，龙筋弯曲，船体变形、渗水，日本人只好把它拖进船坞重新返工……
对经济的垄断和掠夺
沦陷时期的生意，真是不好做。上海一个五金店店员颜滨在日记中写道，“本号的货物因受统制的影响，生意清淡得可怜，尤其是这几天几乎是完全停顿了。所以，我们除了吃饭之外，简直毫无别事，因此无聊之极！”
但是，要维持生活，必须要做点事——当时因为日本大肆掠夺，经济环境恶劣。一旦失业，人就要马上陷入绝境，甚至妻离子散。
颜滨写道，他的堂兄仁佑失业后沉迷于赌博，家破人亡，最后失踪，生死不明，妻子给人家做奶妈，老娘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了乡下，生活无着。而他的姐夫“启昌兄在做的永盛薄荷公司准备在月底解散了，他家三人（爹爹、四阿哥及启昌兄）俱将因此失业，真所谓要坐吃山空”。
统制，也就是日本推行的“强制性干预”和“管制”经济的体制，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特殊会社”，垄断经营，又经常对市场进行行政干预。
1943年，日本棉布统制会受日军委托，实施“棉布紧急统制”，封闭上海仓库。中国人所存的棉布一夜之间顿成乌有，损失之大，难以计算，有的资本家甚至要自杀，但是日商却可用各种名目从仓库中提取棉布。
垄断之外，也要掠夺。虹口地区的日侨，大多都是强占的中国居民的房屋——如果是空屋就直接破门而入，如果有人住就让军队先赶走住户。新大祥布店变成“森永糖果店”，中国银行改建为“东洋食堂”，原新中央电影院，改为“银映座”，不准中国人入内。
日本人有钱，那就做日本人的生意。苏州菜馆倒是深谙此道。沦陷时期，餐饮生意并不好做。日军大肆搜刮，导致各种民生用品物价飞涨；日伪政府从乡村收不到税，便想办法从城市收更多税，这便有筵席捐、旅馆捐等的产生，筵席捐甚至还要使用累进税制，普遍在15-40%之间，高得吓人。
菜馆直接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菜单上，利润甚至要超过50%。价钱如此之高，但是在苏州，菜馆生意却很兴隆。哪怕后来菜馆职工公会成立，也从来没有闹过罢工或者要加薪，可见生活确实过得不错。
对此《江苏日报》都大惑不解，发文质疑。其实很简单。菜馆全都开到景德路了，那边是日伪政府机关的所在地，日本人多。
原本统治苏州餐饮的是徽菜，因为徽商多。但在抗战后期，上海菜馆大量出现，这是因为同是沦陷区，苏州物价较上海便宜，又还算安宁，很多上海人就移居苏州。北京菜馆也出现了，四川菜也传入了，但徽菜只剩一家——因为徽商的生意，早就做不下去了。
后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伪政府只好缩减开支，实施节约生活政策，高级菜馆要改为平民食堂。哪怕物价急剧攀升，菜馆只能按限价销售——这是日伪政府的强制规定。
商人们巧抗争
按规定，粮、油、盐、棉等物资都属限价物资。日伪为加强经济掠夺，一边滥发纸币，又要限价，把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商人。商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便开始反抗日伪掠夺性的物资统制体系。
你限价，我就提价，这是最直接的抗争办法。提价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只将小众、瑕疵的商品摆放在柜面出售，应付限价，而将紧缺、上等物品用于暗盘交易，比如米店公开出售的只有配给米和不在限价之列的面粉和杂粮，前者质量太差，后者非南方人主食，所以店面表面看起来营业清淡，实际上私下交易非常火爆。
另一种方法，就是以口头报价或隐藏标签的方式暗中抬价。限价的政策，要求将商品的最高限价公示于众，店里必须要悬挂标签。但商家就要么把标签挂在不显眼处，要么就发明了另一套计价体系，完全不按限价来卖。
不过，相比此前江南十多万农民举行暴动消灭日伪军的征粮队，商家的抵抗还是比较消极而且隐晦。不过，很快这就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了。
原本只做黑市和走私的各路摊贩，大胆将摊位摆到街头巷尾，还大规模进军市内大商场，他们以哄抬物价的办法来反抗限价，令日伪政府防不胜防，取缔了很多次，但紧接着又有摊贩加入进来，抓都抓不完。最后，限价政策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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