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暑期档的“先声”六月，今年份的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如约而至。而由于疫情影响，往年都于1月份举行的鹿特丹电影节（IFFR），今年度也加入了6月国际电影节“全家桶”。
无论是在鹿特丹电影节“主场”，还是参展上影节，荷兰电影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搞颜色”元素——当然，荷兰人搞的是绿色。
本文将为您介绍：
- 办节办会“变绿”
- 影片内容“变绿”
- 影人职业“变绿”
办节办会“变绿”：更轻盈地“大操大办”
2021年恰逢第50届IFFR。在疫情仍笼罩全球的背景下，IFFR组委会选择以“线上 线下”的混合方式，为这头“小老虎”庆生两次——二月部分包含金虎奖竞赛单元、大银幕竞赛单元等，而“下半场”的6月则围绕50周年举行特殊策展计划。
广场上的鹿特丹电影节虎头标志 图/Huis van Alijn CCBY-NC-SA 2.0协议
作为一个长期力捧新人的“年轻感”电影节，IFFR的审美取向以“前卫”著称。而这种前沿姿态也延伸在IFFR办节的理念与实践上——IFFR在应对气候变化、践行环境保护等方面都走在国际电影节前列。
IFFR组委会敏锐地意识到：举行大型节日，往往也意味着大规模的生态足迹——要减少这种足迹，需要系统性地思考节日组织方式，使其更具可持续性。
为此，IFFR 在组织内成立了“绿色团队”，在可持续发展专家的监督下制定长期愿景。电影节从交通、餐饮、用品减塑、物资回收利用等多方面建立起了“绿色体系”，前卫风搭载上了清新范儿，“大操大办”的同时也可以更轻盈。
其中一个颇为亮眼的做法是——官方的汽车服务车队现在已完全“转型”，车队由全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组成。这些混合动力车在鹿特丹市中心以纯电动模式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市内的废气排放。
IFFR，图/Rene Passet CC BY-NC-ND 2.0协议
在电影节主会场多伦剧院（De Doelen），多层级的垃圾处理和餐饮的绿色流程也愈加“极致”——不仅对一次性塑料下了“封杀令”，电影节期间提供的工作餐现已全面标配“纯素”。
IFFR还是最早研究因参加电影节而产生差旅通勤排放量的电影节。IFFR不仅是一个“大门敞开”面向观众的大型节日，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影人网络组织，按照近几年的平均数据，每年 1 月下旬约有 2000 名（国际）专业人士来到鹿特丹，大约 20 名 IFFR 工作人员全年在欧洲内外的其他电影节“飞来飞去”。
新冠疫情减少了国际人员流动，更激发了IFFR组委会制定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共同的分步减排计划。IFFR希望通过电影节差旅的碳足迹研究，将结果应用于例如根特、柏林、哥德堡、洛迦诺等电影节圆桌会议上。旨在兼顾电影节质量的前提下，与国际合作伙伴讨论如何尽快减少整个行业的飞行，呼吁全行业采取切实行动节能减排。
影片内容“变绿”：文化输出“洗脑”
“夏季特别版”IFFR刚过，中国国内就迎来了本土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
近几年，SIFF的国际影响力逐步“破圈”，成为了大众一年一度通过大荧幕了解各国文化、欣赏世界电影佳作的视听盛宴。在荷兰电影的传统强项儿童电影和纪录片领域，荷兰每年都有作品入选SIFF，在上海夏季的影院中与地球另一端的观众见面。
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图/Lcsun CC BY-SA 4.0协议
今年，有4部荷兰参与制作的影片登陆SIFF的巨幕。其中，《布拉多》（Bulado）和《丛林精神》（Ainbo）都是儿童题材影片。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传递的理念，都与地球下一代的环境教育息息相关。
《布拉多》拍摄于荷属加勒比飞地——库拉索，是一部聚焦当地原住民身份代际传承、捍卫本土自然与文化的诗意电影。
影片中，小岛上的风、云、海、树都被描绘成了当地人沟通天地与逝者的语汇。主人公是一名11岁的小女孩，其祖父以堂吉诃德的姿态影响着她的成长，祖孙一同守护内心和脚下的最后一片净土。
该片曾于2020年代表荷兰出征奥斯卡，角逐“最佳外语片奖”。
《布拉多》拍摄地，图/Mtmelendez CC BY-SA 3.0协议
另外一部，《丛林精神》由荷兰与秘鲁合拍。相比《布拉多》的魔幻现实风格，这部动画片更加生动直接。
故事的主人公同样是一名小女孩，她生活在亚马孙丛林中，也是大自然抚育的人类孩子。影片上演了一部正义大战邪恶的经典戏码——小女孩与小伙伴们保卫的正是他们的家园和天堂——亚马孙雨林；而他们挑战的正是反派们对儿童的剥削、砍伐森林和非法采矿等破坏生态行为。全片充满可持续教育意识，其核心用意非常明确——环保教育从娃娃抓起。
《丛林精神》中，主人公保卫的是亚马孙雨林，图/ pixabay图库授权使用
随着这些荷兰电影走出国门，荷兰人“搞绿色”的理念也随着电影做了文化输出——以电影艺术做生态人文“外宣”和环保意识“洗脑”。
影人职业“变绿”：“乐色官”已成荷兰电影团队“标配”？
不单单只是注重下一代的培养，荷兰人围绕“绿色电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系统，让可持续在电影制作中做到知行合一。
在荷兰电影产业重镇乌特勒支，乌特勒支大学的师生率先为电影制作中的生态影响做了量化研究：通过科学的追踪计算出，一部荷兰电影的制作平均排放72.7 吨二氧化碳。有了这个切实的数字，媒体研究人员与电影专业人士感受到了迫切的转型需求。
乌特勒支大学，图/Zairon CC BY-SA 4.0协议
近年来，乌特勒支大学对电影与生态的研究也不断加速，在媒体与文化研究学院设立了多个相关硕士课程。
学界的关注引起了行业高层的注意。荷兰电影业在2015年推选出了第一位官方可持续发展经理（Sustainability Manager）——艾尔斯·林杰斯（Els Rientjes）——通过这位行业经验丰富的媒体制作人引起产业内部的“自我革命”。简单来说，她的工作就是将“思考绿色”落实到“落地绿色”——指导和把控电影生产链条的每个环节减少废弃污染。
在电影生产链条的每个环节减少废弃污染，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官方资金和政策也为其提供便利。荷兰电影基金支持她为欧洲的“绿色电影制作”（Green Filmmaking）项目开发一个结构框架，以期通过该框架指导行动，整个行业可以更可持续地生产。
同时，艾尔斯还与经济事务部的工作人员“搭班子”：在可持续创新领域拥有丰富经验人士为她提供各种“绿色人脉”，通过这些联系，艾尔斯代表电影业有效地与更可持续的设施、更环保的公司和具有环保意识的供应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签订合同。
现在，像艾尔斯这样的职位已经得到更多层面普及，大有成为荷兰电影制作团队“标配”的趋势。职位名称不限于可持续发展经理、生态经理（Eco-manager）等。这些人的工作不仅在于减少拍摄垃圾的产生，他们甚至将从写剧本环节就参与优化电影中的生态观，为减少电影中的“碳足迹”设计方案。
这些专业人士在帮助减少了实体“乐色”（垃圾）的同时，让剧组乐于看到绿色、让大众能够享受绿色。这么说来，他们是真正的“乐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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