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11日，“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如今家喻户晓的万维网
（World Wide Web）
。他没有为这项发明申请任何专利，正如他为这项技术所设计的美好愿景：它将促进全人类平等交流、共同合作以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然而时隔30年，伯纳斯·李遗憾地认为，现在的互联网已经演变为一个“充满着不平等和分裂的工具”，科技巨头把持着互联网的主导位置，对用户的个人数据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和利用，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企图将原本被设想为充满着“公共精神”的互联网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为此，他开始主张设计一种去中心化、开放式的软件“Solid”，企图恢复曾经的“互联网精神”。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等文化学者所言，技术绝不悬浮在历史之外，而是被社会文化所建构。我们今天看待计算机、互联网这些技术的态度，可能和它们刚刚问世时的人看待它们的态度截然不同。比如，互联网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中被视为一种“开放”“平等”“自由”的技术的？又如，我们常提一个词叫“玩电脑”，那么计算机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视为一种“玩具”的呢？
在专著《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中，美国佛蒙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托马斯·斯特里特认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从诞生至今，不断受到社会文化信念的型塑，因而形成了不同时期有关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不同用途，对这些文化背景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这些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的前世今生。
《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美]托马斯·斯特里特著，王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原作者｜托马斯·斯特里特
整合 ｜ 刘亚光
从批处理到互动界面：早期计算机角色的转型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真正拥有与计算机互动的体验；计算机很少，并且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通过键盘和屏幕直接与人互动。约瑟夫·利克莱德的特殊性主要源于，在极少数与计算机有直接互动体验的人中，他将计算机“掌权”
（holding power）
视作一种潜在的积极力量；最终他将其称为“通过卓越的联网计算机与信息真正有效的互动，以抚慰人心的方式，带来自我驱动的愉悦。”
在20世50年代和60年代，使用计算机的常见方法是批处理。一位用户通常需要准备一堆穿孔卡片，每一张含有一个单独的指令或数据区域，然后把它交给计算机操作人员，几小时或几天之后便可得到打印出来的结果。这一过程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计算机何其昂贵，精密和稀有。除了经过特殊训练的操作人员外，其他任何人想直接使用这些机器都是不可能的。批处理是一种配给访问的方式，它有意或者无意地将自身导向某种思考的习惯。这非常符合计算机最初的定义——为了进行精确计算而生，并且在运行计算之前，科学家或统计学家需要设计好一个公式或数据块。
在IBM的引领下，计算机成了大公司的一部分，并且自身也成了一桩大生意。批处理符合了大公司的组织化气质，计算机被用于大型垂直整合企业的协调和理性化，在大型组织和预先设定的表述清楚的任务和表格之间，追寻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是哈贝马斯等人所描绘的“工具理性”的标志，这一逻辑与官僚主义和大型科层制组织相关：先制定目标和程序，然后所有人和事都要根据一些狭隘的规则去实现。
与之不同的是，利克莱德和他的同事们则认为，计算机更多是一种通信设备，而不仅仅是昂贵的计算机器。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计算机得到大力发展，几乎能够瞬间计算出导弹和飞机的弹道及飞行轨迹，因此操作人员能够采取与二战中使用雷达技术类似的方式来使用计算机，却可以跨越更远的距离和具有更高的准确率。该领域的学科术语成了通信、只会、控制，利克莱德当时在阿帕的官方头衔成了行为科学以及指挥控制项目主管。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中，一个被称为旋风
（Whirlwind）
的早期实验计算机最终成长为SAGE
（核预警）
项目的初始部分。从自身角度来说，SAGE并不成功，但不同寻常的是，这种计算机的使用模式引入了像雷达一样的阴极射线管。SAGE就是现在人们所谓的“交互式的”。于是，在冷战时期企图掌控核战争之不可控的环境中，这成为人们“玩”计算机的首次经历。
这也是利克莱德在首次体验与计算机直接互动后就上了瘾的技术。此后利克莱德提出，与计算机的直接互动可以让枯燥的工作自动化，比如，科学家和管理者可以让计算机为他们绘制图形，而不是花时间用手来画，从而将他们的精力节省下来，用于解释结果。利克莱德对计算机的互动性潜能更是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解说：
“提前能想到的很多问题，很难提前想清楚。通过计算机参与直观指导的试错程序，可以找到推理中的缺陷或揭示解决方案中不可预测的变化，它们将会被更容易、更快地解决。如果没有计算机的帮助，其他问题不能被简单地阐述。当庞佳莱说“问题不是‘答案是什么?’问题是‘问题是什么？’”时，他预测了一群重要计算机用户的失败。”
约瑟夫·利克莱德工作照。
这段话颇具哲学意味。在利克莱德这里，与计算机“玩耍”可能用处颇多，它被定义为一种迥异于工具理性的、为了自身、不预先设定目标的活动。利克莱德希望计算机成为一种交互性的系统，它们可以变成敲敲打打虚度时光的系统，这样你就可以和它们玩耍，而无须一个严格的具体计划或目标。
利克莱德的门徒恩格尔巴特同样致力于“与一台计算机亲密、持续的互动”，他的项目甚至继承了“启蒙思想”的魅力，这可以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找到经典的表述。这位18世纪为百科全书做出杰出贡献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希望理性地组织并传播当时所有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而去除迷信和非理性的热情，赋予个体权力，并促进人类进步。他首创的“百科全书”不是“线性”的、单一作者的，而是拥有一百多位作者，以及丰富的图表和说明
（今天的多媒体）
，并且试图让读者交叉引用和查阅，而不是从头到尾逐次阅读。恩格尔巴特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怀有与百科全书学派相同的信念：一个理性组织的、可获得的知识系统，将政府这个世界令人困惑的复杂，进而克服人类的愚蠢。
他和万瓦尼尔·布什提出的memex提议旨在能够在文件和其他一些信息之间建立“追踪”的能力。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及类似“超链接”
（hyperlinks）
的东西。其实超链接的概念只不过是交叉引用理念的一种变体而已，与脚注、分类卡片或索引的功能相似。在某种意义上，百科全书的最初梦想现在已经实现了，现代社会充斥着被各类知识装填的图书馆，但人类的愚蠢却一如既往，无处不在。而通过memex，人们可以使用一台机器，触碰几个按钮，就能穿越复杂的迷雾，在前行的时候可以建立相互联系的踪迹。
作为“复魅”的尝试：浪漫主义与计算机
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诸多尖锐批评之一，是理性主义者假设太多。启蒙理性主义者试图将牛顿物理学的分析推广到宏达、普遍和数学指定的框架中，假设世界是计算确定的，并被一个如同撞球般的因果定律所驱动，甚至在一些还不知道这种确定性究竟是否存在的领域也是如此，比如人类事务。他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系列固定因果的一部分，只要科学以及理性智慧的光线足够明亮，就能穿透历史的黑暗，认识到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分解事物在明显的因果链条上的角色，最终得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据此，我们便能推论，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是有可能的，也是有效的。
如果说这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进程的一种典型体现，那么浪漫个人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复魅”的尝试。面对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和官僚化的世界，大多数人需要不断追寻人生的乐趣，恢复韦伯所说的魅力
（entachment）
爱默生的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种浪漫个人主义：“人之为人，是不必墨守成规的”。摈弃顺从和一致，转而“相信自我”，而自我是“科学难以解释的恒星，既没有视差也没有可计量的元素，只是放射出美丽的光芒，甚至不吝于向琐碎肮脏的事情投射光芒”。这种“自我”不同于笛卡尔所说的理性的自我，更不是经济学家所假设的精于计算的经济人，而是一种明确反对计算和可预测性自我的观点。
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浪漫个人主义开始同计算机网络联系起来，并深深影响了它们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弗雷德·特纳就在其名作《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中指出，90年代的赛博文化对60年代的反文化有很强的继承性。60年代美国的“社会不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计算机意义的转变。越战暴露了控制论科学与复杂现实之间惨烈的冲突，越战期间美国在泰国建立了一套名为“白色小屋”的命令-控制系统，从掩藏在胡志明小道的传感器中采集数据，进而在短时间内用数据指挥对丛林的爆炸袭击。因此士兵可以置身计算机前遥控交战现场。该行动导致了双方的大量伤亡，实属傲慢愚蠢。到了70年代，控制论科学开始丧失其高科技的光辉。在政府向咨询专家和计算机大量投资了几年后，城市的犯罪率和冲突不降反升，认为计算机系统能够帮助城市生活更有序的计划在此情此景中显得格外天真。
《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 ，[美]弗雷德·特纳著，张行舟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5月。
与此同时，在知识生产方面，学院中的批评家们开始犀利地指出民主诉求和现代传播系统中存在的巨大鸿沟，如赫伯特·席勒在196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詹姆斯·凯瑞也在70年代早期尝试把此类问题理论化，在其著作《电子革命迷思》中，他批评那些深受控制论科学影响的传播方法，认为它们提供的科学证据并无科学之意，反而使得自身具有了邪教的性质。他在另一篇更为重要的论文《传播的文化路径》中，更是区分了着眼于远程控制的传播传递观和关注分享意义的传播文化观，自此成为学术圈经久不衰的争论话题。
由越战引发的文化危机和政治危机不仅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样也影响了计算机工程师和设计师。60年代晚期，对冷战军事主义的不加质疑的热情逐渐式微，这一热情先前为军工联合体提供了文化粘合剂。诸多大学师生、计算机工程师和科学家受到了反文化运动政治风潮的感染。不少有关计算机历史的描述都会涉及如下场景：在阿帕网工作的程序员穿运动鞋和反战胸针出现在五角大楼的工作汇报现场；1972年阿帕网内出现了一封要求弹劾总统尼克松的电子邮件，而阿帕网本身却是为政府的军事通信设计的。到了70年代早期，计算机轻易摆脱了“为冷战而生”的形象。
“个人计算机”：新自由主义的隐喻
“个人计算机”一词在70年代中期悄悄出现，很快同阿尔泰尔公司
（Altair）
早期出产的计算机对应起来，直到今天它的缩写PC被广泛使用。奇特的是，“个人的”作为一个专指小玩意的形容词并不意味着计算机只是为一个人的使用而设计的。我们不管手表叫“个人钟表”，不管收音机叫“个人收音机”，不管口袋计算器叫“个人计算器”。“个人的”一词之所以被用来形容计算机，是相较于“非个人的”而言。在70年代中期以前，计算机行业和文化界都认为计算机代表着中立、普遍、理性和数学——这完全是非个人的，计算机仅仅是官僚机构集权化、公司进行泰勒式管理、赢得核战争的工具。将“个人的”同非个人的通用性的东西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令人错愕的并置，仅仅两个字的词却浓缩了对计算机文化意义的重塑。它宣告对计算机进行激进的再分类，将计算机从数学化的非个人的橱柜中取出，放入标志着个人化、独特性、不可预测性和自我表达的新柜子中——新柜子的所有特质都同浪漫主义密切相连。
《大众传播与美帝国》 ，[美]赫伯特·席勒著，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6月。
事实上，在70年代中期，科技社群中并存着多种对计算机的看法，最早的微型计算机并非与那些要实现“未来办公室”的计算机完全不同。比如在1977年，苹果公司开始销售苹果II代电脑，IBM公司则引进了6号系统“信息处理器”。真正使苹果II代不同于IBM的6号系统的，是针对计算机所想象的用途。购买了IBM计算机的人，只想解决机构规定好的特定问题。而在1977年购买了苹果II代的消费者只是单纯想拥有一台电脑，单纯想看看电脑能干什么，是要去像利克莱德一样，探索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着手解决已知的问题。苹果II代币IBM的6号系统要便宜得多，不仅因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聪明的回路设计，更是因为它并未被看作一个用于解决办公室问题的完整系统，它没有打印机、光驱或任何用于实现公司目标的软件，只是被当作一个箱子加一个显示屏的套装来出售——因为消费者的目的只是为了玩玩电脑，或者只是想“拥有”并操作一下计算机。
80年代把数不清的技术发明第一次送进了家庭：磁带录像机、传真机和答录机等。但是这些东西的新鲜之处，只在于更广泛的人群可以买得起它们：这些东西来自熟悉的公司，在此之前，人们听说过它们。但微型计算机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
因此，当大量美国中产阶级突然翻起了计算机杂志，解读软盘和新软件的奥秘，参与新机器细节的闲聊时，这暗示了一些非比寻常的变化正在发生。公司主导的消费经济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语境。通过长期观察，在由大规模生产主导的公司经济下，消费产品变得越来越相似。牛仔裤、啤酒、肥皂，甚至汽车最终都变成几乎毫无差别的商品。因此，市场营销任务最终变成在有很少差别的产品中间生产出细微差别：于是我们开始习惯于浮华、重复和图像支配的广告。
这些广告几乎不告诉我们有关产品的任何信息，表达的只是产品的文化联想，这导致了遍布世界的人类社会组织时不时以漠不关心或敌对的方式，回应消费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的机构，并且积极寻找它的替代模式，比如，许多美国人开始持续不断地学习“技术细节”，来寻找主流消费的替代品：养纯种狗、修复古董车、沉浸在俱乐部共享专业知识的亚文化中学习风笛。在一种重视“实质”而非“符号”的亚文化中，劳动过程本身令人愉悦。
而微型计算机的扩散恰好迎合了这种亚文化实践的需求。相较于可乐或者李维斯牛仔裤这类传统产品，微型计算机产品技术性能的具体信息和运作原理确实是有意义的。买一台计算机不仅仅是在店里组装零件和接通电源，它还能让人称为一个持续不断阅读和讨论的世界的一分子，在这个世界里，内存容量性能、微处理器速度、程序兼容性和外部设备都值得被投以更大的关注。
在80年代，这些小型计算机为信仰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效的实用经验。在那个时候的人们眼中，一般的新技术指的都是核能、超音速客机、太空旅行之类的东西，这每一项技术都涉及巨大的难以接近的机构，不同程度存在失望和危险，以及从未进行澄清的神秘复杂性。微型计算机与这些含混消极的内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这种传统的对新技术的隔膜截然不同，在自己家中或者办公室的桌上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电脑，这些干净的现代技术来自那些有着可爱名字的小公司，那里没有轰鸣与烟雾，没有重大安全隐患，这是一种奇妙的安全感觉。
苹果II型计算机。
最后，终极的小秘密——在那时候，软盘启动或键入隐蔽指令等概念对于普通用户而言还是完全不透明的——它们都会被一一征服。大部分用户最终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掌握基本知识。这样的过程让人慢慢产生一种征服感。微型计算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盒子，看起来通过努力就可以将它完全置于个人的掌控之下。当人们沉浸在阅读、购买和使用微型机的体验中时，会产生日常生活经验和新自由主义经济视野的一致性——每个单独的个体都独自经营一个世界、不依赖他人，每个人都处于自我掌控的状态中，理性地计算着价格和技术。一个韦伯主义者可能称之为微机外观与新自由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文化研究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的学生可能称之为“接合”
（articulation）
。在1983年，即使是满把胡须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在用5.25英寸软盘打开他的新IBM个人电脑，准备他最新文章的那一瞬间，也许都感受不到被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而觉得自己像一个野心勃勃的洛克式个体在圈画新的孤独领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信念可能会阻止他在这个感觉下做改变，但大多数政治信念不甚牢靠的人可能就会跟随转向新自由主义视角。
原作者｜托马斯·斯特里特
整合｜刘亚光
编辑｜罗东
导语校对｜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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