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刘世锦
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构建“橄榄型社会”，必须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
上一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从“提低”的角度出发，探讨推动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本期，有理君请到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扩中”。
他提出了一个新目标，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具体如何理解？快来围观下文——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有多方面的任务。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此，我想提出一个新目标：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从倒U型曲线看
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
二战后的世界工业化历史表明，一个落后国家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并不容易。但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转入高收入阶段的难度更大。这中间存在很多原因，我认为比较核心的原因在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导致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对国家的稳定发展产生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收入差距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2008年，收入差距总体上逐步扩大。
▇第二阶段，2008年至今，收入的差距在高位徘徊，或者有所下降。
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库兹涅茨曲线”，用来反映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它是一条倒U型曲线。随着收入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呈倒U型变化。
“库茨涅兹曲线”暗含的逻辑是什么？
它是指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处在高收入生产部门的人群收入率先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拉大收入差距，这些人群收入达到峰值后经济增长会减缓。如果此后低收入人群的生产率跟着提升，将会带动他们的收入相对加快增长，既缩小了收入差距，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
简单理解，第一阶段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拉大了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后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将缩小收入差距。
新时期要实现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经过4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即通过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带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而这一阶段的难度和不确定性都要大于第一阶段。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新目标，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也就是说，在已有的超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用10-15年的时间，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再增加4到5亿人，总数达到8-9亿，从而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既具必要性，更具可行性。必要性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拉动消费，也可以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实现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稳定。
有没有可行性？根据相关研究团队的测算，从2019年到2030年，实际GDP平均增长5%左右，平均通胀率2.5，名义GDP年均增幅7.5%，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匹配。按照这样的测算，2035年前中等收入规模群体可能达到8-9亿人，从而实现倍增。
实现收入倍增，重点人群是哪些？
从现阶段我国城乡结构、收入增长特征来看，广义上的进城农民工将是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
如何推进重点人群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我认为要以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为核心。具体来说，包括促进机会均等、着力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人力资本的差距。
在提升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个简单的逻辑：在剥去种种社会关系的外衣之后，人们自身能力的差距远没有现实世界中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差距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大。个人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差距往往是导致现实差距的根本原因。
低收入人群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他的生产效率未必一定低于高收入群体，关键在于二者所处的发展环境是有差距的。
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要创造让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人们内在的积极性和普遍性，这样才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
从六个方面提升
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投入
“十四五”时期提升以广义上的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人群的人力资本，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第一，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目前中小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取消了落户限制，而大城市、特大型城市有不少限制，应该改为负面清单制度，不是规定谁能够落户，而是规定谁不能够落户。并且要创造条件，逐步地缩小负面清单。
第二，建设面向农民工为主的安居房工程。以几大都市圈城市为重点建设安居房，着力解决能稳定就业、对当地发展作出贡献、就地缴纳社保的低收入农民工安居乐业的问题。这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同时可以拉动城市经济增长。
第三，与农村人口进城落户、提供安居房相配套，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四，提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吸收农民工就业。
第五，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的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早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要围绕这一部署，创造条件使农民的宅基地逐步流转。农民的宅基地只有进入流转，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才能显示和保护农民的利益。
第六，促进机会公平，进一步打破不当的行政性管制，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改变有些地方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在各方面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机会。
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素材来源：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论坛
整理：章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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