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古代文献的学者，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都知道其中著录有“《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包括四库馆臣在内的不少学者知道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而所谓《左氏传》即后来学人称呼的《春秋左传》（简称《左传》或《左氏》）。《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孔子世家》，还有别的好些古代文献，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至于《左氏传》，不少古人说是出自一位叫作左丘明的学者笔下，譬如《汉志》班氏自注就是这样说的。
“国学经典文库”《春秋左传》，岳麓书社出版
关于《春秋》与《左氏传》的作者，我们已经注意到早就有与上文所述不同的议论，但我们仍然相信上文所述大体上不假。孔子本不愿徒托空言以救世，然而他在汲汲道途求见用而不可得的情况下，据“鲁史”而修《春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杜预《春秋序》），“冀垂训于后昆”（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事。何况“鲁史”本来就有的，孔仲尼先生不过是对“鲁史”加工，把史料修订成《春秋》罢了。《左氏传》也不是天书，总该有它的撰写人与编辑者，他（他们）姓甚名谁，现在已经不太重要。
上文已言及学术界关于《春秋》与《左传》作者的说法有分歧，然而经学、史学研究者以及《春秋左传》的广大读者至少对于下面的客观事实抱有基本或完全一致的看法：
一、《春秋》记载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六年间（公元前722—前479年）凡244年（也可以说是243年）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大事，主要是鲁国的历史，而鲁哀公十六年正好是孔子卒年。孔子不可能修订他身后的鲁史。
二、《左传》所记史事，前期早于《春秋》，后期晚于《春秋》。前期姑不论，后期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止，比《春秋》多了十一年。实际上，鲁哀公二十七年以后的事，《左氏》也略有交代。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不应该也不容许产生异议。
三、《春秋》与《左传》都是先秦儒家文献。
四、《左传》的思想学术价值远在《春秋》之上。《春秋》很难说有明显的哲学思想体系，《左传》则相反。除了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我们还可以从《左传》找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许多方面的明确的表述，然而《春秋》则恐怕无从谈起。《春秋》质木无文，而“《左氏》艳而富”（范宁《春秋穀梁传序》），无疑称得上我国史传文学的杰作。
《汉书·艺文志》还告诉我们：《左氏传》之外，与《春秋》有关的书，已亡佚者居多数，而“《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见存。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据说这是因为传者认为鲁哀公十四年有“西狩获麟”的事，孔子自叹“吾道穷矣”，所以传者不乐意写下去了。
经学史把《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左传》合而称之为“春秋三传”。《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为《公羊》，或简称为《公》）属今文经学。《左传》属古文经学。《春秋穀梁传》（以下简称为《穀梁》，或简称为《穀》）归于今文抑或古文，有异议，比较多的学者说是属于今文经。《汉志》春秋类著录有《春秋》“经十一卷”，论者说那就是公羊、穀梁两家《春秋》今文经。十一卷也就是十一篇。今文《春秋经》比《春秋古经》少一篇，有学者认为那是由于今文经“系闵公篇于庄公下”，因为闵公在位年短，其事不足成篇。这当然不必是定论。
现在也许不大有人说《左传》是伪书了。不论今文经、古文经，只要都是指孔子修订的《春秋》，那就应该只有字体或书法的差别。经文原本一样，而传者传经，由于观点不同，见闻不同，传经之作也就肯定有了差异。经过汉代大学者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桓谭《新论》以及后来一些学者的辩论，特别是现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的辩护，谓《左氏》不传《春秋》的说法恐怕也不能成立了。
现在我们应该说：《左传》作者不但是《春秋》的传人，而且是《春秋》传人中最重要的功臣。桓谭说：“《左氏传》之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览》卷六百十引《新论》）若无《左传》，不仅春秋时代当中有250余年的天下大事不可能比较清晰，而且春秋之前的史迹也会难于追踪。《公羊》《穀梁》两传合起来的篇幅也大大小于《左传》，其容量小于《左传》，毫无可疑。当然还可以说：《公羊传》《穀梁传》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自有其贡献，值得研究；但是《左传》在中国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哲学、文学、语言学诸方面的贡献，是《公羊传》《穀梁传》无法取代的。
我们这里还要特别说到《春秋》与《左传》对于中国古代礼学礼制的巨大贡献。为《春秋左传》作疏的唐初大学者孔冲远等人引前修或时贤说：“《春秋》者，礼也。”近代大学者王壬秋先生《代丰春秋例表序》：“《春秋》者，礼也。”苏厚庵《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一》：“《春秋》原于礼。”我们认为：前贤这一类论断都是对的。周公之后的大礼学家孔子修订的《春秋》，虽然没有写出“礼”字，而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在宣扬礼制精神。《经典释文》引郑康成《六艺论》说：“左氏善于礼。”先秦周礼的原则精神、五礼大典及其演变，《左传》都有反映。《左传》是先秦礼书的重要辅助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礼书。不读《左传》，至少治春秋时代礼制者会感到一定程度上的缺陷。（当然，我们不是说有了《左传》，研究春秋礼制就什么都好办了。）
这里还应该说到《左传》与《周易》《尚书》《诗经》的密切关系。虽然不能说《左传》为其他数经之汇归，但是完全可以说《左传》一书有《易》，有《书》，有《诗》，更有《礼》。这是只要读过《左传》的人都明白的。
自古以来治《春秋左传》者不少。成就比较大而有著述传世的，首先是西晋的杜预（字元凯）。杜氏有《左传》癖，好《左传》而深思。他的《春秋经传集解》（以后简称杜注），代表了晋以前《春秋左传》研究的最高成就，称得上“春秋左传学”史上第一块里程碑。
唐初，孔颖达等人撰作的《春秋左传正义》（以后简称孔疏），也还可以算是“左传学”史上的重要成果。唐陆淳著《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宋刘敞著《春秋权衡》、胡安国《春秋传》，元吴澄《春秋纂言》、赵汸《春秋集传》《春秋属辞》，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著《左传杜解补正》、王夫之著《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清学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毛奇龄著《春秋毛氏传》、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洪亮吉著《春秋左传诂》、刘文淇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王引之有《〈左传〉述闻》、俞曲园有《〈春秋左传〉平议》，也都是“春秋学”或“春秋左传学”的有代表性的成果。
而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杨伯峻先生大著《春秋左传注》（以后简称杨注）修订本，则为“春秋左传学”的集大成之作，称得上该领域的第二块里程碑。杨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凡例》写道：“《春秋》经、传，礼制最难。”“故此注释，以求真为本，于‘三礼’之说有取有舍。”可见他的大著已经在礼制研究方面下过大功夫。没有历代学者的智慧和辛勤，我们的阅读和研究肯定会碰到更多的困难。
我们的《春秋左传》，仍以阮刻本为底本，注意汲取前修时贤特别是杜注与杨注的研究成果，并贡献自己的一得之愚。我们的好些说法与前修时贤不同，这是因为我们自认为应该不同。《春秋左传》本来是儒家重视的经书中最大的一部，我们的校注不能不历时十九个月之久。感谢岳麓书社的朋友放宽了字数篇幅方面的限制。本书校注终于能够较多地放开手脚，校注者本人的话不算少了。
本来《春秋》是经，《左传》只是传，但是唐人《五经正义》之后，“春秋三传”都上升为经了。这里预先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本人点校《四书五经》而成白文本的办法，现在有了改善。本校注依春秋十二公之次序，以“经某年”“传某年”为标题，然后以“原文”标示《经》《传》的内容，以“注释”标示我们校注的内容。因为《经》文都很简短，除了隐公元年（《春秋》第一年）之首为《传》文（所记时事在本年之前发生），此下，包括隐公元年在内的任何一年的《经》文都在同年《传》文之前全部一次推出，不必划分层次。这样做，既于阮刻本原文无一字增删，又不致混淆《经》《传》，庶几乎于心可安。
有的《传》文较长，校注较多，我们将其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段了，校注也相应地拆分开了，其校注的注码数字依次递升。这种拆分是出于阅读的方便，而非内容的差异。
我们注意到不少学者对于杜注、杨注以及其他相关著述的批评。以杜镇南将军终生钻研《春秋左传》的功力，以大学者杨伯峻先生的博学，尚且难免差错，何况浅学如我呢？先师郭君重晋稀先生在世时，多次谈到他和杨先生的交谊。而今郭、杨两先生都已仙逝，无由讨教，心何悢悢！好在可以向广大读者朋友、学界同道与健在的先生请教，是为至盼。
本文为岳麓书社“国学经典文库”《春秋左传》序，作者陈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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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文库”
《春秋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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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以《春秋》为纲，但记事的范围之广，叙述内容之具体详赡，则远远超出了《春秋》，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六十卷，以鲁国君主为次序，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之间的历史，系统记载了春秋时期的主要事件，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等十多个诸侯国，对了解先秦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同时，《左传》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善于叙事，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国学经典文库”
《四书五经》
李学勤先生曾言：“整个中国学术的核心都是经学。”对《四书五经》的阅读与理解，是了解我国文化必不可少的环节。本套《四书五经》校注本，凡六种十一册，是当代经学研究大家陈戍国先生深耕数年之力作，系以阮刻本为底本, 参校众本，广泛吸取前人注疏、校勘成果，精校精注，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版本权威、校注精审、内容可靠、轻松好读的《四书五经》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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