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史记里有很多和左传相似的资料，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司马迁的史记到底有几分可信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司马迁的史记到底有几分可信度
众所周知，史记里有很多和左传相似的资料。
例如《左传》在闵公元年记载了如下事件：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ⅴⅲ之《比》ⅴⅰ。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史记》在晋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
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仕於晋国，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
可以看到，《左传》到”其後必蕃昌。“为止，除了多一句预言晋国灭亡的”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外，和《史记》的内容一模一样。而这一段其实是预言“晋国灭亡”“魏国建立”的内容，作为汉代才定稿的《史记》，完全可以确定预言的准确性，因此记录此事。而对于作为解释《春秋》的《左传》而言，补充这一段信息，完全是画蛇添足。因为这一段内容其实和以鲁国为中心的《春秋》无关，本身并没有必要记录。
又比如，宣公三年，《左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史记》在楚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这一段记载的是楚代周的预言。对于楚人建立汉而言，这个预言本身有确定其合法性的作用，因此作为汉朝的司马迁，是有必要记录此事的。而《左传》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的作品，记录此事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预言这事有是有，但是一般不会如此准确，清楚。
《左传》最受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好预言。
真么准的预言，为什么会受人诟病呢？
因为这个预言，恰恰证明了《左传》成书时间。
也就是说，所谓史书中的预言，大多是后人由于知道结果，因此“杜撰”出的预言。
古今中外，研究《左传》的人，往往以预言准确与否来确定左传的成书时间。如果按照“楚子问鼎”的预言来判断，《左传》成书无疑在汉后。
此外，《左传》于隐公三年补充的材料：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史记》相类似的记载在郑世家，有
二十四年，宋缪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
此段记载的都是郑国和周朝交恶的故事，但是在详略程度上，《左传》比《史记》更详细的。
为什么作为“后来”的，已经有纸张，可以大量书写的《史记》，内容上会比用竹简记录的《左传》更简约呢？
《左传》比《史记》更详细并非孤证，例如《史记》和《左传》都记载了“郑伯克段”的故事。
《左传》于隐公元年记载如下：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颖考叔为颖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史记》在“郑世家”记载如下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於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於是庄公迁其母武姜於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居岁馀，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於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於是遂从之，见母。
号称春秋战国时代成书，只能用竹简记录的《左传》，明显要比汉代成书，可以用纸张记录的《史记》记载的更详细。
为什么要讨论《左传》和《史记》的详略呢？
因为通过此事我们可以发现《左传》成书存在异常，并非在春秋战国时代。
那么有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呢？
有的，《左传》于隐公三年补充的材料：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
麦指的是冬麦，汉代《说文》解释麦道：“芒穀,秋穜厚薶,故謂之麥”。冬麦秋即播种，来年夏季四月份成熟。
禾在《说文》里的解释是“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也就是说禾确实是在八月秋季成熟。
本来是没什么问题，对吧？
但是《左传》用的是周历，周历四月，是农历二月，周历秋七八九月，是农历五六七月，禾还未成熟。
《左传》用周历有没有证据呢？
有的。
《左传》在僖公五年，补充了这样的材料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所谓日南至就是冬至，太阳在最南边，因此叫日南至。冬至在“正月”，就是《左传》认为春秋使用周历的证明。
“四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说明《左传》作者生活在使用类似夏历历法的年代，因此才会不自觉的使用农历。
周以后使用类似夏历的历法的是汉朝。汉朝于太初元年使用太初历。
因此可以得出《左传》成书最早不早于太初元年。
而太初历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主持制定的，若《左传》成书早于《史记》，那么《左传》成书时间就是从太初元年开始，到司马迁写《史记》为止，有十四年。这么短的时间，一是不够历法普及，二是不够影响力大到让司马迁抄。更何况，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任何关于《左传》的记载。因此可以得出司马迁没办法参考当时还未成书的《左传》。
有人用《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关于《左氏春秋》（即《左传》）的记录，来证明《左传》成书时间。
但是“十二诸侯年表”中关于《左氏春秋》的论断并不能站住脚。
为什么？
首先，《史记》流传过程中有部分散佚，后人有所补益。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褚少孙，如在《史记··三王世家》中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列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其中褚先生指的就是褚少孙。
也就是说，记载十四个诸侯国的“十二诸侯年表”，很有可能是后人 增补的。毕竟能主持制定历法的司马迁，不至于连十二、十四都分不清。
其次，“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叙述和“儒林列传”不相符。
”儒林列传“主要记载了春秋的传承一事。
若《左氏春秋》真如“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叙述的那样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那么必然不会在“儒林列传”中毫无记载。
我猜，有人大概会用浙大楚简来证明《左传》在《史记》之前。
首先申明，我相信中国专家不会学术造假。毕竟学术造假除了获得名声关注以及项目拨款外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浙大楚简到底在哪出土的啊？
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敢买呢？或者说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买呢？
大概凭专业知识知道是真的？难道没人告诉他们，没有出处的竹简作假非常简单吗？毕竟只要竹简年代够了，什么时候加工根本判断不出来。
而且听说专业测试是在买了之后进行的呢。
没确认之前哪来的信心和钱买呢？
不知道，大概这就是专家的作风吧。
万一，买来了，检测后发现是假的，专家会承认吗？毕竟经过双盲测试上市的药剂，几年后也可能发现有其他毒副作用，不得以下架。那么容易作伪的竹简，如果几年后发现是假的，专家会承认吗？
我相信会承认的。
毕竟汉芯造假后除了退还拨款及解聘外，并没有任何人受到损失。
既然如此，承认自己失误又如何呢？
最后，《汉书》中关于《左氏春秋》来源的记载（引自楚元王传）：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刘歆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古文《左传》流行，否则不会有“共校经传”、“《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一说。
那之前有没有《左传》呢？
应该是没有的。
为什么？
《楚元王传》下有说道：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也就是说，《左传》直到汉成帝之前，都“臧于秘府，伏而未发”。
刘歆正是在汉成帝时期，校正翻译《左传》的。
也就是说，从《汉书》上，可以明确的看出，“今文”《左传》成书于刘歆。
至于古文《左传》原书？抱歉，没有了。
刘歆时代，《史记》已经成书且流传，《左传》成书的过程中有没有抄袭《史记》呢？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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