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啊！我想在这草原投球！”
——正冈子规
——村上春树《戴夫·希尔顿的赛季》
1890年对近代日本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这一年11月《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施行，标志着自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五条御誓文》以来的“维新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将以宪法形式得以巩固。
同一年，从美国传来的棒球运动在日本也终于有了正式日文译名——“野球”。
1872年，明治维新开始仅四年，棒球就被一位名叫霍雷斯·威尔森（Horace Wilson）的美国人带到了日本。当时，他的身份是东京开成学校的“外教”，课余则会组织学生跟横滨一带的美国人打球。1878年，留学美国归来的铁道工程师平冈熙组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棒球队——新桥棒球俱乐部。由于棒球是来自美国的“舶来品”，因此也被贴上了代表“文明开化”的标签，被普遍视为一项能代表维新精神的体育运动，进而在青年学生中迅速流行。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体育赛事就是早稻田大学与庆应大学一年一度的棒球比赛。这项被称为“早庆战”的对抗赛事，至2017年已举办一百一十四年之久。
明治四十一年（1907年）出版的《明治事物起原》中详细叙述了棒球传入日本的历史。
关于“野球”这个和制译名的来历，过往都传说出自明治年间著名俳句大家——正冈子规的手笔。据说正冈子规还在东京大学就读时，就将这项自己钟爱的体育运动取名为“のぼる”（Noboru）。这也是他小名“升”的日语发音，同时也可以理解为“の・ボール”即“野球”，用于指代这种在田野上玩球的运动（ball in the field）。另一种更严谨的说法则认为，正冈子规的同学中马庚在1890年就正式将Baseball译为“野球”了。
无论是谁发明了“野球”的译名，正冈子规和中马庚都翻译了大量沿用至今的棒球术语，例如“打者”、“走者”、“飞球”、“四球”等等，也深深影响了中文里对各类棒球术语的翻译。之后，两人也都入选了日本棒球名人堂。有了正式日文译名后，棒球运动在日本社会的流行范围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青年学生和城市新兴阶层，迅速跃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运动。
1890年身穿棒球服，手握球棒的正冈子规。此时的正冈子规已开始咳血，不久后就不得不告别棒球场。
为纪念正冈子规为日本棒球运动所做的贡献，在上野公园内建有“正冈子规纪念球场”并将其名句“春風やまりを投げたき草の原”刻在球场边纪念碑上。（作者摄于2015年6月）
作为明治时代的文学明星正冈子规除了创作了大量与棒球有关的俳句外，他还与另一位作家新海非风共同创作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棒球为主题的小说《一枝棣棠花》（山吹の一枝）。自此之后，棒球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日本作家的笔下。至于喜好棒球的日本作家更是数不胜数，既有畅销流行作家如有马赖义、寺内大吉、常盘新平、海老泽泰久、伊集院静、重松清等一众直木奖获得者；也有松本清张、丸谷才一、清冈卓行、高桥三千纲、吉目木晴彦等这类拿过芥川奖的严肃文学作家。其中，还有不少作家跟当年的正冈子规一样都下场打过球，例如伊集院静就曾参加过立教大学的棒球部；而被《文艺春秋》称为“日本文坛‘长岛茂雄’”的大作家松本清张，平时最喜好的消遣之一就是打棒球。长岛茂雄是东京读卖巨人队的球星，日本棒球历史上最出色的打者之一。
正挥棒击球的松本清张
在这些作家中，与棒球缘分最深的无疑是有马赖义。作为旧贵族的后裔，有马赖义起先是同盟通信社的记者，战后开始尝试流行小说、推理小说的写作，大受市场欢迎并夺得直木奖。二战后，爱好并精通棒球的有马曾担任过成蹊大学棒球部的教练。1958年，他以当时红火的职业棒球比赛为背景创作了推理名篇《四万名目击者》，讲述一位知名球员在跑垒时暴毙赛场的案件。有马本人因为《四万名目击者》的巨大成功，获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有趣的是，在颁奖仪式前夕，有马却以“我写的是一部棒球小说，而不是推理小说”为理由，拒绝领奖。最后只得由大佬江户川乱步出面斡旋，才把这个奖发到了有马赖义的手上。
由于小说大受欢迎，《四万名目击者》很快就被松竹公司改编为电影。由当红明星冈田茉莉子、佐田启二领衔出演。
有马之后，推理小说作家写棒球题材者层出不穷。例如社会派大师横山秀夫曾在《没有出口的海》中描写了二战期间一位极有棒球天赋的学生投手被海军征召入伍，最终坐上自杀特攻武器——回天鱼雷——葬身大海的故事。熟悉日本棒球历史的人，都会从这个故事里看到日本职业棒球第一代巨星泽村荣治的影子。
1934年11月11日，年仅十七岁的泽村荣治在面对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全明星队时，曾连续四次三振对手，其中包括棒球史上最著名的打者——贝比·鲁斯。年轻的泽村因此一战成名，随后在1936年帮助东京读卖巨人队夺下了日本职业棒球联盟首届冠军，但次年他就被征召入伍，送往中国战场，并于1944年战死于菲律宾。战后，日本职棒为纪念这位伟大投手，设立了“泽村赏”来奖励每年的最佳投手。
其他值得一提的作品，还有岛田庄司的《最后的一球》、东野圭吾的《魔球》、驰星周的《夜光虫》、堂场瞬一的《8年》《BOSS》以及《误判》等等。这些推理作家写的棒球小说未必都是犯罪探案，有不少都是非常纯粹的体育小说。这似乎也是在贯彻有马赖义所留下的奇妙传统——“我写的是一部棒球小说，而不是推理小说”。
不过，在众多热爱棒球的日本作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属村上春树。尽管绝大部分中国读者只晓得他是马拉松长跑爱好者，又或是诺贝尔文学奖长期“陪跑员”，但未必清楚他其实是一位非常狂热的棒球迷。
2015年初，向来作风低调神秘的村上春树开通了自己的网站“村上家”。不仅在这个网站与读者互动以及回答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村上还曾贴出自己书房的照片。除了炫耀音响器材与密密麻麻的黑胶唱片外，桌子上两个棒球玩偶格外引人注目，从中不难看出他本人的棒球情结。其中一个是东京养乐多燕子队的前球员、目前奋战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外野手青木宣亲；另一位则是燕子队的荷兰裔洋将弗拉迪米尔·巴伦汀（Wladimir Balentien）。
村上书房里的棒球玩偶
对村上春树来说，东京养乐多燕子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2000年，村上受某杂志之邀远赴悉尼，采访奥运会。结果直到临行前，他还泡在养乐多燕子队的主场——明治神宫棒球场，兴致勃勃地欣赏燕子队与同城对手读卖巨人队的“德比大战”。直到第7局下半，燕子队两分领先后，他才百般不舍地离开球场，赶去机场。在悉尼观赛期间，身为棒球“老司机”的村上自然也去看了日本棒球国家队的比赛并写了数篇球评。
在当代爱好棒球的日本作家中，像村上这样特别偏爱某一支球队者并不少见，甚至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夹带私货”。例如与村上春树齐名，一同被称为“双村上”的村上龙，就曾以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广岛鲤鱼队棒球明星高桥庆彦为背景，写过一部小说《跑啊！高桥》。这本别具一格的小说通过高桥庆彦的比赛将数个独立成章的故事串联在一起，生动描绘了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社会的众生相。而近年大量作品被引荐到中国的伊坂幸太郎，在他的小说《王者》中虚构的“仙醍国王队”，明显就是在影射他定居地仙台的职业棒球队——东北乐天鹰。
村上龙：《跑啊！高桥》，张致斌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
伊坂幸太郎：《王者》，袁斌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
至于村上本人，来自关西的他本该支持历史悠久的阪神虎队才对。根据村上自己的说法，他从小就出于逆反心理不愿去甲子园为虎队加油。以至于步入中年后，村上还要特别声明：虽然年幼时曾加入阪神球迷会，但那完全是被迫的；因为不加入就会被其他小朋友孤立。而他对燕子队的偏爱则可以追溯到他文学生涯肇始的那一刻。
1978年4月1日，东京神宫球场。
4月的艳阳宣告着日本职业棒球联盟新赛季的开始。下午一点，二十九岁的村上春树正慵懒地半躺在外野席，眼前则是养乐多燕子队与广岛鲤鱼队的职业棒球比赛。那年，村上刚刚搬到神宫球场附近。所谓“神宫”得名于附近的“明治神宫”。不过，与威严庄重的名称截然相反，这座球场与隆重、华贵之类的形容词完全搭不上边。若比起东京都内真正豪门巨人队的主场——东京巨蛋球场，神宫球场甚至有些简陋。当时神宫球场的外野席还只是光秃秃的土坡。村上清楚地记得，如果刮风时坐在那儿时常会满嘴沙砾。较之能坐在室内吹着空调看比赛的东京巨蛋球场，神宫球场用“风餐露宿”来描述也毫不为过。
然而，村上或正是因为这份“简陋”和“随意”而爱上了神宫球场，乃至喜欢上了这座球场的“主队”——东京养乐多燕子队（東京ヤクルトスワローズ）。至于“养乐多”的奇怪名号，则来自于日本知名的乳酸菌饮料“养乐多”（Yakult），也是燕子队的出资企业。在村上看来，“神宫是个让人十分快活的球场”。他可以肆意地躺在外野席的草地上，懒洋洋地晒日光浴；又或是一边野餐一边喝啤酒，跟女孩子约会，兴致所至时再撇比赛两眼。尽管在作为燕子队球迷的大部分时间里，村上春树并无法体会“强队”球迷的快感，但却始终保持去神宫球场观战的习惯，至今依旧是燕子队的铁杆球迷。
在1978年4月1日下午的那场比赛开始后，村上喝下第二口啤酒时，燕子队有一名来自美国南方小镇的二十九岁小伙走入打击区。用美国球员的标准来看，他身材不算强壮，甚至有些消瘦。打击时，这位身高一米八五的洋将似乎喜欢蜷缩着身子，几乎像是半蹲着。如此古怪的打击姿势，不知是为了缩小自己的“好球带”，还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不过，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一支漂亮的安打落在左中外野，他轻松跑上二垒。这是燕子队那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
这位与村上同年的洋将叫戴夫·希尔顿（Dave Hilton）。那一年他是整个日本职棒联盟中打击成绩最好的球员之一。村上印象中的希尔顿“每击出一球便全力疾奔”，“报纸用头版专栏全部篇幅称赞他的表现”，更难得的是“在整整一年内，从神宫球场球员出口到更衣室那短短一小段路，像他那样认真应要求和支持者握手的球员，我不知此外更有何人”。
村上春树《戴夫·希尔顿的赛季》，出自《无比芜杂的心绪：村上春树杂文集》，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
如今的明治神宫球场（作者摄于2017年9月）
2017年9月17日戴夫·希尔顿在美国去世。日本各大媒体均予以报道。《朝日新闻》在报道中，特别提到了那支让村上春树走上作家道路的“二垒打”。
在戴夫·希尔顿的带领下，之前近三十年从未夺冠的养乐多燕子队竟破天荒地杀入了总决赛——日本大赛。10月初，决赛前夕的周日下午，村上与太太走出超市，无意间竟然瞥见了这位低调朴素的美国外援——戴夫·希尔顿。他一家三口也正买完东西，等着出租车。看似平常的一刻，却如球场上的表现一样深深打动了村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打动我心的，可能就是处于那光辉中心，甚至令人微觉痛楚的幸福感。”
在随后的总决赛中，养乐多燕子队出乎所有人意料低夺取了“日本第一”的桂冠。作为当时新加入的燕子队球迷村上无疑是幸运的。然而，这似乎也成为一系列不幸的开端，因为养乐多燕子队之后十五年间再未染指过这座桂冠。球队战绩一直被同城“土豪”——读卖巨人队死死压制。村上虽也感叹“那个精彩的赛季再也没有回来”，但始终坚定地坐在神宫球场的观众席上为养乐多燕子加油鼓劲。
1978年4月1日，亲眼目睹戴夫·希尔顿的精彩表现后，村上亦开始了自己职业小说家的生涯。某种意义上，他的小说家生涯几乎是与燕子队球迷生涯彼此同步的。伴随1978年的赛季结束，一切都改变了。无论是对燕子队，还是对村上自己来说，确实都改变了。前者获得史上第一次日本冠军，后者向职业小说家之路迈出了第一步，写出了处女作《听风的歌》。
三十多年后，村上春树在回忆时仍会感叹：“那真是奇迹般漂亮的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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