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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格罗斯博士（Dr.Wilhelm Grosse 1898-1974）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一战，1919年到哥廷根学习牙医学，毕业后回到老家赫恩（Herne）实习。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已经获得少校军衔的格罗斯在德国国防军第16装甲师担任弹药补充营营长，后来突发急病，被飞机运出包围圈，在离开包围圈的时候，他把下属库尔特·鲁伯医生所绘的《斯大林格勒圣母像》也一并带了出来。痊愈之后，格罗斯继续在格明登（Gemünden）当牙医，战争结束后回到老家开办诊所，直到1965年放下牙钻，来到明斯特安度晚年。
我的弹药补充营本来有10支运输分队，出于方便管理的考虑，1942年11月初又重新整合为6个。11月21日时候，我们在顿河-伏尔加河之间卡尔波瓦（Karpova）的伏罗希洛夫兵营驻扎，阵地往西延伸出差不多6公里。防线一开始甚为寒碜，后来又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加固，建了不少工事，但“住房面积”还是小的可怜。
十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派出了60个人，在后勤团部所在地，顿河畔的马林诺夫卡（Marinovka）以南90公里的小村鲁贝辛（Rubeshyn）修筑过冬的营地。8月25日-11月21日期间，我营一直在不断支持前线部队作战，一共向前输送了6000余吨弹药。
格罗斯的战友，库尔特·鲁伯医生的故事请见：绝境圣光：《斯大林格勒圣母像》的故事，他绘制的圣母像曾给予包围圈中绝望的人们以精神慰藉。
这项成就要归功于司机们，说他们是超人也不为过——繁重的日常运输令车辆损耗严重，关键零配件也极为短缺，司机们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昼夜不停地赶路，即便是休息，也多半是在维护车辆。每次运输任务一结束，他们顾不上洗脸刮胡子，就要马上赶到维修场，赶紧去把故障处理好。这是一群无名英雄，我们应当对司机们致以最为崇高的敬意。12月的时候，部队损兵折将的数目急剧增加，“斯大林格勒要塞”当中的后勤人员也要顶上前线。
11月21日早上，我们得到了一个准备向300公里之外的地方转移的命令，但并没有告知目的地。一些乐观的弟兄们这样想：啊哈！离我们最近的调车场也差不多是这么个距离，我们是不是要回国了？这美好得不切实际，对吧，它也的确不是真的，准备转移的命令没有得到落实。新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接连下达，还有这样的消息流传开来：苏军在前线多地展开进攻，北边是重点方向，囤有重兵。
第二天是荣军纪念日，一大早就传来战备警报：所有后方单位准备好自卫措施。我们组织起的防线紧挨着军用机场，由那里的飞行联队副官库普夫少校（Dr Ernst Kupfer）接管指挥，我把维修排正在修的几门3.7cm反坦克炮也给了他。这时候，在马林诺夫卡和索维茨基（Sowetzki）之间冒出了苏军坦克和步兵部队，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从南北两边抄过来的苏军在卡拉奇会师。我所有的运输队都集结在伏罗希洛夫营，没有一个还在包围圈外头的，这时候我手头一共有200来人，80辆卡车，其中还有一些是民用型号。
恩斯特·库普夫，骑士十字勋章和橡叶饰得主，骑兵出身，有法学博士学历的斯图卡王牌，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出任第2俯冲轰炸机联队指挥官。1943年11月乘坐亨克尔111时发生事故，坠机身亡，一共执行过636次战斗任务。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把卡车停放在雪块筑成的掩体之中，以防引擎被凛冽的寒风完全冻结，这种做法可以在部队越冬相关的手册上看得到。
下午时候接到团部命令：弹药营11月23日5点出发向彼什科夫瓦特卡（Peskovatka）转移，尽早突破敌军封锁。
晚上八点半，苏军用坦克和机枪向营地开火。当时天已经黑透，火力从四面八方袭来，大家都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但都能记得，当务之急是保住卡车，80辆卡车一辆都损失不起。按照下午时候接到的命令，我要求大家立即弃营，冲向彼什科夫瓦特卡。第二天清晨，我们全员到达那里，只有一人受伤，还有几辆卡车被扫出了窟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损失。到地方之后，大家马上又在地上挖掘散兵坑，当时天很冷，能见度也不好。这里聚集的车辆太多，在白天时候吸引来了苏军飞机，它们不停扫射，还投下了不少炸弹，又有几个人挂彩了。
26日凌晨3点半，传来了密集的炮声和机枪扫射声，在这之前一直都很安静——苏军已经跨过顿河，在向彼什科夫瓦特卡进攻，在这里掘壕据守的其他部队暂时挡住了他们。天亮之后，后勤团再次向新阿列克谢耶夫斯基（Novo-Alekseyevski）以北两公里的438号参考坐标转移。在经过了几天的混乱之后，部队调动又恢复了秩序，计划也更为周全。
接下来的几天，新的主防线也组织了起来，再三考虑之后，防线西界与顿河还是拉开了一段距离，以此来避开陡峭的河岸。我们住在一段反坦克壕里面，不幸的是，这段壕沟之前曾经被当作茅坑使用。这里位于防线西界之后大概四五公里的地方，苏军会在白天发动进攻，这是他们最想拿下的位置，火炮、火箭炮和飞机没白没黑地炸个不停。我们挪过好几次地方，人还越来越多，438点这里集中了来自后勤团的600余人，装备着30挺机枪和两门3.7cm反坦克炮，反坦克炮还有破甲弹可用。
12月4日这天10点钟，一辆苏军坦克攻破主防线西界，向我们这里开火。好巧不巧，在离苏军坦克差不多100米的地方，一辆牵引车正拖着一辆受损的德国坦克路过，它很快就把苏军坦克“斩落马下“，苏军坦克炸成了一团火球，乘员刚一逃出来，就被机枪火力扫翻在地。
我们继续深挖散兵坑，直到它们深到可以抵御寒风和暴雪的地步，刚折腾完没多久，就又得到了向杜宾宁斯基（Dubininski）转移的命令，口粮的分量也被削减，每天只能得到200克黑面包和一些马肉。虽然缺吃少喝，但士气仍然不错——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军在这儿呢，总不会没人管了吧？虽然12月的两次解围行动均告失败，但我们并没有丧失信心，老少爷们儿继续保持着良好的风度，有时候甚至令人产生敬佩之情，渴望和匮乏并不会让我们垮掉。再怎么说，我们的条件还是比前线的战友们好太多了。
一处装有火炉的德军掩体。
日子一天天过去，伤病员的困境越来越严重，野战医院的临时病房只会接收那些情况最为严重的人，其他的都一律不收，那他们还能去哪里？大多数都只好一瘸一拐地回到本来的单位，继续挨饿受冻。大家都没有多余的食物，所以也没办法给他们加餐。时不时地，会有一个倒霉鬼过来和我们凑合一宿，大家好歹匀出点吃的给他，然后，天一亮，这个倒霉鬼就又要上路了，无助、形销骨立、肮脏不堪地冒着寒风，蹒跚着走过雪原，回到自己的部队。有人看到这一幕会抹眼泪，但谁都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这样的悲剧已经成为日常。
困境会令人麻木，不能感情用事，要用脑子思考，清醒、冷峻地思考，事实就是如此。
德军在用雪橇拖运伤员。
脸上的肉越来越少，话也变少了。人们不再喜欢闲聊，时机合适的时候，人们就打扑克消遣。没有“伊万军士长“（夜航轰炸机）和伊尔-2”神经锯“光顾的夜晚是最合适的，如果月光明亮，那么没有伪装物遮盖的工事和车辆就很容易招来炸弹。冻土可真不好挖，12月11日，我们在杜宾宁斯基的新工事终于初具规模，然后又花了两天时间深挖。如果外头是零下三十度，那么工事里也就是零下二十度那么”暖和“，之前往斯大林格勒城里送弹药的时候，我们会从城里拉回来一些木柴，现在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天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工事里烧上一会儿。斯大林格勒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黑市——有马的部队和有木材的部队做交易，好好聊聊，一匹马能换回一块大木方。反正已经没有饲料了，这样总好过让那些和马匹朝夕相处的人，在可怜的马儿饿死之前把它们亲手宰掉。
一处德军警示牌，大意是禁止一切车辆驶入斯大林格勒市区，一旦被苏军观测到会招致炮击。
由于燃料短缺，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守军主要依靠马匹进行运输，时间到了12月，他们不得不开始杀马充饥。
除了打扑克，下象棋也是前线常见的消磨时间的方式。
圣诞节快到了，可能要得救了吧？很多人都这么想，然后，会不会有山一样的圣诞包裹和邮件堆积在包围圈的出口前呢？然而包裹没见影儿，容克52，亨克尔111们带来了奇怪的航空信，这就是我们仅有的礼物。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圣诞，人们至今想起来都会瑟瑟发抖，但这也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深情的圣诞。每个工事里都洋溢着圣诞气氛，人们从雪下取来草原上的枯草，编成花环，缠上香烟纸做的彩带，再插上一点棉签，还有不知道从哪儿翻腾出来的红黄电线，灰突突的“花环“变得可爱起来。野战厨房四处搜刮小麦存货，为大家烘焙着糕点，装甲兵特供的舒卡科拉（Schoka-Kola）巧克力被拿出来分享，一人一包。积攒的香烟也给分了。人人有份，东西不多，快乐无边。我给军官们准备了用苏联炮弹壳做成的铜盘，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下午两点，营部的人到齐了，我给他们讲了个话。
又过了几天时间，苏军还在不停进攻，遍地开花，但西界承压最重。每天晚上，苏军投下的炸弹都会炸死炸伤不少人，但我们依旧坚强，依旧充满信心。
一副当年的美国讽刺漫画，希特勒自己踩到了名为“斯大林格勒”的捕兽夹上，名副其实的“Trapped”。
12月29日，我的两边腰子突然绞痛，一直疼了三个小时，直到注射了吗啡才稍有缓解，至1月2日又复发四次，肾盂炎也发作了。负责为我治病的鲁伯医生、施密特医生都认为应该尽快把我后送到医院，让专科医生治疗。第100猎兵师的高级军医也给出了相同意见，他为我开具了从皮托姆尼克机场空运后送的诊断证明书。
1943年1月6日上午10：40，我被送上一架亨克尔111，运往罗斯托夫以东40公里的新切尔卡斯克。排队等飞机的这几天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时候，虽然罹患重病，但能从斯大林格勒这个鬼地方逃出生天也算是因祸得福。这也意味着我只能把战友们丢给命运去摆布，他们是如此敬重我，我本该对他们负责到底。1月6日这天早上，我十分纠结，一度想放弃后送的机会，留下来和战友们在一起。但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德行，又怎么去帮助他们呢？留下来，我这个废物只会浪费食物，为战友们带来沉重负担，在需要转移的时候更是麻烦……
拉倒吧，这是命。
我和战友们告别，互道安好，各奔前程，一辆卡车开来，把我送往皮托姆尼克机场。
战役结束后，苏军在检查堆放场中的第16装甲师三号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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