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父亲的葬礼开始。“我”是父亲的长女，是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我”的两个哥哥高大俊朗、玉树临风，侄子侄女们个个漂亮出众。我们“以成规模的体面”，接待四面八方前来吊唁的宾朋，拓宽父亲死亡的高度和宽度。与“我”站成一排、举止粗鲁的乡村妇女，与体面的周家人格格不入，却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父亲真正意义上的长女……
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讲述了一位父亲在追求进步中建立了两个家庭，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半个多世纪后，父亲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悄然落幕。但他留下的两个家庭，和在这场困局中缠斗不休的妻子和儿女们，却无法走出漫长的阴影。
这样的故事，在过往的家族叙事中并不鲜见。但邵丽将寻根文学、家族文学的写作延续到作者本人以及下一代身上的写法，是一种新鲜的尝试。作者用一种超然的智慧、对人生的把握和领悟，把人世间的痛苦煎熬贯穿了起来。《金枝》不仅写历史，也写现实，它因关注几代人的人性成长而引人瞩目。
陈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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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邵丽来说，写一写家族这些事，早已是个念想。
一次采风的路途中，她接了孩子的一个电话。可能是声音和肢体语言太夸张了，让旁边的一个同行看得目瞪口呆。于是她便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说是家里的事儿。谁知对方打破砂锅问到底，也极有可能是她自己想说，于是一路上她就聊起家族的事情来。同行听了之后，半天没吱声。车程快结束时，他认真地对邵丽说，这是一个好小说，如果写出来，对上辈人和下辈人都是个启示。
其实这也一直是邵丽的一块“心病”——父母亲和上一代老人都逐个老去，若不把他们写出来，一切都将消失殆尽。只是内心涌动的情感越多，越找不到合适的点。
直到去年疫情期间，邵丽先是用了两个月写出了《黄河故事》，给了《人民文学》。想不到《收获》的责编吴越看了非常喜欢，遗憾不止。邵丽就承诺说反正这些日子有时间，可以再写一个。原本是想写个中篇，写到十万字没收住，索性写到了十五万字，就是这本《金枝》。“金枝玉叶，可不是每个家族的梦想？只是没有那么多人把它写出来。这不是个秘密，更谈不上家族秘史。”邵丽说。
《金枝》
作者: 邵丽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实中这样的家庭不少。书中的父亲，与他那代人中的许多人有着相似的经历。“看完这部小说，我的另一个责编和闺蜜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她的父亲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个地方作协的领导。她说，你写得太让我震惊了！写的分明就是我们家，是我父亲与他前妻和儿子的故事。书出来之后，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市长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就是我姥爷，我姥爷是个南下干部，我姥姥就是那个穗子’。”邵丽说。
《金枝》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一部分以自己的成长为主线，是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父亲和自己的关系，是以“孤单”“恐惧”“仇恨”为主基调；另一部分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体察之上的，是体验、记录之后，对中国现代家庭的反思。这一部分建立在爱与自省之上，是作者被生活不断刺痛之后又不断成长和升华的写照。
《金枝》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主要叙述者“我”周语同，曾是父亲的宠儿，但在特殊时代犯了错，差点害了父亲，因此失宠、长期遭到漠视。但“我”在成年以后，反而承担起了整个家族的使命，尤其是对后代，对侄子侄女的悉心栽培，不惜代价，各种帮扶。“我”对侄女周小语寄予厚望，把为她画的肖像命名为《金枝玉叶》。不过，“出生高贵”的周小语反而从自己的阶层掉了下去，失去了她的尊贵。而“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栓妮呢？土里生、土里长，没有读过书，可她的孩子却个个有模有样，都成了阶层上升的榜样。二者放在一起，共同完美地诠释了周家的繁荣和发展，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邵丽说，开始写《金枝》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生活还很困苦，导致我没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我成人以后，一心想的就是让家族的后代能功成名就。我确实渴望我的孩子们能够成为我想象当中的金枝玉叶，不再受到父母的忽略，不再受到任何歧视，生活在非常完美的一种状态当中。”
“事实上，我感受到的漠视，我的兄弟姐妹同样也感受到了，并且认为他们才是最受委屈的一个。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我必须有我自己的视角。我所写的就是我体会到的感受。包括我写《黄河故事》也一样，强调的是，在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孩子，反而后来会成为最强大、最有担当的一个。甚至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我会怀揣着一种‘报复心’，就是你当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又是怎样对你的？至少在我的作品中，我是这样来处理的。”
邵丽为这部作品最初拟定的书名是《阶级》，意思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特别是父亲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家庭。我们代表城市这一支，穗子代表的是乡村那一支。几十年来，两个家庭不停地斗争，就像站在各自的台阶上，互相牵制着上升的脚步。但因为这个意思不容易被理解到，后来在《收获》主编程永新的建议下，才改为了《金枝》。”邵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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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的语言是直抒胸臆的，颇有几分快意恩仇的特点。在她的观念里，写作是一种“对倾诉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生活的记录。当然，作品是加工过的生活，但其生动的描述令人不得不相信这就是生活本身。
《金枝》中，父亲的原配穗子，是和朱安有共同之处的人，在时代中一般是一个消沉的、一事无成的形象。但邵丽为穗子这个人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安排她的孩子们都有了更大的成就。邵丽表示，河南很多地方都是革命老区，在老区这样的事例真不鲜见。她想塑造的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韧性。
“我写的基本是原型人物，真事虚写。老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男人多，穗子还算是幸运的，有的女人怀上孩子就再也没见过丈夫，一个人带着遗腹子支撑了一辈子，我们老家那地方称其为寡妇熬儿。我所熟悉的一个领导干部，祖母生下遗腹子，一辈子守寡，一个人把他父亲拉扯大，开枝散叶生了一大群孙子孙女，几乎个个成才。”
相比原配穗子，母亲朱珠的形象似乎单薄了些，只是善良和忍耐，都是女儿周语同充当“恶人”去与穗子母女做斗争。在写母亲时，是否有所顾忌而不忍下手？邵丽说，恰恰相反，她写母亲是最用力的。
“如果单薄的话，那是我的笔力不济，或者说，是我们很难看懂她。我最近在写关于《金瓶梅》的评论，我觉得吴月娘这个人不得了，她以不变应万变。她看到的不是一时一地之得失，而是全局和结局。她活得一点也不精彩，但就是笃定。我觉得完全可以站在这个角度看待书中的母亲，她可能压根就没有怨怼过。中国式的母亲大多是隐忍的，她们承受所有人生的份额，好的和不好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母亲，她宽阔得像一个大平原，又微弱到做我们的母亲都做得孜孜矻矻。如果家族是一本厚重的书，母亲在书中只是一个影子，无所不在，却又若隐若现。她没有精彩的故事，也没有坚不可摧的原则。她不为玉碎宁为瓦全，她的所有智慧、能力和温情只够默默维系着一个家。朱珠是家庭的定心丸，亦是一本无字的书。”
《金枝》写得很顺，半年就完成了，但邵丽自觉“谋划得不到位”，写得有些仓促。她说，如果重新写这个故事，应该给穗子发言的机会。“穗子是一个反复被生活碾压的人，是一个真正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但又是一个横亘在父母和我、栓妮中间的一个矛盾制造者。她怎么考量自己的人生？她到底想得到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她是一个狠角色，也是一个被大而化之的角色。”
不过，她对《金枝》并没有修改扩充的计划。因为写过的东西，很难再沉进去。写出来，那已经是别人的故事，写过了就过了。但她会另起炉灶，从另一个方向重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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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生于1965年，与李洱、艾伟等差不多是同龄人，都属于最后一代具有革命历史经验的作家，而《金枝》和李洱的《花腔》、艾伟的《风和日丽》一样，也都涉及对革命经验尤其是革命者私人生活的书写。不过，邵丽之于那段历史有着更为切近的体验。“我的家族更可以贴上‘革命家族’的标签，因此家族史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革命史。但处理类似题材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很难从个人感情上超拔出来看待当时的历史。说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好，说是理论的储备不足也好，反正我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情感往往把思想给淹没了。”邵丽说。
在评论家潘凯雄看来，邵丽只是在借“我”之口讲述一个家族的家长里短，几乎没有正面书写时代、环境这些社会的、历史的元素，但它们却无声无息地存在于作品的不同角落，为每个人物的行为与心理提供强大的内在逻辑。与其说《金枝》是一部有特色的家族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充盈着丰满的“精神的气候”的现实主义佳作。
近年来，邵丽写了很多父母题材的小说，从《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一直到眼下的《金枝》，长中短篇皆有。有人说，她在“审父”。对此，邵丽并不否认——“就算是吧！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如果不从我这里开始，将来谁会对孩子们讲一讲他们的先辈？莫非所谓的先辈，就剩一个名字和牌位吗？饶是如此，先辈的过去，就是我的今后。我不忍心。那一代人平凡而又奇崛的人生，不能似孩子口中的口香糖，嚼一阵子就给吐了。”
对 话
读品：《金枝》中，最亲密的父女关系在一场风波之后突然变得冷淡，一直无法忘记这一创伤的女儿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原谅父亲。小说中的周语同可以视为邵丽本人吗？她和父亲最终和解了吗？邵丽：假作真时真亦假，我的强项就是能把虚构写得貌似真实。但我还是愿意承认很多方面有我的影子。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能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大部分都是隔膜的，极度缺少沟通。家家都是一群儿女，父母没有精力关注孩子们的所思所想。而子女一直到父母老死也不会知道他们想些什么。这个创伤是时代的伤疤，也许连“和解”这个词语都过于矫情。现实很粗粝，作家自身又常常过于敏感，实际上把真实的生活给遮蔽了。
读品：小说的真诚打动我，我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喷薄欲出的情绪，也许正因为代入了作家个人的真实经历。您在写作这本书时，需要费力气去处理个人情绪吗？你是如何做到冷静、克制的？邵丽：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所否认的“和解”早已冰雪消融，至少表面上波澜不惊了。也谈不上什么克制，当你回望自己的过去，曾经那么活泼泼地生活过，你觉得连伤痕都值得抚摸和怀念。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和药剂师。我写作时总是被感动追逐着，内心满怀着悲悯。我爱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们是我的亲人。也许我还宽容不到包容所有的事物，但我会善意地处理上一代留下的疤痕，尽力把它们抚平。
读品：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父亲的原配穗子其实是有选择的余地，不一定非得“守活寡”。这是否是在以今人眼光去看当时的人、尤其是当时的女性？邵丽：那个时代是个非常割裂的时代，一方面强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方面“三从四德”的影响也非常深。有些地方女性再婚非常普遍，而有些地方离婚女人一直到死都不会再嫁。很多因素取决于个人而不是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像穗子这样的女人是有选择的自由度的。但她没有选择，在幼年的“我”看来就是一种“恶”。我丈夫大伯的前妻，三十多岁就离婚了，守寡到九十多岁。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她说，哪兴啊？回娘家咋抬头见人啊？
读品：你说父亲抛妻弃子的行为，在当时可称为“壮举”，是否有一种站在个人立场的美化之嫌？邵丽：当时的很多革命者，与家庭决裂的标志就是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投奔延安的青年男女，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他们那个时代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当然无可否认，这种“解放”是给旧时代妇女扣上的另一副枷锁，但那就是“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其实它并不是排斥所有的包办婚姻。感情的舒适度取决于自身的感觉，有的父母之命是自己愿意的。深山出闺秀，各花入各眼。江冬秀大约恰恰是胡适喜欢的适合他的妻子。但是那一代念过洋学、受过新思想洗礼、后来投身革命的新青年，你再强迫他回老家和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生活，对双方都不是真正的公平。因为公平来自于平等。
读品：面对自己的两次婚姻和多个儿女，父亲的方式是恐惧、冷漠和逃避。你觉得父亲对穗子母女有过真正的愧疚吗？还是仅仅认为她们是个避之不及的麻烦？邵丽：我觉得“父亲”对穗子母女的愧疚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逃避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而母亲对穗子母女的顺从和忍让，恰恰是读懂了父亲的心思。“父亲”那时毕竟是个15岁的孩子，开始的冲天一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尴尬和愧疚所取代。他仍然有善良的底色和人性的底线。所以他的苦痛是最复杂的，也是他最无能为力的。想躲避而不能，想面对而无力，他一直活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纠结当中。
读品：如果重写，你会以更加超脱的立场去写父亲的两个家庭吗？
邵丽：这个很难讲，一旦进入写作，作家是很难自己当家做主的，要看作品里的人物带着你往哪里去。但主观上是这么想的，祖辈父辈都渐渐地老去，而且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更客观更公正地审视历史，打量自己的亲人。至少我觉得，“亲人”这个称谓，已经将过去的矛盾和纠葛稀释得差不多了。
读品：河南是文学大省，你觉得河南籍作家的创作有何特点？
邵丽：对于河南籍作家评论界喜欢用“中原作家群”这个称呼。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实际上认真比较一下，一个地方的作家肯定和另外一个地方作家有地域差别，江南作家和中原作家的文风甚至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有区别。这个自古皆然。河南的作家群体很有特色，从作品内容来看，中原特色比较鲜明，有态度，有担当，有天下意识。毕竟中原地区文化积淀深，天下意识有历史传承，所以作家更容易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站位。但这种特色也在与其他地方不断融合之中。既融合，又区别，这也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邵丽 当代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曾获《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十五、十六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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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像一棵老树，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呈现出枝繁叶茂的盛景。但谁能知道，一棵树延伸出去的两条根脉，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成长？那些盘根错节的忧伤，又曾经为两位妻子和各自的儿女留下过多少难以追问的生命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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