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日，鲜少有影院放映《小伟》了。
电影《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于1月22日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分为“慕伶”“一鸣”“伟明”三个部分，分别代表着妈妈慕伶，儿子一鸣和父亲伟明。电影讲述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父亲伟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变，表面上平静的家庭被阴霾笼罩。慕伶扛起家，却得不到父子俩的体谅。一鸣收到美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不敢告诉爸妈，他知道母亲不易，却不愿表现过多关心。伟明则在迷雾之中暗自做出一个改变家庭命运的选择。
影片根据导演黄梓自身经历改编而成，拍摄于2018年年初。这是他在国外留学学习电影专业后，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长片，那时导演黄梓29岁。在他30岁期间，影片制作完成。他携《小伟》参加了2019年西宁First电影展，入围其主竞赛单元，并斩获“评委会大奖”。影片中“伟明”部分使用了大量超现实的元素展现癌症患者的思绪，吸引着众多观众，认为整部电影“细腻、克制，将死亡和逝去讲述得独有韵味”。在2020年期间，影片还曾分别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一开票就被抢售一空，口碑飘红，豆瓣评分7.8分，超过70%的观众给予了7分以上的好评。
而如此受欢迎的场景，在正式上映期间却不复现。上映六天，影片总票房不足65万，影院排片率低至0.1%，很多城市对这部电影“闻所未闻”。
1月26日，32岁的黄梓在微博发文，“像一次考试，结果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哪怕更多一位观众，对我而言都是有意义的”。翌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联系了导演黄梓，与他对话影片背后，他想传达的信息。
《小伟》
我没有当艺术家的才华
北青报：您什么时候开始创作剧本的？
黄梓：我爸爸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了病，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有在构思，做一些笔记。真正动笔写剧本的时候是2015年。
北青报：电影制作过程顺利吗？
黄梓：我拿着剧本参加了很多电影节的创投，有一些公司开始和我对接，聊合作意向，不过一直没有真正地推进拍摄的事情。这个过程中有着种种分歧，既有创作层面的，也有创作以外的事情。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我作为一名新导演，只有这么一个剧本，从来没有拍广告或短片的经历。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高风险的投入。我当时觉得，既然没有信任关系，我还不如早点离开，用别的方式把我的电影拍出来。因为我迫切地要和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对话，跟自己对话。
最终，我的小姨资助了我一笔钱，让我开始了拍摄。开拍是在2018年年初，拍了33天，在春节前完成了拍摄。
北青报：这次出演一家人的演员是专业的还是素人？
黄梓：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演员,饰演夫妻的演员彭杏英和高瀚文，他们在真实生活中也是夫妻，是香港话剧团演员。饰演孩子一鸣的演员是薛立贤，曾经是童星，不过他后来没有继续当演员了。在拍片的时候，薛立贤有一天跟我说他要回香港，我问他回去干吗？他说回去考公务员。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公务员了。
北青报：您怎么让他们能更好地进入角色的呢？
黄梓：前期工作还挺重要的。首先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可能花了比较多的功夫，让演员在看剧本的时候能够更容易进入吧。
我写剧本时是用普通话，之后我们一起围读剧本时，其实是有一个翻译的过程的。他们看完剧本，有自己的理解，先按照自己的说话习惯，去讲台词和对话，我们一起商量如何调整更好。因为我们广东人有时和香港人的语言，还是有细微的差别。我们的发音基本是一样的，但有一些讲话习惯，有些俚语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一起修改剧本，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人物。
北青报：您前期工作做得很充分，但为什么发微博又在感慨，在后期制作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当艺术家的才华”呢？
黄梓：我对自己的预期太高了。这部电影本来是源于自己一个内心表达的冲动，剧本探讨的是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包括我的身份认同感的问题。“我想离开，但是又面临着抉择”这一内心的表达。
一开始写剧本，我没有考虑观众观看时的接受程度或者想引起观众多少共情。我本以为我的剧本属于很生活流或者很无聊的类型，拍出来的电影会是特别闷、非常文艺的电影。但是拍出来之后，我发现所谓的那种“高级”的艺术表达，好像并不存在。制作出来的成品反而还是挺通俗，或者说挺好看的一个故事。
北青报：所以，您从一开始就想要去追求“高级”的文艺片？
黄梓：我也没有去追求，我只是按照想法来执行。因为我之前确实没有真正地拍出来过一部电影。所以，在我的想象中，这部电影很可能是闷闷的文艺片，没有太多显性的表达。
其实一开始，我有点在模仿杨德昌导演。我到后来觉得，无论我怎么模仿，都不可能达到杨德昌的感觉。因为每个导演拍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我要跟大师作为对比的话，首先没有杨德昌观察社会的敏锐度，其次是我们的生活阅历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一味地想拍一部很像杨德昌《一一》的电影，就会一直迷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表达是什么，只是去模仿而已。于是，我后来又把这些模仿全都拿掉了。
“伟明”
在电影里完成了父亲的小小心愿
北青报：电影的最后一部分“伟明”中，父亲作为癌症患者，应该可以展现他直面癌症的一面，您却用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把这一部分给规避掉了，是出于什么因素的考虑？
黄梓：戏中人物在遭遇家庭变故的时候，并不是忽然间就改变了生活态度，这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父亲生病的那段时间，我有时候会察觉他有一种很安静的状态，并不是抑郁或烦恼的情绪，而是他很平静地坐在一旁。
我父亲属于很爱交谈的人，他在生病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他在有时候多了一些瞬间，他的思绪似乎飘到了很远的地方。所以拍摄这个段落时，我作为导演，试图“扮演”一个去寻找他的思绪飘到远方的人。
因此，我找到了一个小岛，离广州很远。岛上也有新的人物出现，就是“伟明”的爸爸妈妈还有大哥。
北青报：为什么会增加这些人物？
黄梓：小时候，我跟爸妈住在一起，我爷爷奶奶、我大伯是住在我家楼下。我们一家六口一起生活，每天都会一起吃饭和看电视。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大伯和我爸爸，都是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相继地离开了。有时候想到他们，我会觉得是那么的不真实，似乎他们只是在很远的地方，并没有离去。所以，我用了超现实的表达方式去处理。我的设计是伟明去岛上找到爸妈和大哥，这是一个寻找来处问题的过程。
北青报：所以，你也没有直接拍摄伟明离去的情节，而是用了留白的方式？
黄梓：对。开始动笔写剧本之前，我就决定不去展现死亡的过程。当然，我完全可以描绘一个人死亡的过程，拍摄他痛苦的状态或是安详离去的场景。并不是说这些呈现不好，但是在我自己的电影里面，我要回避这样的表达。
我不希望利用苦难或者说展现伟明经受的病痛，在观感上煽情，引起观众的共鸣。所以，我更倾向于把这部分做一个留白。为了让观众看得轻松，我还设计了笑点，避免让观众觉得沉重或滥情，逼得他们掉眼泪。
北青报：电影里有温情的时刻，他们离开小岛回到广州时，在火车包厢里互动，笑得很开心。
黄梓：在这样的家庭变故中，他们三个人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出走”。去小岛给了他们一次机会，帮助他们卸下身上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在他们卸下负担之后，火车上逼仄的空间给他们提供了氛围，可以让他们真正地打开自己的心，不需要再去隐藏自己。
电影里，儿子想躺在下铺的床上。父亲也挤过去躺在一起，还要求母亲也一起躺过来，一家三口躺在一起。但是，火车上的床位小小的，根本不可能躺在一起的。
这段情节是我圆了我爸一个小小的愿望。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场戏，在现实中没有发生过。想到这场戏，是因为我爸生病之后，曾说过很怀念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起睡的场景。
北青报：这似乎也是少有的一家三口同框最多的时刻。
黄梓：是啊，他们三个人很少在同一个画面中，就算有也可能是对立的，父亲与儿子一侧，母亲在另一侧。可能很多时候，一个人尽管在场，但是他并没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
“慕伶”
她面对的所有事情，都是第一天的不断累积叠加
北青报：电影里的母亲被“孤立”的时候是最多的，在影片第一段落母亲“慕伶”中，是最现实的部分，没有超现实的情节，为什么？
黄梓：其实“慕伶”部分也有一点点超现实的处理。在医院的场景中的长镜头，她反复地走在病房跟走廊之间。这里是有一个时空的跳跃处理。一开始有亲戚来探望伟明，后来就是慕伶送他们出去。等到慕伶走回到病房的时候，伟明已经穿好了衣服准备出院。这里有一个时间上面的跨越，从前期他们在医院里面治疗，之后一下子就到了出院的那一天了。
北青报：这样处理的用意是？
黄梓：对于慕伶来说，伟明生病住院的时期，她每天都得重复一样的事情。她每天去医院、上班、再去医院，最后回家，第二天似乎又是这样。
她面对的所有事情，都是第一天的不断累积叠加，但同时生活又有一种不稳定性。她不知道这个事情还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很可能不是往好的方向的变化。
因为伟明得了癌症，这是既定现实，病情又难以好转。她为了丈夫、为了儿子，一直处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面。所以，我把在医院的阶段简化了。
北青报：她在高压状态中，还是撑起了整个家。
黄梓：对。她所面对的是真实的、现实存在的生活困境。她是第一个知道爸爸伟明的病情，并且选择了隐瞒病情。她必须承受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包括经济层面的、生活层面的等等。家里面少了一个家庭支柱，那慕伶就要支撑起这个家。
北青报：所以，慕伶的镜头用了很多前景遮挡。
黄梓：是的，为了营造一种困境吧，不管她是坐地铁，还是在和同事吃饭，她总是被包围着，有种走不出去的感觉。
北青报：电影的最后，母亲和儿子达成了一种和解，这也是您内心中的期望吗？
黄梓：我还没有设想过。我并不是想要通过这个方式跟我的妈妈有所谓的和解，或是可以达成互相理解的程度。每个人在家里面的状态不一样，儿子可能并不是要跟家人在一起，每天晚上都聊天，去讲今天发生了什么。除了代际关系问题以外，更多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要选择适应某种环境，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当我回到了广州，回归到家庭生活之后，我也是很不适应。我还是会去考虑父母的感受，我必须得跟以前不一样，才能去体现我出国留学的这几年的成长。我会有一些迷失吧，反而我越去想跟父母之间的隔阂，距离感会更强烈了。
“一鸣”
两代人之间在精神层面上，有一种共鸣
北青报：您当时选择了出国留学，电影里的一鸣选择了留下。一鸣的决定是您内心的另一种选择吗？
黄梓：一方面是的。不过，我的情况和电影的剧情有些区别。我是出国留学回来之后，我父亲才被查出癌症。当时，我觉得家里面特别压抑，有点喘不过气了，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尽管我刚出国回来不久，但是我又产生了要去其他地方的渴望。另外，我在高中时期，常常和我妈吵架，频繁地争吵，我当时坚持要求他们把我送出国，想要离开家。所以，电影是把我生命中特别困惑、特别想逃离的两个阶段结合到了一起。
选择与离开的主题，一直存在于我的这部电影里面，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课题吧。电影里，不论是邻居奶奶出走，还是周边人都在讨论出国，但最终留下来的人是一鸣。因为我后来总是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出国会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我怎么思考都无法改变既定现实，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所以，一鸣选择留下来代表着我对另外一种选择的想象。
北青报：“一鸣”这一部分不同于“慕伶”的压抑，一鸣看起来开朗许多，总是和同学开玩笑，奔跑和打闹……为什么这两部分反差较大呢？
黄梓：不同的人在遭遇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不一样。慕伶得把所有的压力和生活的困难承受下来，但是一鸣需要一个出口。尽管一鸣的内心依然是压抑的，但他也没法跟爸爸去说，也不会去关心妈妈。在学校里，他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总会跟朋友、同学一起去做打破规则的一些事情，违反纪律、逃课、抄作业、翻墙出学校等等，他一直在奔跑，在寻求一个生活的方向吧。
北青报：虽然电影中一鸣说奔跑是为了散掉烟味，但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方式吧？
黄梓：是的。人在狂奔的时候，其实是无法思考的。更多的是一心一意地奔跑。在这个时候，人更多的是身体上面与外部世界的连接。跑步时，可以感受风、感受空气，听到的声音与我们静态时听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奔跑的时候，也是一种逃避，他想要更多的空气，进入不一样的空间氛围。
北青报：所以，您也设置了关于奔跑的“阿基里斯与龟”的物理悖论，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个故事。
黄梓：这个悖论也跟他的青春期状态有关系。阿基里斯明明跑得比那只乌龟快，为什么他永远没办法触摸到乌龟？按道理来说，他是可以很快地追上乌龟，但是在某种前提的设定下，他不可以。
我们在青春期开始对事物有更多的认知之后，发现事情和原来的认知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阶段会有很多的不理解和质疑，但是又会迷茫。他在找一个看世界的角度，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这部分。
北青报：在最后，他们整理伟明的遗物时，一鸣留下一件黄衬衣，其他的物品选择丢弃，这代表着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了吗？
黄梓：不论是留下遗物还是舍弃它们，都只是一种选择而已，都代表着一种可以继续走下去的方向。丢弃了那些物件，不代表选择遗忘，而是他们想开始新的生活。留下重要的遗物，也不代表念念不忘，或是这件事情不能翻篇。而是选择了最能代表自己对这个亲人的某种念想，寄托在了一个物件里面。
一鸣选择了父亲那一件黄色的衬衣留下来，而且还自己穿上了这件衬衣。这件衬衣是他们一家三口回老家的时候，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场景中重现了伟明当年离开广州之前，他妈妈给他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的情节。但是在超现实的情景下，看到的是慕伶给一鸣缝制黄衬衣。
这一段，代表着两代人之间在精神层面上有一种共鸣吧。
供图/黄梓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韩世容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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