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平为红楼梦音乐定调(红楼梦作曲者王立平)(1)

​(王立平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常委。民进第十届中央副主席。国家一级作曲。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终身荣誉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1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王立平:好的作曲家不能自恃清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与共和国同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70年纪念专刊》

新版《红楼梦》重拍时,有人问王立平,“你会为新版《红楼梦》写音乐吗?”王立平回答,”我不会再写《红楼梦》的音乐,不是不想,不是不爱,而是我在创作中已经倾尽所有,如果不能写得更好,那为什么我还要写?”

王立平是著名影视音乐作曲家,由他谱曲的影视作品,有很多都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比如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电影《少林寺》。在他还是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时,便立下这样的志向,“一个好的作曲家不能老自恃清高,关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而要给老百姓留下点他们听得懂、能理解的曲子。”

87版《红楼梦》

1982年,王立平从音乐编辑王芝芙口中得知,王扶林正在筹备电视剧《红楼梦》。王芝芙问他,“你有兴趣谱曲吗?”“极有兴趣”王立平说。事实上,王立平十年前读完《红楼梦》时,便有了给它谱曲的念头,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王立平和导演王扶林见面谈他对红楼梦的理解。不久,剧组邀请他加入。加入前,王立平提了一个要求,一是曲子全部由他创作,不能另找别人;二是歌词都用曹雪芹的原词,“谁也别太岁头上动土”。

确定主题歌时,有人建议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有人说《好了歌》也很合适,但都被王立平否决了。“乍一听《好了歌》似乎有点主题歌的意思,但仔细一琢磨,“好便是了、了便是好”是一种出世的思想,《红楼梦》是入世的”。

最终,他将《枉凝眉》确定为主题曲的歌词。

着手谱曲之后,王立平的压力陡然上升。《红楼梦》中,曹雪芹将人物、服装、道具都写得很清楚,唯有音符,一个都没有。

反复考虑,他决定写成一种“十三不靠”的曲风:不靠戏曲、不靠民歌、不靠说唱、不靠流行歌,也不靠艺术歌曲,创造一种只属于《红楼梦》的音乐“方言”。

其中,王立平给《葬花吟》谱曲耗时最长。起初,他一直写不出来。几乎每天都在想,“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写?”过去,人们对葬花吟的理解,都是凄惨悲啼。但王立平一遍一遍读,总觉得这种理解不太对。

直到有一天,王立平突然想到,“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是在昂首问天,内核是向命运的抗争与呼喊,有屈原《天问》的味道。他将几位红学家请到家里请教,红学家很认同他的观点,一个理由是:曹雪芹受屈原影响很深。

那时,演唱影视剧的歌手,大多是名家、专业音乐人。但王立平却觉得,由于《红楼梦》音乐风格独特,那些成熟的歌唱家,因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反而难以去唱好《红楼梦》中的歌曲。

他打算找一个普通人来演唱。一次,他在家乡长春参加联欢晚会,听到台上的女歌手唱歌,觉得“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声音”。那位女歌手是陈力,彼时,她只是长春一汽制造厂的一名化验员。不久,陈力从一汽进入《红楼梦》剧组,一待就是三年,演唱了剧中所有的歌曲。

“给老百姓留下点他们听得懂、能理解的曲子”

如今,王立平已经78岁,早已满头白发。他的一生几乎从未和音乐分离,他的父亲是吉林长春的一名音乐教师,酷爱民族音乐。王立平小时候常听父亲吹笛子。“从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话也听不懂,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就有这种熏陶。”他回忆说。

12岁那年,他决定以音乐为主业。那是1954年夏天,团中央决定从全国选拔十几名少先队员,去苏联、匈牙利等国家,参加国际夏令营。王立平是被选上的少先队员之一。

回国后,他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面试时,监考老师问他,“你想做什么?”他说想作曲。“我从心底里觉得演奏者也很可怜,李斯特写个曲子他们就得一遍一遍照着练,我为什么不能写个曲子让别人去练呢?”多年之后,王立平这样回忆当初的选择。

在音乐学院,王立平一度很困惑。那时,校园的风气是追寻新潮,将德彪西、拉威尔等印象派作曲家视为偶像,而不太注重传统性。每年培养了很多学生,他们创作的歌曲大多曲高和寡。

一次他的父亲给他讲了这样一段经历:在一列火车上,他的父亲碰到了作曲家李劫夫。李劫夫说,他自己写完新歌教工友们唱时,工友们有些地方唱错了,他不会要求他们改,而是自己悄悄把曲调改成工人们能唱对的。

这对王立平启发很大,“一个好的作曲家不能老自恃清高,关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而要给老百姓留下点他们听得懂、能理解的曲子。”

他对生活的态度开始转变。而他真正体验到生活的艰辛、苦辣,则是在“文革”。“我的父亲被逼死了,我的母亲被送回农村老家,我也被送进了农场。”曾经,他觉得《红楼梦》啰嗦、琐碎。“文革”后,他重读《红楼梦》,想起自己所经历了悲欢离合,第一次萌生了给该剧作曲的想法。

影视音乐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王立平调入中国电影乐团,工作主要是给电影作曲。

1979年9月下旬的一天,王立平接到电话,得知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在国庆黄金时段播出,但是原有的歌曲没过审,要他在一天之内,赶出几首词曲。王立平提了一个要求,写可以,但最好不要署名,“这么匆忙赶出来的歌曲,别人看了,没人找我写歌了。”

王立平将自己关在家,星期一交了稿。对方说,“你这还少交一首呢?”王立平才想起,自己少写了一首。于是,他又临时赶出一首,便是《太阳岛上》。

这首王立平不想署名的曲子,却影响力巨大。其实,王立平也从未去过太阳岛。日后他回忆说,当时是想用这个曲子,表达一种“怀着希望面对明天的心态”。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彼时,“文革”刚结束三年,人们需要用带有希望的曲调,告别尚未远去的苦痛。

时代在变化。在“文革”期间,在内地公映的香港电影,几乎都是左派出品的电影。“文革”后,香港电影公司想改变这种状况,开始想在内地拍摄新的题材,拍摄《少林寺》的选题,就是在这段时间确定的。

由于少林寺在河南,香港电影公司想找一位既会写电影音乐,又懂河南音乐的作曲家。此前,王立平曾为《红旗渠》写过音乐。一些河南音乐界的人,便将他推荐给了香港电影公司。

他花了一两天的工夫,写了两首歌词。一个《牧羊曲》,还有《少林少林》。他很快又用河南地方戏的一些素材谱了曲,拿给导演听,导演很满意。

但他却提出要重新写一版。多年之后,他回忆说,当时他问过导演,导演说该片不一定在河南上映,甚至不一定能在内地上映。于是,他担心用豫剧曲风写作的歌,会限制作品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他打算写一首,即便在世界公映,也能被广泛关注的歌曲。

于是,他将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结合在一起,重新写作了《少林少林》和《牧羊曲》,最终成为电影《少林寺》中的插曲。

也正是在为《少林寺》创作插曲时,他使用了日后称为“用西洋乐器的托盘托起民族音乐的精华”的方式,这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红楼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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