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狼君，一个陪您读历史的工科小伙儿
1938年1月，贺子珍经过近半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苏联莫斯科。贺子珍来苏联最重要的目的，便是治疗自己在长征途中所受的伤，取出体内的弹片。所以在到达莫斯科后，贺子珍被安排进了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病。
经过医院的系统检查后，诊断贺子珍除了身体里的弹片外，没有其他的疾病，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弹片已经被周围的组织包住，长在了一起，做手术取出的风险非常大。这样一来苏联治病的希望破灭了，这些弹片，贺子珍只得一辈子默默忍受它们给她带来的痛苦。
但贺子珍没有气馁，她抱着既然不能治病，那就趁着机会好好学习的态度，化名贺文英，开始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憧憬着学成归国后，能够更好的参加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安顿好自己后，就急急忙忙地前往莫斯科国际儿童学院寻找岸英、岸青兄弟。贺子珍对这两个从小失去母亲又远离父亲的孩子，不自觉的生出了无限的母爱，不仅用自己的津贴和两兄弟买了很多的营养品，还会像亲生母亲嘘寒问暖，从各个方面关心两兄弟的生活和学习等。
两个从小失去母爱，对又父亲几乎没有记忆的孩子，对这个贺妈妈的到来感到非常的高兴。而后来贺子珍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离两兄弟的国际儿童院非常近，母子三人几乎可以天天相处。
岸英和岸青兄弟比贺子珍早到苏联一年，所以两兄弟每天下课后就会去东方大学找他们的贺妈妈，教贺子珍学习俄语，然后一起吃饭。贺子珍也会用自己的津贴早早地买好一些好吃的，等着兄弟两个来拿给他们吃。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的四个月后，她的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儿，她打算让毛主席给孩子起名字，所以没有给孩子取中文名，就取了一个俄文名廖瓦，这个小男孩儿也成了贺子珍新的希望。
孩子出生后，东方大学为贺子珍聘请了一位老婆婆帮贺子珍照顾孩子。但是每天照顾孩子而不能学习的生活让贺子珍感到十分不开心，因为这违背了她想要努力学习，学有所成之后回国做贡献的愿望。
后来她得到消息，说是东方大学八部有专门为学生设立的托儿所，有孩子的学生都可以把孩子送到那里，在确定消息的准确性后，与贺子珍有着同样困扰的几个人一起，搬到了八部，将孩子放到了托儿所，然后继续学习生活。
这段生活对于贺子珍来说无疑是十分美好的，有三个儿子陪伴在自己的身边。每到周末，贺子珍就会从托儿所把廖瓦接回来，与岸英、岸青一起过周末，她会给岸英兄弟讲她与他们父亲在井冈山、在长征路上艰苦奋斗的故事，两兄弟也会帮忙照顾小弟弟，母子四人其乐融融。
快乐的日子还没过多久，苏联的严冬来了。虽然东方大学八部的托儿所设备一流，但是无奈孩子多，保育员少，再加之当时普遍的对传染病的控制无力，一场流感在托儿所的孩子中蔓延开来了。
当时托儿所的很多孩子都患上了感冒，贺子珍因为当时学业紧张，没有把小廖瓦接回身边照料，而是继续放在托儿所交由托儿所的医生照顾，不幸就这样降临了。
1939年1月，正值苏联的严冬，环境过于恶劣加之托儿所孩子多，小廖瓦的感冒非但没好反而恶化成肺炎。在当时那个年代，青霉素还在研究阶段，成年人得了肺炎都不一定挺得过来，何况是一个仅有八个月大的婴儿。
小廖瓦就这样不幸地病死了，贺子珍也因此失去了她唯一的一个儿子。贺子珍悲痛欲绝，抱着小廖瓦的尸体迟迟不愿放手。与贺子珍同来的贺诚、钟赤兵等一直在贺子珍身边安慰她，但贺子珍就是紧紧抱着孩子不撒手。
众人最终只得强行把孩子抱走，准备把孩子埋葬在校园里。正当大家准备挖墓穴时，贺子珍走了过来，从地上拿起十字镐，在硬如钢铁的土地上为她的儿子挖起了墓穴。最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世上留下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土丘。
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在贺子珍的头上，不明白为何越是坚强的人，为何就会遇到越多的不幸。小廖瓦死后，贺子珍常常会一个人坐在校园的石凳上，望着土堆发呆。
岸英、岸青两个懂事的孩子，他们也懂得贺妈妈的伤心，他们克制住自己悲伤的心情，一起安慰着贺妈妈。有时他们会去校园中找贺妈妈，兄弟俩紧紧地抱住贺妈妈，给贺子珍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一点亲情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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