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初开始都有着几乎一样的遭遇。
英国在1840年用鸦片战争让中国签署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十多年后的１８５３年，日本人就在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率领的美国海军胁迫之下，在１８５４年签署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黑船事件）
（黑船事件）
中日两国这对曾经的东北亚主角，在英美两国轮番敲门之下，开放了国门。
几乎同样的遭遇，让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开始了求强求富的变革！
在中国，这场变革叫做洋务运动，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日本，这场变革叫做明治维新，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国别不同，名目不同，口号不同，结果也不同。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在短短时间内，就从东瀛小国一跃而成了列强，而悲催的清政府，遭遇则截然不同，洋务运动的失败，还有后续爆发的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让进一步沉沦成了主题。反思历史，口号上的区别，或许是结局不同的关键点之一。
于是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又出现了戊戌变法，而这个变法则以惨败告终。为何啊！
有句话说得好：政治是经济的延续。
由此可见，金融因素也是两国不同境况出现的重要因素。
（明治维新）
一：中日两国变法时候推动力有何不同？以往国人反思历史，特别是维新运动失败根源的时候，都会从制度、人才、政治层面去分析失败的根源。
这当然是正确的，所谓船小好调头，相对于庞大的清王朝而言，日本无疑是一个小船，掉头阻力更小。
而这一切，在两国变法图强中，有深刻体现。
作为一个小国的日本，在全面变法中内外的阻力天然就会小很多。
内因上：日本是一个小国不说，还是一个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家凝聚力强），经济层面看国家财富积累并不多（既得利益阶层少），政治层面看，天皇的天赋皇权在明治维新之后得到了加强，进而有了绝对的信仰权威（集权力度跟强）。
外因上：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国，他的崛起对于世界格局的改变就不会太大，这意味着日本即便成了列强，也会因为国家小而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所以说日本强大了最多是列强，衰弱了就是一个边缘性的岛国，不足为虑。
基于不足为虑考虑，当时的世界列强对于日本的崛起，甚至成为列强，宽容度都很高。
（大国崛起各有不同）
看完日本之后，再反观中国则大为不同。
内因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人虽然占据人口大多数但社会地位在清朝治下并不高，那个时候的统治阶层是占据人口总数１％的满族人（国家凝聚力弱），千年以来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现实，让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是妥妥的世界第一，这就让既得利益集团坐大的同时，也让维新变法的阻力加大了，皇权虽然在不断宣扬之下被神话，可是各地的造反运动依旧此起彼伏。（集权看似强悍其实根基不稳。）
外因上：清政府统御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和小国的最大区别就是，大国真正崛起了就会改变世界格局，而衰弱了则会沦为列强瓜分的蛋糕。正因为如此，才有当时西方几乎所有列强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这担忧基于中国世界第一的人口，庞大的领土面积，还有那厚重历史积累下的首屈一指的财富存量，这也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依旧让西方列强担忧的根源。
从１８４０年之后，虽然在侵略中国的战斗中顺风顺水，可西方世界依旧难掩“睡狮醒来”的忧虑。
（有的国家必将复兴）
究其原因，一句话就能说明！
一个衰弱的大国，如果一早觉醒，进而强大了，就问你害怕不害怕？
内外因上的不同推动力，让当时占据时代主流的西方，对于中日两国的发展，是持有不同态度的。
不具备成为大国的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眼中完美的制衡利用因素，制衡谁？
第一：可以制衡和西方主流世界不对盘的沙皇俄国，用日本遏制沙皇俄国在中国的扩张一直是英国的如意算盘。
第二：可以制衡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列强而言，一个强大的中国，是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庞然大物，他的存在不符合西方利益。
第三：通过制衡中国的崛起，假手日本遏制中国发展的同时还能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利益，西方世界也愿意啊。
（明治维新离不开外国影响）
二：中日两国变法维新时的不同国际环境。任何历史事件的成败，都需要置身于历史环境中去考量，这点上看，日本的机遇也很好。
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１８６８年，那个时候的世界格局是这样的。
当时的中国，太平洋过运动消解没几年，正处于经济恢复和发展期，也在积极地进行洋务运动，算所谓的同光中兴时代，虽然看似国际地位不堪，可依旧存有复兴国家的希望。
当时的英国，在通过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正在致力于实现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得的通商利益，期望着大笔赚钱的时代早日来临。
当时的法国，正和普鲁士争锋相对，稍后两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就此打掉了法国的大国底气。
当时的美国，刚刚结束了南北战争，致力于恢复经济，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
至于东北亚最大的威胁沙皇俄国，也是问题多多！
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大败而归，1861年又在和日本争夺对马岛的争端中，因为英国的干涉而失败。
随后沙俄就将侵略的目光只要投向了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图谋。
（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变故不断）
由此可见，这日本明治维新的时段前后，西方列强家家有别的事情要忙，唯一受到的沙皇俄国威胁，又在英国打压下被遏制了。
这国际环境给了日本数十年和平时光，让他专注于维新变法，再加上英国基于遏制俄国需要，给予的大量帮助，给了日本维新变法很多助力。
看完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国际环境，在看大清朝开始变法时候的国际环境，只能说时机不对啊！
中国维新变法的时候，西方列强已然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清朝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落后国家无疑是列强眼中最大的肥肉。
他们在中国的争夺非常激烈，瓜分领地，武力干涉的声音不绝于耳。
那个时候的清政府也不算争气，经过洋务运动的清政府，虽然有点点回光返照意思在内。
可打赢了中法战争依旧赔款，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外强中干，光绪皇帝为了亲政而和慈禧太后弄的一系列明争暗斗，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个依旧落后，不思进取致力于权利争夺的国度，就是西方列强眼中的清政府。
于是，西方列强还有列强背后的金融资本，做了一个左右东亚格局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进一步扶持日本，让他们作试金石和急先锋。
（被扶持的日本乘势而起）
三：金融资本押宝日本。日本明治维新能成功，钱的作用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东瀛岛国，日本无论财富积累也好，财富生产也好跟当时的中国比无疑是不值一提，说一穷二白也不为过。
那么他们明治维新的钱从何来？答案是借贷，这借贷的主力就是西方金融资本！
是什么让西方资本愿意借贷给一穷二白的日本？这样一个即没有资源，又没有工业的国度？
答案就是，将日本当枪使，在中国赚大钱。
当时的日本，就是西方列强还有金融资本手中的枪，帮助日本强大起来，进而通过日本图谋中国。
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间接在中国牟利，不用亲自下场就能安全地获得巨大收益，无疑是高明的决策。
正是看准了西方列强对于自己的诉求，日本才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获得发展契机之后的日本，也投西方所好，跟英国打得火热，尽显侍奉之能事，不仅派遣了大量人员去往日本留学，还号召国民学习英国人的服侍文化，俨然东方小英国。
这马屁拍的山响，让英国人难免起了对比之心。
一直以来有天朝上国心态的中国，即便学习西方也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心态去学习，1870年天津教案的爆发将这种内心的厌恶体现的淋漓尽致。
（天津教案）
日本的跪舔心态对比清朝的态度，无疑影响了英国人的对外决策。
试问，一个敌视你的，有潜力崛起左右世界格局的大国，和一个没有财富基础，即便崛起也无足轻重，但致力于侍奉你的小国。
你会选择扶持哪一个？
于是，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扶持日本，遏制中国的发展，借助日本的手，完成扩大经济利益的野心就成了必然。
基于这样的战略诉求，才有了日本明治维新时候源源不断的西方借款出现。
比如明治维新之初，英国人就借贷了100万英镑，帮助日本修筑了东京到横滨的铁路。
后续日本扩军备战，准备甲午战争的时候，西方金融资本更是大手笔借了日本5000万两白银的借款。
这笔借款，才是日本海军飞速发展的原动力。
那么投资是需要回报的，投资一个小而强悍的日本，让日本武装起来，目标是谁？
答案不言自明，当然是通过战争对清政府的战争获得收益。
（日本的军事崛起离不开西方资本）
四：金融左右甲午战争的胜败。日本扩军备战的背后，无处不在的是西方资本的影响。
数千万两白银的借贷和投资，只有战争胜利才能稳妥地收回，由此可见，这甲午战争明面上看是日本和清政府的战斗。
实质上则是清政府（淮军）VS日本（西方资本）。
日本的战败意味着所有的投资血本无归，这绝对不能容忍，胜利，只有胜利才能让他们收回投资，进而赚取更多利润。
那么这其中还有深意吗？答案是，当然有！
今日世界，什么是最赚钱的生意？不是实业，不是工业也不是农业，而是金融业。
金融业，及其延伸出的各种金融产品，才是最赚钱的生意。
日本的整个经济崛起，甚至战争准备都和西方金融资本借贷有关！
可是大清朝，却不愿意让西方列强赚这笔钱。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面对各种条约赔款，几乎都是不接待的，为数不多的借贷也仅仅只有45笔约4626完两白银，看似很多其实相较于清政府的体量而言其实很少很少！
而且这一切，在生死战争之后，在胡雪岩被清算之后，就几乎彻底断绝了。
（胡雪岩被清算）
这意味着一个世界上财富最多的国家，并没有进入世界金融市场，也意味着清政府是一个基本不依靠外债不依靠国际金融资本的政权。
于是，甲午战争另一个胜败关键点出现了，金融资本的支持。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致力于借贷，光在日本募集的公债就达11680万日元，各国认购的日本公债也高达近千万两白银。
日本在整个战争进程中的借贷和发行公债行为，除了是赌博之外，更多的是进一步绑定日本国运和西方金融资本的关系。这才是日本战争时候的最大底气。
借给日本的巨款，明确表达了西方金融资本的态度，他们都在期望日本获胜，只有胜利了这些公债才有兑现的可能。
这可能就是源自清政府的大额赔款，这也是后续甲午战争赔款高达2.3亿两白银的根源，日本要还债啊。
除了赚取战争的分红之外，国际金融资本最大的图谋其实是进一步牟利。
这牟利的方式就是，让清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之后，对西方金融资本举债，只有清政府举债了，才有进一步剥夺控制清政府经济的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财富基数非常非常高，但底下的税务效率让这一切表现的不很明显。
甲午战争之前的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岁入8698.48万两有余,岁出7935.5241万两,财政略有盈余，财政收入却仅仅和小小的日本高不了多少。
（大清朝税率很低）
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施行的是十一税制，税率明面上是10%，在土地状态失真和腐败影响下，税务效率低下，实际税负额仅仅只有5%。
这无疑是当时极低的税率,而当时的日本税率，在明治维新后基于“四公六民”政策，将曾经大名征收的四成收入，直接划归为政府收入，实际税率高达40%，这五倍的税率差，就是日本弹丸小国财政收入和清政府相当的根源。
这庞大体量，还有极低的税率下就有8000多万两白银的收入！
这意味着什么？牟取利益的潜力无限啊！
于是，一场罪恶的战争，在利益驱使下开始了。
相较于千年领先积累的财富而言，日本甲午战争后寻求的两亿多白银赔款，也不过税率提高到15%后一年的岁入而已。
（甲午战争惨败）
五：战后的借贷风潮打开了清政府金融大门为了让清政府陷入对于西方列强金融依赖的境地。
一场甲午战争爆发了，获得大量西方贷款的日本人最后成了胜利者。
随后，《马关条约》签署了，2.3亿两白银成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战争红利。西方金融资本赌赢了战争，日本赌赢了国运，清政府赌输了金融自主权。
2.3万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让清政府财政困难重重，只能选择借钱。
向谁借钱？当然是西方列强啊！
于是一幕奇景出现了，清政府要借钱的消息传出之后，英国、法国、德国的银行家纷纷涌入急切的要借钱给清政府，就连财政状况不咋地的俄国人（拿着法国人的钱借给清政府），都出现在了总理衙门大门口叫嚣一定要找我借钱。
（金融才是最赚钱的业务）
他们如此火急火燎的借钱，真是好心吗？当然不是！
因为事关利益重大，而且能持续盈利啊！
首先：这借钱可以赚取利息收入啊，这是最明显的利益。
那个时候的西方列强，他们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即需要市场倾销，也需要资本输出地。
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是为了市场倾销和商品输出，借贷则是为了资本输出，大笔借贷，然后产生的利息收入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其次：可以谋取特权。
所有的借贷都是需要抵押物的，清政府为了借贷就要想方设法拿值钱的做抵押。
什么海关税啊，铁路路权啊，地方厘金收入啊，等等等等都是抵押物。
原本清政府财政部困难，借钱也不多的时候，这条件没法谈，现在因为甲午战争赔款，需要海量的钱，这条件当然就好谈了啊。
最后：西方列强希望清政府继续维持。
自从1840年英国人敲门开始，直到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的形象都是一个即稳定，又软弱可欺的对象。
一场财政危机，让清政府不得不借钱，但他们也害怕因此而让清政府走向灭亡，后续出现的地方政权不听话啊。
打开了金融缺口，让清政府大量借钱，自己又能赚钱又可以帮助清政府续命，让他继续乖乖听话，何乐而不为？
（时局图背后的故事）
尾声：甲午战争的惨败，国人深以为恨，这场惨败除了军事失败之外，更关键的是，因此金融市场门户洞开。
原本尚可维持的清政府，陷入了恶性循环的财政危机中不可自拔，进而将一切能抵押的都拿去作抵押，失去了大量的权益。
大量权益的失去，让西方列强的瓜分野心越演越烈，时局图背后的亡国危险就此出现。
幸而，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地上，有着无数的英雄豪杰。
他们前仆后继，不断抗争，才有今日崛起的巨龙。
可今日世界依旧不太平，金融暗战依旧阴魂不散，国人当以史为鉴，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