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明星
军事战略，简称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方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军事战略方针，是一定时期内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纲领和原则，是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与集中体现。（《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5月）不言而喻，军事战略方针攸关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攸关国家民族前途与命运。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国进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为服从服务于改革开放国家战略，中国逐步把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俗称“八字战略方针”）相继调整为“积极防御”“新时期积极防御”“新形势下积极防御”，最后言简意赅地确定为“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思想领域的思想解放和与时俱进。
一、“战略方针中是否仍保留‘诱敌深入’的提法，确实值得研究”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人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持战略全局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统一，坚持防御反击、后发制人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5月）在这一科学战略思想指引下，人民军队迭克强敌，中国革命履险如夷，最终胜利在望。1949年5月23日，面临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内战的危险，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刘伯承、粟裕等，重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8页）10月1日，新中国雄起于东方，人民军队积极防御战略思想遂内化为国家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次年10月，中国军队出境抗美援朝，即是这一战略方针的生动实践。1956年3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20世纪60年代，中美两国持续交恶，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国面临外部入侵的现实威胁，如何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呢？1966年2月，毛泽东和叶剑英、杨成武畅谈战略问题，面对美国军事威胁，重提人民军队常用打法“诱敌深入”：“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它办法。”(《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34页)1969年3月，中苏两军爆发冲突，中苏大战一触即发。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明确指出：一旦中苏两军大打，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主要打法还是“诱敌深入”：“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它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它陷在人民包围中间。”（《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59页）
◆毛泽东与叶剑英。
20世纪60、70年代，根据毛泽东上述论述，军事战略指导文件上“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常常相提并论，以至人们逐渐形成共识：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就要实施“诱敌深入”这一传统打法！1977年12月，中央军委还明确把中国军事战略方针表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事实上，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只是常用打法之一而已！
“诱敌深入”，毛泽东又称之为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3页）因此，实施“诱敌深入”，是面对强敌的巨大威胁，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放眼全球范围，能够对中国造成全面威胁的两大强国美国、苏联都暂时无意、无力进攻中国。
1978年12月16日，为共同应对苏联挑战，中美两国同时公布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时，美国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并废止1954年12月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岛内撤走美国军事人员。1979年春，邓小平成功访美，中美关系实现飞跃，中美合作抗苏战略默契加深，中、美、苏形成“战略大三角”，中美接近已经对苏联构成战略优势，加大了苏联对中国大打出手的战略成本。
1979年l2月，苏联出兵侵占阿富汗，一方面进一步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另一方面也直逼印度洋，引起美国强势反弹。美国积极军援阿富汗民族抵抗运动，苏联很快陷于阿富汗这个泥淖不能自拔，遑论入侵中国。
在美国无意、苏联无力入侵中国的情况下，“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诱敌深入”显然就不合时宜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不以任何国家为假想敌，此时若在军事战略方针中继续表述“诱敌深入”，会为某些国家宣传中国“好战”提供素材！
◆1982年，张震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作报告。
最主要的，诚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所言：“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又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进行了30年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家业。如果外敌大规模入侵，一开始就把侵略军放进来，可能会使后方来不及作好充分准备，容易引起混乱，在政治上对我不利。而且，敌人向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将会采取突然袭击、长驱直入的手段。如果外敌从东南沿海登陆，我们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那么沿海几个重要的大城市，很快就会陷入敌手。这样，我国的经济命脉、重要基础必然要受到很大损失，不利于我军积蓄反攻力量。至于东北、华北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因而在战争初期，为了争取时间，稳定战局，制止侵略军的长驱直入，从战略上讲，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区坚决抗击入侵者。更何况，我军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担负以坚守防御阵地为主要作战样式的作战任务。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战略方针中是否仍保留‘诱敌深入’的提法，确实值得研究。”（《张震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97～198页）
二、“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1980年9月，宋时轮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建议把我国实行多年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四字战略方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相继在《建议》上作出肯定的批示。与此同时，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震将军也认为：“我倾向在战略方针中不再采用‘诱敌深入’的表述，这既没有改变我军的战略方针，而且比原先更主动、更灵活。”（《张震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98页）
修改对战略方针的表述，是一件大事，总参谋部一直持慎重态度，反复进行了研究。后来，又征求了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成员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大家都倾向于对战略方针作局部修改。在此基础上，总参谋长杨得志、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副总参谋长张震三人商量，决定分别向几位老帅汇报，听取指示，再作定夺。
◆1980年，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期间会见来访的英国皇家海军参谋长列奇上将。
1980年9月初，杨得志首先向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意见，并且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总的还是打人民战争。战略方针及其具体化问题，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明确统一的说法，报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9月14日，按照杨得志指示，张震向叶剑英元帅作了汇报。叶帅表示：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同志们讨论的情况，同意用“积极防御”的提法，但这仅是他个人意见，还有待军委讨论、批准。9月20日，杨得志、杨勇、张震一起向徐向前元帅汇报。徐帅也同意对战略方针的表述作适当调整，他还侃侃而谈：要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不管武器怎么发展，不管什么情况，战争的性质还是人民战争，还是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三位一体。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是进攻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但对此理解上也有不同，所以要具体化。徐帅还联系历史，具体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守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朝鲜战争时我们守三八线，还不是都守住了嘛。因此，在北京军区方向，我们要构筑工事，坚决顶住入侵之敌的进攻，不能搞“诱敌深入”。在北京和各个重要方向，要构筑纵深梯次配备的坚固工事，迟滞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他们每进攻一个地方，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我们则可以争取时间。敌人就怕这个，因为他们拼人力是拼不过我们的。关于联合作战问题，平时就要编好，打起仗来，临时编不行。应该搞想定，搞实兵演习，打好基础。（《张震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99页）
◆1979年8月，邓小平在海军北海舰队视察时和舰艇指挥员在一起。
1980年9月30日，杨得志等又将这一情况当面向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作了报告和请示，并得到了他的肯定。10月15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会期是1980年9月17日至10月17日；出于保密需要，代号为“801会议”，意即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话，掷地有声地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77页）这是邓小平对“四字战略方针”的最直接表态认同。
◆1983年，杨得志与张震视察海军某部。
虽然三位老帅和邓小平都认同“四字战略方针”了，中国却一直没有公开否定“八字战略方针”提法，密切关注世界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环境，以决定最终取舍。
1985年5～6月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重要判断，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长期以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这时，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开始从应付外敌全面入侵，转向应付局部战争和周边冲突，“积极防御”的基调不变，“诱敌深入”已大可不必。
三、“我们认为，还是要继续坚持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1988年12月，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时，一方面改革开放巨大成果不能轻言放弃，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实力今非昔比，摒弃“诱敌深入”已经没有争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正式把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重新明确为“积极防御”四个字，彻底告别了“诱敌深入”。此时，中国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全面转向应付局部战争和周边冲突。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与1977年确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相比，这个方针去掉了‘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它体现了对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高度重视。我们过去总是讲，不怕打烂坛坛罐罐，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这在当时国力较弱、敌人实力强大的条件下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在现代条件下，战争的破坏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哪怕是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多年来辛辛苦苦建设的成果很可能毁于一旦。这样的损失是中国人民不应该再承受的代价。因此，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尽可能不让战火烧入国门之内，尽可能减少战争对经济发展的破坏，理所当然成为一个战略性要求。”（《从国家安全利益的发展看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抉择与启示》，王均伟 文，《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
彻底抛弃“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诱敌深入”，用言简意赅的“积极防御”作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引起外电强烈反响：“‘积极防御’任何外国军队并拒绝外国军队任何形式的‘深入’，表明中国军队已经自视为一支不可侮的力量！应该承认，‘积极防御’四个字彰显中国自信！”
◆海湾战争以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1991年1～2月，亚洲大陆西部爆发了海湾战争，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同年6月，江泽民亲自参加了三次关于海湾战争的座谈会，并作过内涵深刻的讲话：“海湾战争是一场比较典型的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以后，怎样看待军事技术的作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后，像海湾战争这种类型的冲突会不断发生，这是由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决定的。”“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对这个方针怎么理解？积极防御是攻守结合，不是单纯地守。这是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在武器装备方面，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要想一些办法，提高我军的装备水平。”“我们强调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但不能不对武器装备有所研究。”（《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44、147～150页）在讲话中，他特别交待：军委还要从军事科学的角度，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打，在武器装备上也要有“杀手锏”。（《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42页）江泽民关于“积极防御是攻守结合，不是单纯地守”、在武器装备上要有“杀手锏”等思想，表明中国开始彻底抛弃战略上搞“诱敌深入”。由此，中国军方开始酝酿调整深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1993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泽民向全军提出了“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方针呢？我们认为，还是要继续坚持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282页）他还明确指出，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由此，中国军队吹响了“科技强军”的号角。
2004年6月，根据中国军队“科技强军”巨大进展，中央军委充实完善“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四、“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战略指导”
2015年5月，在中央军委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共十八大以后军队建设日新月异的中国推出了《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郑重公告世界：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调整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形势，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创新基本作战思想。……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根据中国地缘战略环境、面临安全威胁和军队战略任务，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布势；应对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威胁，维护共同安全；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如今，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根据这份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表述为“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应对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威胁”“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等等表述，都无声地告白：带有大陆军烙印的“诱敌深入”一去不复返了！
根据这份国防白皮书，中国军队要立足打赢的不是全面战争而是局部战争，不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是货真价实的信息化局部战争。这是基于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准确判断，站在世界军事革命的制高点上，抓住未来军事斗争发展的根本方向提出来的。这个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确立，标志着“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跨越到“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概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飞跃，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各项事业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之后，“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相应表述为“新时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在“新时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日新月异。为了更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需要进一步调整。2019年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正告世界：
“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战略指导。”“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统一。”
令外界关注的是，白皮书中用“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最新表述当今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而没有用“新时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来表述！不言而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内涵不变，仍然“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且言简意赅，意味深长：面对大小霸权主义的横行霸道，中国志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对各种反动势力始终“防御”（即使是“积极”地“防御”），有时会“积极”出手，捍卫国家利益！
◆守卫在南沙群岛永暑礁上的海军官兵在防波堤上巡逻。
诚如白皮书指出的，在“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有效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组织东海、南海、黄海等重要海区和岛礁警戒防卫，掌握周边海上态势，组织海上联合维权执法，妥善处置海空情况，坚决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和侵权挑衅行为。2012年以来，组织舰艇警戒巡逻4600余次和维权执法7.2万余次，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良好秩序。
组织空防和对空侦察预警，监视国家领空及周边地区空中动态，组织空中警巡、战斗起飞，有效处置各种空中安全威胁和突发情况，维护空中秩序，维护空防安全。
着眼捍卫国家统一，加强以海上方向为重点的军事斗争准备，组织舰机“绕岛巡航”，对“”分裂势力发出严正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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