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折叠（深圳折叠）

本文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作者：林林，欢迎您关注他们，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柜台折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柜台折叠

本文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作者：林林，欢迎您关注他们！

“唉，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

“来了深圳，不在这里拍几张照片，那算是白来了。”

深圳市主干道深南路与红岭路交叉路口，矗立着一幅巨型邓小平画像：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邓小平微微侧身，目光和蔼，身旁簇拥着青草绿树和杜鹃花，身后的现代化建筑直插云霄，左上方写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14个红色大字。到画像前留影已成游客必选项目，一位大叔埋怨着孩子们对身边的景色无动于衷，另一个大妈正在热切地张罗着亲友合影留念。

“不要挤，不要靠着围栏，照相的一个个来。”

“有人看到过这个小孩儿吗，五岁多，穿了一件黄色的上衣。”

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顶，有一尊六米高面向正南方的邓小平青铜雕像，塑像北侧石墙上镌刻着邓小平1984年视察深圳时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山顶广场面积不大，全是游客，保安站在雕像前的围栏边维持秩序，一个年轻女人举着手机里的照片正在焦急地寻找人潮中挤丢了的儿子。

我和父母过年去深圳的第一天就赶到这两个地方“朝圣”。20度的“高温”天气里，裹了一身冬装的我们热得满头大汗，尽管如此，二老还是兴致盎然。因为邓小平对于父辈那一代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情结，对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更是意义重大。

1979年的那个春天，当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时，可能谁也预料不到，这个贫穷的小渔村，会在短短40年内变成上千万人口经济高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GDP从1979年的1.97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2.4万亿元，跻身亚洲城市前五，仅次于东京、上海、北京、新加坡。

时代选择了深圳。英国《经济学人》曾评价：“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如今，深南大道的邓小平巨幅画像和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雕像依然目光如炬；深南大道两侧，电子大厦、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京基100、平安金融中心等一栋栋建筑不断刷新“深圳高度”；莲花山下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而一座城市崛起的背后，是一个正在被不断折叠的社会。

壹

“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

第二站，我们坐地铁去华强北，留意到报站语言有三种：普通话、粤语和英语，这在其他方言强势的城市并未见到。

或许是过年的缘故，传说中的繁荣景象一点儿也没有见到，诺大的商业区只有一楼临街的几家品牌店在营业。店员懒洋洋的，根本无心招揽顾客，一家店铺橱窗上撒着标有“利是”的糖果，橘子生绿霉了也无人处理。

转了几圈，冷冷清清。无意间看到广场上的指示牌显示“腾讯旧址”也在华强北，我才重新打起精神，想要去一探究竟。

约莫走了半个多小时，按照导航提示，正在改造施工中的赛格科技园应该就是腾讯旧址所在地了，但我并不确定具体的楼层。幸好门口有保安值班，他告诉我腾讯以前就在赛格科技园二栋东。

如今，这栋孕育了腾讯的大楼已经成为深圳云创智谷所在地，只有四楼入口处摆着的QQ聊天窗口易拉宝和403门楣上挂着的腾讯标牌，还保留着腾讯的印迹。

就在我离开赛格科技园的几天后，2月10日，马化腾发了一条朋友圈：“不知不觉，才想到二十年前的今晚到明日凌晨期间，只有几百K字节的第一个版本的QQ99a正整装待发。”当时，不知他是否想起了在赛格科技园的岁月。

1998年年底，马化腾和张志东等人在赛格科技园二栋东403创立了腾讯，3个月后，OICQ的第一个版本发布，之后改名为“QQ”。马化腾回忆产品上线后和张志东跑到网吧观察用户使用状况的心情：“那时，当’嘀嘀’声不知从哪个黑暗的角落传出的时候，我们的心尖都会跟着抖一下，那种体验从未有过，太美妙了。”

那一年，在深圳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汇处，华强电子世界拔地而起，成为深圳第一高楼。此后，以华强电子世界为中心辐射至周边区域，形成了电子中心和商圈，也开始有了“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的叫法。

更早之前，深圳是没有电子中心的。华强北甚至连个地名都没有，直到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后才取名为华强，寓意“中华强大”，附近的公路也开始以此为名。

那时，深圳虽然诞生了一批日后闻名的企业，但它们在初创阶段都选择了贸易加工：1984年，王石创办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贩卖投影机和录像机；1985年，侯为贵成立中兴半导体，做着从电风扇、电子琴、冷暖机到电话机的加工生意；1987年，任正非创办了华为，最初只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

消费电子产品的兴起真正将华强北推向了世界的舞台。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华强北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700多家商场在此汇集，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不仅与罗湖东门步行街并列为深圳人气最旺商业区，更一度被视为中国电子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在华强北的黄金年代，30万一平的一米柜台中走出了许多亿万富翁，也孕育了一批知名企业，如神州电脑、同洲电子等。腾讯是其中最成功的。

华强北是腾讯的福地，从QQ的推出到公司实现首次盈利，它见证了腾讯最初6年的飞速发展。2004年，腾讯上市，搬到了飞亚达大厦；2009年，位于深南大道10000号的腾讯大厦竣工，成为腾讯新的总部。二十年间，伴随着PC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腾讯成为国内首家市值过千亿的互联网公司，华强北亦问鼎“中国电子第一街”。

然而好景不长，2012年，经过山寨查货风暴和高压集中整治后，华强北出现“关、停、并、转”潮，最终导致3600余商户退出市场。2013年，因建设地铁，华强北宣布封路改造。在遭遇四年封街、电商冲击、产业升级后，华强北人流大幅减少，曾经被炒到30万的“一米柜台”竟然出现了空铺。

大梦醒来已经变天，而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工厂也经历了一场生死。2015年年关来临，东莞手机代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以“愿赌服输，我输了”开头，留给员工一封绝笔信。彼时，国内手机库存量过亿，市场不断下滑，大批代工厂倒闭。

2017年1月，华强北复街，盛景却不复往日。有人坚守有人离开，华强北也开始转型，卖起智能家居、无人机、矿机，有些数码城甚至转型为化妆品市场。腾讯则在深圳大学南面建起了新总部——滨海大厦，三条连接层连接着两座塔楼，寓意“互联”，也与马化腾提出的“腾讯未来要做连接器”的理念形成呼应。

贰

“去哪儿，坐不坐摩的？”

走出沙井地铁站，就看到十几辆摩托车停在路边拉客，也有蓝色出租车从我身边掠过，司机摇下车窗投来打量的目光。

地铁附近成群的烂尾楼和商贸区混杂着，廉价网吧、旅馆、杂货店等鳞次栉比......谁又能想到，这里曾经是名噪一时，与华西村、大邱村、南街村齐名的“南国第一村”呢？

1984年，地处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的万丰村成为中国第一个走股份制道路的村庄，此后便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据媒体报道：到2002年底，万丰村总资产达18.23亿元，人均资产86万元，加工出口额5.9亿美元，解决了近十万人口的就业问题，万丰村当年就提前达到“小康”社会各项指标。

然而，由于土地的急剧升值，越来越多的村庄被卷入利益争夺的漩涡，万丰也成了“贪官村”。2012年初，广东打黑，“龙哥”被抓，沙井街道书记“刘少雄”落网，万丰村党支部被集体停职。

如今，登上万丰标志性建筑万景楼，进入我视线的街景甚至比不上内地的小县城，农民自建小产权房随处可见，二栋楼之间相隔不足一米，当地人称之为”一线天“。

深圳城中村内仰望天空图片购自视觉中国@cfp

深南大道上的流光溢彩在这里全然不见踪迹，这里是另一个深圳。

万丰仅仅是深圳大大小小的城中村的缩影。那些潮水般涌来的外来工、移民者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线天”楼群中，他们是深圳崛起的奠基者和见证者，也是深圳崛起所付出的代价。

2009年，时代周刊罕见地将中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入围年度人物，排名第二。中国廉价劳工成了媒体口中的救世主，将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马化腾13岁那年举家搬到到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条标语激励下，几十年间，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深圳从一个人口刚过30万的“小渔村”，成长为了超过千万人口的国际化都市。

今天的蛇口时间广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依然可见，但更常见的标语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89年，非户籍的深圳人口数量首次超过深圳户籍人口数量，此后二者数量上的差距越拉越大。

然而，在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几千万名打工者想要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绝非易事。他们曾经满怀“淘金梦”来到深圳这个奋斗者的天堂，但是蔡屋围的摩天大厦承载不了他们的梦想，东门的繁华市井也给不了他们幸福的生活。他们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资源，只能去工厂流水线干活，流血流汗换来的仅仅是微薄的生活费。

“三和大神”就是失落的打工者群体的真实写照。他们聚集在深圳龙华三和人才市场周围，只做工资日结的工作，从来不管明天，为了100块可以将身份证卖掉。饿了4块钱一碗的“挂逼面”，渴了2块钱一瓶的清蓝大水，有钱在网吧刷夜，没钱就睡在街头。

富士康在龙观人才市场招工图片购自视觉中国@cfp

随波逐流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有人说，这种得过且过的生活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但谁又有资格可怜他们。活在深圳的人像是一颗颗日夜旋转的高速陀螺，根本无法放慢脚步。

2010年，深圳龙华富士康工厂，高速旋转的节奏被叫停了，原因是“十八连跳”。悲剧发生后，9位中国学者发表声明：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

那些一跃而下的年轻生命带来的改变是，工人底薪从900元涨到了2100元，每天最多加班两个小时。然而涨薪速度永远追赶不上物价增速，在如今的富士康，比起无休止的加班和不停歇的生产线，工人们最担心的不是订单压力，而是无班可加。

2018年新榜大会上，快手副总裁岳富涛分享了一组数据：在快手上有超过一万名富士康员工，富士康内部推荐招工有奖励，招一人奖1080元，有人赚了百万。

叁

深圳龙华，一条梅观高速公路隔开了富士康与华为两个世界。附近的岗头村住着这两家公司的打工者。

深圳龙华，富士康与华为相隔不远图片购自视觉中国@cfp

去年7月2日，约1500台车载着华为2700名员工正式去东莞上班。前一天40辆8吨货车60车次，贴有统一标识“华为搬迁专用车辆”从深圳总部驶向松山湖。一时间“华为跑了”、“深圳衰落”的争论甚嚣尘上。

事实上，过去40年间，深圳诞生在争论之中，亦在争论之中成长。

1979年，邓小平在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划了一个圈。这个圈的份量和意义不必多说，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争议。争论的结果是经济特区还是要搞，但要与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的内地隔绝开，于是在深圳特区边上树立了一道水泥墙，以此隔开经济特区和内地。

1984年，深圳特区初具规模，邓小平视察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据说，一河之隔的香港电视台立即转播这条消息。

此后，关于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逐渐淡化下来，深圳也打破了从前依靠外贸出口的产业格局，在继续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外，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康佳、赛格、华强、飞亚达和华为等企业诞生。

然而第二年，香港《广角镜》杂志便发表了香港大学博士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文章指出：第一，深圳特区没有做到中央规定的三个为主，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设备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东西；第二，特区的繁荣主要是靠赚内地的钱实现的。被称为打响了“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当年，中央决定对深圳进行全面整顿，深圳也开始大规模的调整，把从商贸为主的特区转向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再次发表讲话：“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1992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深圳开始了新的腾飞。1996年，地王大厦以“九天四层楼”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又以384米重塑了深圳高度。但随着香港回归，内陆全面开放，深圳优势不再，2002年的一篇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再一次把深圳拉入暴风骤雨中。

地王大厦与平安银行遥遥相对

该文从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以及沃尔玛的“迁都”传闻说起，谈到了深圳的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文化氛围等诸多问题。三年后，市长李鸿忠公开承认，深圳经济发展面临“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四个方面的“难以为继”——深圳经济体系由此拉开了新一轮产业转型。

深圳迎来了企业“外迁”的频发期。2013年，大疆科技在东莞买地；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时任深圳市长许勤在一次讲话中坦言，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如今，深圳被人诟病最多的依旧是医疗、高等教育的短板、土地的稀缺以及逆天的房价。未来将如何破题？

“文化沙漠”是人们对深圳的另一重刻板印象，而莲花山下的深圳似乎打消了我的疑虑。

市民广场上，人气很旺，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挂着，两三个街头歌手正在弹唱原创歌曲，各自身边都围着一圈儿人安静地听歌。深圳书城、深圳图书馆、音乐厅分布在广场两侧，一站地铁之外便是深圳博物馆。一座城市的文艺气息仿佛全都聚集在这片区域了。过年期间，这几个地方依然人群涌动。

*部分图片系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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