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河流并不安宁,但总的说来, 自然条件算是不错,老天爷对这里还算是格外恩惠,这里属于河谷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气温适宜。从上流支流孙水河裹挟的大量黑土使两岸河坝土壤肥沃,安宁河谷上起冕宁、喜德下至会理、会东、米易,是古代彝族的重要发祥地。
有史料载,彝族当属古氐羌之一支,很早就居住在滇池附近和安宁河流域(或说由西北迁居于西南) ,初称越巂羌, 邛都夷,东汉后又专称叟,如所谓苏祈叟等。他们是当地最早的居民和开发者。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一开始就记有西南夷“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时尚未纳入中央统治。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唐蒙通夜郎,又发巴蜀卒数万治通西南夷道。武帝派司马相如谕巴蜀父老,相如建言“西南邛、笮可置郡” ,武帝拜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笮,为置十余县。不久张骞使大夏归,称见有蜀布与邛竹杖,于是武帝派人探蜀、邛、滇至印度的交通线。元鼎六年(前111年)汉驰义侯诛邛君、杀笮侯,以邛都地置越巂郡。汉彝交流日益密切,迁居安宁河一带的居民亦越来越多,但这里的许多地名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冠有彝族姓氏或形象化的地方特色的彝族古名称,诸如:古邛都之西昌、彝称“勒格俄卓” ,据说古人首领孟获葬名“勒格阿施” ,西昌城便由此而来,是彝族历代公认的不叫孟获城的真正的孟获城。而安宁河彝称为“阿合咯依”,安宁河谷称“阿合觉戈” ,阿合是居住于此的一大家支的姓氏,当年承担着孟获的兵员和军粮的重负,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结构的演变, “阿合”大支解体,部分南迁,部分则以小支姓氏形式持续下去。久而久之,阿合在人们印象中消失殆尽,其他如:松林场彝名“阿呷地" ,月华街叫“溪洛” 、礼州街叫“洛莫” ,小庙叫“斯敏”.……许多村落还冠以姓,如“约莫阿呷” (杨氏) “倮果阿明” (赵氏) "曲莫呷” (王氏) “巴胡呷” (胡氏)等。同时还略有一点方言差别,泸沽以上称堡子为“阿呷” ,以下则称“呷” ,这已成为通例。
汉晋隋唐,凉山地区名称及隶属关系不断变化,由越巂郡改为巂州,表面上由中央王朝置府设官,而实际多由当地部族割据统治。如勿邓、两林等部落大鬼主,中唐时,南诏占巂州、设会川都督府,唐懿宗咸通年间,南诏又置建昌府,隶会川都督。段氏大理国统治时期,府主段兴率境内诸酋,势力盛大,自相承袭,大理不能制,而长期与宋朝相安无扰,时通使节,建昌部族常遣使至汴京,受其封赐。其后落兰部落日渐强大,成为建昌实际统治者。到忽必烈灭大理,落兰首领建帝降于蒙古。
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于建昌置罗罗斯宣慰司,开始实行以夷治夷的土官制度。虽然明末清初全国又陆续“改土归流” ,废除许多少数民族土司,但凉山彝族却不受影响,土司实行有效统治。乾隆三十年,又御封凉山四大土司,此外还有许多的土司、土目,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前,与近代彝族人民的生活关系极为密切。“改土归流”之所以对彝族土司触动甚微,这一方面是由于该地区与外界接触不多,十分封闭,封建王朝统治势力也十分薄弱,另一方面从彝族自身来讲,土司制与彝族固有的等级制度相联系,土司之名是元朝以后历代王朝册封的外来称谓,与此相对应的彝族称谓“兹”或“兹赏” ,意为权力。“兹莫”本是彝族中至高无上的等级,早在原始部落后期即已形成,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彝族内部便以血缘关系划分为“兹”(兹莫), “倮(诺合),“曲”(曲诺), “节” (包括阿加和呷西)几个相隶属的等级,“兹”,“倮”两级为贵族, “曲”、“节”两级为平民百姓和奴隶,贵族统治阶级中, “倮”又隶属于“兹” ,在被统治阶级中, “曲”又拥有“节” 。由此形成森严的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同样延续到解放后的民改前。从意识形态上说,这种观念在相当一部人心目中顽强地残存着。因此,对彝族来说,无论“土司”、“土目”之类官衔存在与否都无关紧要,而“兹”则是世代传承的,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古代彝族社会因袭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组织结构,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又划分为“兹”、“莫”、“耿”、“毕”四个等梯,“兹”为君, “莫”为总理事务大臣, “耿”为技师, “毕”为祭师。“倮” (黑彝)即是诸侯,各占一方,受制于“兹”。“曲” (白彝)按不同姓氏分别隶属于“兹”、“倮”。而“节”则为“兹”、“倮”和富有的“曲”的家奴或生产奴隶。彝族奴隶社会的历史,由此一直延续下来。
土司制度虽然延续到现代,但其势力却日渐衰败。黑彝势力纷纷崛起,占山为王,互不隶属,并逐渐取代土司势力,成为绝大多数地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土司仍是人们观念上的最高统治者。距深沟堡不远的安宁河西岸,轿顶山下的安宁场附近,过去曾有两座古老的土司衙门,其中场北面的为上衙门,毁坏较早,场南的下衙门到20世纪80年代还大部分保持完好,但最终为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1996年5月,笔者驱车跨过安宁河铁索桥来到这里,唯见上衙门前仅存高大的照壁,而下衙门则仅看到半堵后院围墙残垣。照壁用坚硬的长条石为地面基座,上部以当地少见的未经烧制的压型砖砌成,外框再以青砖围护,壁高约四米,长约十米,厚度则近一米,由照壁的规模可以想见衙门当年的盛况。据当地人称, 下衙门的长度和厚宽更多一倍,其规模更是壮观森严。那么,是谁拥有如此巍峨堂皇的衙门呢?原来,其主人便是号称四川十八家土司之首的安家土司(尼木立立家) ,其祖先也就是著名的凉山最早土司--元朝所授建昌宣慰司宣慰使。尼尼土司由元到明清统帅全凉山,显赫一时,其兴衰正是凉山土司兴衰的一个缩影。
尼尼土司最早并不住在安宁场,其远祖本为云南大理滇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安家一世祖安普卜投于云南行省平章贴木耳行辕下,披荆斩棘,身经百战,因功特授建昌世袭镇国上将军宣慰使,留守建昌。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 ,明军南征,其五世祖安配(一说为普卜之孙)随军剿抚,番夷降附。十五年(一说十六年)入觐(改封昭勇将军)。二十五年元降将月鲁贴木儿叛,其五世叔祖安昀,协同建昌指挥戳力战守,生擒元凶,自此功昭盟府,威镇边隅二百余年。安配之子名僧保,曾入国子监读书。安配之六世孙安忠无后,族人安登继嗣,同样无后。族人世隆继嗣,复无子,族人安崇业嗣。又养那固为假子,因奴构难,为镇巡官所杀。清顺治改元,其十三世祖安泰宁,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交印纳款,仍令总管河东、河西宣慰司事务。自是相传承爵、吉茂、祥茂三代。乾隆年间安氏乏嗣,以越西土舍岭民安泰之子承桃, 即为安瑞茂,再传武龄、正雍、世荣、平康、少微总共二十二代。其间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缘事改授河东长官司,兼理河西抚扰夷理民士干总。少微四岁患“溺疾” ,同治十三年(1874)卒,年方十四岁,未娶,其母与府属百户土目共商招越西暖带蜜冷土司翰屏继德土司职。众人要求其改姓安,但四川总督骆炳章不允,谓(冷翰屏之父)冷承恩俘获太平军重要将领石达开有功,不能改姓,由此安土司又叫冷土司。冷翰屏传给冷镇荣。民国8年(1919)冷镇荣死后,其幼子冷邦正(1913年生?原名安国忠)在亲属及羊仁安支持下历经曲折,获得继承权。成为尼尼家的末代土司。安国忠拜羊仁安为干爸,秉性忠厚,年幼执政,全靠下属官员主事。嗜大烟,通宵抽,白天睡, 1929年由邓清华为媒,娶沙马土司的女儿。三十年代末期, 甘洛尼地土司又绝嗣,步上代故法,国忠又去入赘,改名冷邦正,西昌事务托“总管代”办里。他成为尼尼,尼地土司的唯一代表。
尼尼土司在元代时大约住在凉山中心区-美姑的利木甲。其管辖的疆域十分广,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几句谚语“地上有树,是尼尼家树;地上有水,是尼尼家的水;地上有人,是尼尼家的人。”许多村落名称之前也还冠有“尼木”(即尼尼土司所属土地)的字眼。甚至“美姑”这个地名的来也与尼尼有关。据说利利土司和建衙西昌的勒格阿什土司常目战争,一次勒格阿什的军队打到美姑河边,尼尼土司采纳阿牢籍和阿素师惹的计策,大败敌军,成千渡河敌军逃回的不是一百,尸首顺河漂流。彝语称尸首为“莫” ,过河为“姑”, “莫姑”便是尸首过河的意思。“尼美莫姑”的名称由此而来,现在原美姑河和美姑,也是由此引译出。
由于尼尼土司对黑彝们统治极为严酷,黑彝们不堪其辱,联合起来将其赶至昭觉(当时称尼木交脚) ,这大概是明初的,当时昭觉十分贫穷,气候苦寒,利利土司感到不便,人们对土司也不甚尊重,秩序不严,骑马,坐位都无等级,于是又:到昭觉好菇坝。土司兹莫四基依旧不改前性,横行霸道,口里成大含着一个不嚼烂的李子,歪着嘴巴,发号施令。让黑舞为他牵马,跪地扶下,等侮辱性事务,又将八且家黑彝阿衣戳品掳走。阿衣戳品在狱中用隐语写信回家,其妻阿斯木明(马氏) 十分聪明,唯她能解出信中隐语,便联合土目阿硕趁兹莫四基外出狩猎时,一举打进土司衙门,救出阿衣戳品,又道将兹莫四基杀死在倮倮沟。刀斧手们在“倮倮沟” (今昭觉县解放沟)边洗手,故后来过往土司都不饮此水,并有谚语说“杀兹洗手水,土司不饮它。”其后尼尼土司被迫迁至西昌城边,又因四周多是汉族,语言不通。生活不便,最后迁到了安宁场(彝名叫尔觉呷拖)上,长期定居下来。
到底尼尼土司何时迁居安宁场今已不可晓,但至迟应不晚于清中叶,从轿顶山下牛巴石村尼尼土司祖茔墓碑记载上可看出这一点。这片祖茔培修得相当气派,古木参天,郁郁意葱,气氛肃穆。墓石多为坚硬的白玉石,精心加工刻制,碑碣高大,每一墓志,都阴刻在六至八方石碑上,共有7座,首为咸丰十年(1860)安平康所立“清诰授武功将军安氏历代宗亲之寿域”碑,以及十八代安武龄之妻沙马玉枝(安平康曾祖母)墓碑,二十代安世荣墓碑等,沙马玉枝与安世荣分别卒道光十六、十七年,先后葬此先茔,可见当时这片祖茔就已存在了。这些基石保持完好,到解放后在修建新星水堰工程时,被折毁砌进水堰沟渠中。笔者于1996年在当地调查时,尚偶然发现一路旁井栏即为基石所砌,刻有挽联,经辨认为“龙降虎伏启人文, 山青水秀钟甲第”,略见其当年盛景。住在甘洛的冷邦正当时每年都要回来扫墓。俗话说“船滥还有三干钉” ，尼尼士司虽走向衰败.但声威犹存,上下两座衙门雄据安宁河畔,拥有河谷无数的良田沃土,四方黑彝纷纷来朝,特别是同越西冷土司、汉源土司联手消灭太平军有功,皇帝增封大片土地,永免租税。因此,同一个地方,种汉族地主土地的,租赋苛重,农民所得无几,而种土司田地的,不交公粮,也不抽丁,地租也较轻,有的甚至只是象征性地交一只鸡以表示隶属关系即可。清朝政府给的这一特殊优待,到民国时期仍继续得到当局认可。
至于尼尼等几家土司的最后传人冷邦正,因其特殊的地位成为各方势力拉拢争取的对象。民国22年(1933年) ,刘文辉被刘湘打败后退到汉源,提出会见冷邦正,冷怕被扣,经交涉会见后拜寄给刘文辉作了干儿子。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石棉,刘文辉调冷邦正去堵,冷不敢奉命,退到布拖,次年被川边军总司令李家钰委为第二彝务大队长,下设三团,无所作为。民国27年(1938)西康建省后,刘文辉又委任冷邦正为西昌、昭觉、越西三县彝务指挥,由刘供应武器弹药,冷邦正虽不履行其职,却大做鸦片枪支买卖。1949年,冷邦正又被胡宗南封为“西南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 ,但也只是一纸空文,他根本不予理睬,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典型的土“土司”。
1950年,冷邦正率部据守在甘洛,人民政府尽力争取他出来参加新政权。当时的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多次派员和写信,要他解除一切顾虑,出来与人民政府合作,但冷邦正认定,共产党是最彻底的禁烟禁毒者,嗜烟如命的他出来后肯定只能是死路一条,更兼其地易守难攻,十分险要,便抱着“拖下去,了此残生”的侥幸心理,不仅不投降,反而保护国民党军的团长,将前去争取他的人扣留。针对其特殊心态,廖志高又多次写信,并召开上层人士工作会,请他们协助争取。廖志高说:“我知道冷先生主要担心出来后抽不成大烟,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态度很明确,抽大烟有害无益,人民政府坚决禁止,希望冷先生最好也戒掉。但是,如果冷先生不听忠告,一定要抽,我们也可以允许,你愿抽多久就抽多久,没有烟土人民政府保证供给” 。经过反复动员,再加云南省副省长张冲(彝族)做工作,终于令其信服,于1954年出山,交出了土司印,结束了数百年的土司世袭制。冷邦正出山后,被任命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四川省民委副主任、迁住成都,直到文革中病逝。
安宁河谷的上游,包括西昌、冕宁、喜德的河谷地带，至今住有几十个姓氏、几万余口彝族民众。他们中,有的是世居于此、有的是先后从高山区迁来。迁徙原因,各姓氏都有自己的说法、或随土司迁来,在较久远的年代;或是黑彝犯了习惯法,如杀人,被家门开除逃来;或因反抗斗争失败而逃来;或是黑彝的私生子受歧视而迁来,无论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保留了彝族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又吸收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既保持着奴隶的等级观念,又在许多行为上突破了等级制的束缚;既同山区同胞保持密切联系,又同汉族和其他近居民族友好相处,这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安宁河流域坝居彝族,一般都有彝、汉两个名字,除本家支彝姓外,另外有汉姓,如张王李赵之类,来历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按彝姓翻译而成,如尧山杨家,彝姓“约莫” ,意为“母绵羊” ,汉姓初为羊,后改为杨;二是以彝姓两个音节中取一谐音汉字,如泸沽殷家彝姓“殷哲” ,汉姓“殷” ;三是与汉族相好,称亲家,拜家门,汉族为之取姓。坝区彝族基本进入封建经济阶段,生产以农业为主,种植水稻及其他经济作物。较早重视教育,子弟进私塾或汉族学校读书,清朝时还曾有人考取过举人,秀才之类。兼有两个民族文化,某些方面甚至优于当地汉族。而在商品观念上却远比汉族落后,除偶尔贩运一点牲畜、粮食之外,出售蔬菜、水果、小猫、小狗等被视为奇耻大辱,为世人所鄙。
就地理环境而言,坝区彝族具有商业贸易的便利条件,沿岸集镇密布,商业兴盛,行旅络绎,南边羲农、礼州,和北边冕宁的泸沽都是古镇,如串串珍珠洒落两岸。礼州最初为汉之苏示县，其建置于邛都古县（西昌）同时，后曾改亮善，苏祈，元朝至元十五年（ 1278)改今名，经济文化发达，特产丰富，解放前还有颇具名气的丝、虫（白蜡虫)、烟三会。泸沾曾为唐台登县治，为冕宁河与孙水河交汇处，也为西昌通向越西大道与冕宁的三叉路口，羲农乡则恰好在这二镇之间，西傍安宁河，南口又有一条黑沙河，水从山沟流出，沙石全为黑色。这里古代是大片密林,所以彝名“溪洛”，意为藏獐子麂子之林,汉名羲农,伏羲神农也。又名西安乡，溪农乡，解放后则先后改名新华、月华。旧时有俗语说:“羲农包子礼州面，歇店要歇泸沽三和店”,可见其在过往客商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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