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人人影视字幕组”因为盗版视频被查处，在往前一段时间，一位广美教授的《鸭兔元旦》作品抄袭米菲兔，像这样的盗版、抄袭事件频频发生。
事实上，在古代，人们盗版、抄袭的行为还要过分，古代没有电视剧、电影，但有文人视若生命的书籍，留给子孙后代最大的财富就是“我遗子，惟一经”，我把我的传家宝——书传给你。
在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并在晚唐时期大规模运用后，印刷越发便利，盗版的利润十分可观，对书籍的盗版就非常猖獗。
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集还未出版前，就有人把白居易的诗搜集起来，编篡成书，在市面上销售，元稹曾为白居易的诗集《长庆集》作序，在里面就说在社会上有许多人用手抄、雕版印刷出售白居易的诗集。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模刻），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长庆集》
明代历日-大明景泰四年岁次癸酉大统历
唐代更猖獗的是对官方发行的日历进行盗版，盗版到了正版还没发现，盗版就充斥市场的地步，东川节度使冯宿就上奏皇帝，要求明文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印刷日历，皇帝也非常重视，批示“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大家不要小看日历，这在现代就相当于5G。
“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冯宿《冯宿奏疏》
盗版商在宋代也不甘人后，只要你的书能卖出去，我们就敢盗版。为了开源（盗版名家）节流（偷工减料），盗版商对各种名家和畅销书进行盗版的同时，还各种偷工减料，比如在内容上做手脚，目录和正版是一样的，但里面会少很多篇幅。
我们熟知的苏东坡苏轼也饱受盗版之苦，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朋友陈传道大倒苦水，说别人盗版也就算了，还把别人写的文章夹杂在里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写的，气的我想把他们的雕版砸了！
“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以公过取其言，当令人录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苏轼《苏轼文集》
还有朱子朱熹的著作也常常被人盗版，要知道他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是南宋官方唯一指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参考书。
也许是这个原因，丧心病狂的盗版商就直接从他家里偷书，（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偷呢），他写的《伊洛渊源录》、《四书或问》等书籍还没公开，书籍手稿就被人偷走了，让朱熹对盗版商怀恨在心。
“当时编集未成，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
——王懋竑《朱子年谱》
愤怒的朱熹直接向官府举报，请求官方出面，帮他追回。可惜没什么用，还是有盗版商盗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论孟精义》，无可奈何的朱熹写信给好友吕祖谦，请他出面，打击盗版，在信里朱熹说，“为贫谋食不免至此”，这盗版的都是钱啊。
流传至今的宋版书
因为盗版的事情发生太多了，大家吸取了教训，如果书稿被盗了，就推出印刷质量更好的正版。关于宋版书还有一段轶事，明的钱谦益就曾卖了一本正版宋版书，用卖掉的钱为柳如是建了一座豪宅，可想而知宋版书有多值钱。
后来，因为这些正版宋版书太过精美，后世的不法分子就伪造宋版书，先找到一本元代或者明代的书，把里面的“木记”（版权页[1]）换成宋代的，这样一本宋版书就新鲜出炉了。
宋人还会在书上印“不许复版”、“不许雕印”，这就是宋朝的“版权所有，违者必究”。在出版业发达的宋代，因为盗版书籍的利润太大，出版商想尽了办法打击盗版，方法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会向官府报备，声明自己才是正版。
“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
——眉山程氏 《东都事略》
《古今书刻》
到了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崛起，人们也有闲钱去买书，图书出版业就更加发达，据明朝的周弘祖在《古今书刻》中的记载，明代官私出版的书籍大概有2500种。
与之而来的盗版也就不可避免，顾炎武甚至说，明代就没有人写过书，全是抄的古人，弘治皇帝以后的讲四书五经的书，全部都是把古人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堂而皇之地当作自己的书。
“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吾读有明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顾炎武
比如陈禹谟编篡的《人物概要》，盗版商就把“陈禹谟辑”改成“无锡秦禾原著”。
对盗版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哪怕是明朝内阁首辅（相当于国务院总理）李东阳等人撰写的《历代通鉴纂要》，我也敢盗版。
不仅给书换了作者，从李东阳等人撰变成“无锡秦夔[kuí]著”，还大肆删改内容，硬生生把九十二卷的《历代通鉴纂要》变成二十八卷的。
大家对这种事情非常气愤，比如明朝的李渔，他就在《闲情偶记》里说，别的我不管，只有笺帖，你们不能盗版，如果谁盗版了我的书，不管你是照抄原书，还是删改变形，我都要和你们决一死战。
“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地，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 ”
——李渔《闲情偶记》
到了清代前期，文化事业有所萧条，进入中后期，图书出版业才发展起来，但也正是清代遭遇“五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纷纷插手中国事物，与中国的商贸往来愈发频繁，列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要求清政府保护知识产权。
同时，社会上也兴起一股“西学东渐”的风气，要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制度，其中就有学习版权保护。
在这样的环境下，1903年，在《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中国第一次出现“版权”一词。1910年，沈家本、伍廷芳等修订法律大臣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
参考文献：
[1]廖燕臻.我国古代版权意识的起源与初步发展[J].法制博览,2018(14):231.
[2]张晓东.中国古代版权保护及影响[J].法制博览,2017(18):277.
[3]杨文森.浅论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J].兰台世界,2012(21):25-26.
[4]俞飞.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J].政府法制,2011(29):22.
注释：
[1]版权页：标明书籍的名称、著者、印刷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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