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新（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赵立新第一次讲的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赵立新第一次讲的话
赵立新（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图）
接到文化类综艺节目《一本好书》的邀约时，演员赵立新没有犹豫。尽管已经合作过《见字如面》，他仍被用话剧形式演绎书本故事的方式吸引。
依节目安排，演员不参与书籍的剧本化。选书环节，赵立新告诉总导演关正文自己喜欢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关正文则给对科幻类书籍涉猎不多的他推荐了《三体》。赵立新觉得自己“开始思考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一些问题——我们跟自然的关系，跟宇宙的关系，跟其它无数个星球之间的关系，跟宇宙当中存在的另外的类、族的关系”。
《一本好书》的形式类似舞台剧，虽然录播，但仍没有太多重拍机会。依赵立新的经验，一台正规舞台剧在体制内院团的排练时间通常有将近50天，而节目里他要直接录制，两天一期，难度增大很多。在现场，他要注意戏剧效果，又得顾及与观众的相互影响，录制下来常有“一场大病”的感觉。
赵立新是文化类综艺的常客。由《声临其境》到《见字如面》《一本好书》，他不认为自己在节目当中“炫技表演”。“如果有‘技’的话，那本来就是应该服务大众的，自我也是愉悦的。有些特殊的节目面前，需要你具备特殊的能力，否则你无法完成。”他告诉南方周末。
节目关涉的阅读也让赵立新获得了平静，“进入一种自我对话、自我审视，和一批高人对话，获取营养，排遣孤独，建构很多乏味的麻木的生活中无法拥有的那些梦境一般的体会”。
赵立新很早就阅读斯蒂芬·茨威格、伊凡·蒲宁，书里描述的物品离他非常遥远。他当时还没见过黑面包、柠檬、鱼子酱和黄油，头一次听到了老建筑、大窗户和教堂的彩色玻璃。“那些人就在这些空间里发生了故事，发生了你来我往的爱恨情愁。”
“人有时候需要一点小小成果的鼓励，不然怎么去维持漫长的阅读？”赵立新喜欢纸质书读毕摆在书架上的情形，那是直观的阅读成果，“读本书的时间里面，可能在饭桌上，有的还有饭渍、手印，有的弄破了、折着，有时候还拿铅笔划一下，它都在。它会更具有生命，跟你会有交流，承载了你那个时刻阅读的记忆。”
在2017年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赵立新饰演洪七公。他初一时首次接触金庸的小说，学校门外的书摊五分钱即可借读。他用课间十分钟断断续续读完《书剑恩仇录》，红花会的兄弟情给他极深的印象。金庸去世那天，赵立新正录制《一本好书》，他知道消息后心生茫然。2017年版《射雕英雄传》播出期间，主创给金庸发去生日贺词，“据说他收到特别高兴”。
“不是大耳光扇上去就一定特别真实”
南方周末：你演绎了毛姆的这本小说，自己有没有面对过“月亮和六便士”的矛盾？
赵立新：无时无刻不存在，只是轻重程度不一样。你生活在世俗世界上，内心的另外一块又要去追随“月亮”，理想、个人价值实现，梦想的落地、体现。你又无法忽略现实中对种种东西的追求，以及诱惑。有一种比自身强大得多的，但不一定正确的力量始终在我们周围。于是理想与现实反复挣扎，在岁月当中有的消磨殆尽，满眼只是“六便士”了。全部焦点都放在“月亮”，人一定会疯掉，比如有些走了很多极端之路的诗人。如何调节这两点的尺度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力量，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拼命地找平衡感，找到了就比较踏实。但这不是恒定的，像一个翘翘板，老在晃，在调节，但是没办法，每一天都发生不同的事情，都会对你有影响、挤压、推送。在寻找当中，人走完一生。想想挺凄凉的。
南方周末：那你怎么看待节目中的泛滥和同质化？
赵立新：开窗户进来新鲜空气同时，永远会飞进来苍蝇和蚊子。这些节目，在正向作用力下带来了别的问题，比方说什么叫好的表演，尺度怎么定。很多表演是在大激情的煽动和演示之下，是一种伪技巧。对于真正好的表演，观众们又被蒙上一层捉摸不定的面纱。大激情是真正好的表演吗？这好像有待商量，往下越走会越偏。演员是非常撕裂的，一方面要求极度的敏感、细腻，才能感知生活中常人感知不到的东西；表达的时候，又要有理性要克制住的尺度。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表演是好的？
赵立新：好的表演是由细节积累而成的。除了大方向对一个角色的把握，更多是通过这个人不同于别人的一点一滴。大家都拿着锅、接上水，放上米去煮，每一个人一定有每一个人的特色。把这个特色放大开来，这是表演要完成的任务。放大开来它就更为生动，这个点就会让观众捕捉到，一个一个点积累起来，这个人就活生生地立在大家面前。
不是大耳光扇上去就一定特别真实。话剧演20场，脸打肿了怎么演？真正好的一定要讲表演技巧，说出来一点不丢人。“声台形表”都是技巧，普通人掌握不了，所以他们没法演出来那么多。好的技巧运用是不着痕迹的，你没有让观众看出来，但又要运用它。真正感人的不是你自己一直流泪，是要让观众流，你可以不流，这才是高手。
“给出很多生活中需要的勇气，让我们学会如何去爱”
南方周末：这些节目可能让很多观众突然注意到你，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适应阶段？
赵立新：我一直都在聚光灯下。舞台上的聚光灯，我认为那是最神圣的聚光灯。如果更多人知道我，当然是好事，以后我们再演话剧就更多人来看了。你会注重输出的每一个形象，你负责更多人的鉴赏，把活练好。我们行业的人千万不要自轻自贱，生生把自己拖到“戏子”这样的一个称呼上。自尊和“他尊”来来自于你自己对它的敬畏，不能像卖大白菜。
哪一个好演员上几档节目能出来呢？那不用戏剧学院了，大家都去办综艺节目，全民参加，谁胜出谁就是好演员。一段戏真正要给观众的是什么，选择戏就很重要。还是要多选择高品质的，真正有内涵，真正有艺术价值和审美空间的戏，来告知观众，我们如何通过一个节目展现演员特别细腻的表达。表演艺术是高级的，有魅力的，甚至让大家觉得做演员是高尚的。他们经历了很多非人的训练，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好结果，值得尊重。
南方周末：那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
赵立新：就是我们时常在生活中感到困惑和挣扎的东西。艺术家会站在另外一个高度帮我们拎清，用特别生动的作品把这些问题摆到显微镜下面，让观众一起看清楚并且思考，甚至找到答案，给出很多生活中需要的勇气，让我们学会如何去爱。这是伟大的，是我觉得电影人、戏剧人和电视人应该引领的。我不避讳这个话题，要有责任感。我不赞同任何说教，但是从艺者、从业者是要有责任感的，因为你的东西面向大众，也具有引力。所以，不光是自己挣了多少票房，自己升了多少身价。如果只关注这些，这样的从业者高超不到哪去，永远成为不了艺术家，更成不了什么大师。
阅读让你更会揣摩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南方周末：在你的印象中，瑞典和俄罗斯的全民阅读率很高吗？
赵立新：算是。中心车站有好多口袋书店，书不太大，什么书都有，南来北往的客人买了乘上火车，一路就完成一本阅读。到圣诞节，书是很重的一项圣诞礼物，不是附庸风雅。我巴不得大家附庸一下，如果都风雅了，世界就解决了好多问题。这一点上，包括俄罗斯，大家平常聊一些基础的名著，很多人是阅读过的，我们的普及率还远远不够。
首先教育水平就差别很大。那么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跟书的关系好像更淡薄。全民在阅读方面的薄弱，直接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人的私欲是天生的，不用教，小孩拿了玩具就是他的，拿开他就要哭。克制这个需要后天的东西，就像一个盆景、一束花、一棵树，适当时候必须要修剪、灭火，要一些健康的阳光。你没办法碰到那么多贵人，其实阅读就代替了这样一个人，让你更聪明、更善良，更会揣摩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更有为他人做事的愿望。
南方周末：瑞典文学对你在戏剧或者表演上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赵立新：影响很大，从电影大师伯格曼到文学家塞尔玛·拉格洛夫。这两年我排演的戏《父亲》，也是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瑞典文学具有北欧的特定属性，比如拉美文学和北欧文学就真是各具特色。像马尔克斯小说代表一批拉美的优秀作家，那种拉丁美洲的热血，动不动两句话要捅刀子的感觉，每天喝马黛茶，读多了你就能闻见味儿，对画面感极强的东西感知得越来越清晰。冰天雪地里形成的北欧文学，面上看总是冷冷的，没那么热烈，有它特定的一种幽默，不是一下能理解的。北欧无论戏剧、文学还是电影，会探讨更多人性深处的东西。
南方周末：具体说来，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有怎样的共鸣？
赵立新：比方伯格曼的作品。我就长期形成了——这几年比较少了——尤其刚回国的时候，就经常隔三差五阅读他大部的自传体作品，瑞典文原文的。我发现他文学性极高，对瑞典语的运用是独特的，别的作家不太具备。他又是电影大师，所以在描述过程中画面感很强，建立气氛的能力极强。
读他的东西，就像一种雨露滋润。你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窝，看到人与人之间最细腻的一种交流。他的一部自传体剧本叫《美好的愿望》，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把它给导了，在戛纳电影节获了大奖。
它里面有一小段，伯格曼的妈妈安娜发现他爸爸有外遇，是一家酒店的服务员。他妈妈就去找这个女服务员见面，想聊聊这个事儿，看怎么处理。他写得特别波澜不惊，正房找到了小三，大家可以想象。她们见面极端文雅，极端平静，像熟识多年的朋友。对方也没有那么慌乱、羞愧，反而说，亨瑞克——就是他爸爸的名字——他身体不太好，应该吃点好的，把健康调节一下。
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极有意思。他妈妈说完走了，没有任何警告。服务员就站在那个花园的小甬道上，点了根烟，看着安娜的背影抽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她知道要放弃了，她觉得这个女人很善良，他们应该在一起。北欧的风吹来，特别冷，她打了一个寒颤，把烟灭了，夕阳西下，往那个黑暗的房间的深处走过去。这就是伯格曼，他让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口烟完了的眼泪。这种自省特别感人。
刚进中戏看了很多他的电影，但是不太懂。我到了北欧以后发现得找到根才行，才知道为什么这么拍，怎么会这么写。他净是这种画面又强又独特的，对亲人的怀念有一千一万种形式，有些时候没有那么高大，没那么光明，甚至很黑暗、很狭隘，但很真实，真实就生动，生动就可信，可信就会给你的记忆扎下根。
无比清醒、冷静，同时又热血
南方周末：你演过话剧《大先生》，鲁迅是你阅读所爱吗？
赵立新：谈不上所爱，但是是所敬，我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他是先生里的大哲，是中国人里不多见的一种。明知道这条路走下去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可能极惨，但他依旧特别清晰坚定地走着，每一步都非常有力。而且他对国民性的认知、分辨、分析已经到了极致，所以那些书隔多少年拿来读，对国民性批判，对中国人这种特性的描述、感受，对一些观念都无与伦比的清醒、冷静，同时又热血。我们老说像投枪，像匕首，越读我越觉得鲁迅其实对这片土地、这个民族是极端的爱。
南方周末：据你的经历，国外的舞台表演跟国内的有什么区别？
赵立新：第一，像莎士比亚、尤金·奥尼尔等世界公认的大师们的作品，他们会不断地排，我们很欠缺。第二，所谓的“民族的东西”，我们好像一直在喊口号，但没落实。第三，现当代的作品。其实这三大类的表现形式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百花齐放。《哈姆雷特》我参加过一版，是一个女孩儿演的哈姆雷特，人特别好。比如《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我们演的时候混杂了杂技、魔术、武术、戏曲，包括竞技、舞蹈，完全是综合性的。
南方周末：最后说到金庸，洪七公这个角色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赵立新：是我自己选的，这个人太好玩了。生活中我对吃比较讲究，但没有那么大热情。我拍这部戏却吃了无数烧鸡、烤鸡、童子鸡、叫花鸡，烤鸭、烧鸭、樱桃鸭，然后是羊蹄，每天都在吃，特别艰难，嚼了一堆胡子进去。但我还要吃，而且要装吃得特别香，吃完往身上一抹，特洒脱，一歪，打呼噜睡着了。“北丐”看似是一个大吃货，其实内心爱憎极分明，做人准则极清楚，大事绝不糊涂，正邪分得特别开，又很可爱。唯一美中不足，他没有爱情，把爱全部献给了这些鸡鸭鱼肉。看到鸳鸯五珍烩，像追了一生一世的美女，梦中想了无数次突然见到了。所有毛孔都张开，去拥抱这道菜，然后就想哭。我就在体会那是什么样的心理。
南方周末：洪七公之外你更想演哪个角色？
赵立新：黄药师也蛮棒的。洪七公就是让我过把瘾，很爽，吃了一堆好吃的，最后还保家卫国，武林侠义的精神在他身上。但黄药师的这种怪僻、高冷，是要脱离尘世的。他生命中发生过好多事，有过爱情，有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对自己那些徒弟的手段，厚此薄彼有很大的偏向性。金庸真是了不起，把每一个人写得生动，在记忆里一辈子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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