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范先生，7月7日5时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82岁。
王家范教授（1938-2020）
王家范先生1938年9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陈墓镇。1944至1957年，就读于江苏省昆山县陈墓镇中心小学校、陈墓镇初级中学、昆山中学。1957年9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先生耕耘史坛半个世纪，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多有探索。前期致力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农民战争史和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建。1980年代中期起，转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以及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皆作出开拓性贡献。
代表作有《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漂泊航程》《明清江南史丛稿》《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等，主编《大学中国史》《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等，著作多次再版。
王家范先生1992年获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曾宪梓教学优秀奖，1993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2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他曾说，“入行半个多世纪，我的深切感受是：漂泊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学界同仁、刊物、出版社等纷纷发文悼念
王家范：丽娃河畔的不老翁
撰文 | 钟源
大家都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他自己说，他是教书匠。他的治学，无论是宏观的思考，还是微观细致的考辩，都寄托了他深挚的对家国的关怀。由他的中国通史课讲义结集而成的《中国历史通论》被誉为当代的《读通鉴论》。学生们说，他是丽娃河畔的不老翁！
视频 |《为学》
访问上海市第十四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得主
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
视频记者：朱伟辉 张呈君视频编辑：沈彤
王家范教授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恢复与发展，以及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料研究等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其代表作为《中国历史通论》。
我这个人一生有好奇心，对我不知道的、不清楚的，都要去尝试。
——王家范
理想是做一名中学历史老师
1938年农历闰七月，王家范出生于江苏昆山的一个水乡小镇。小镇原名陈墓，今易名锦溪。当时正逢日本人入侵，全家人都很慌乱，以至于把他这位长子的出生日期都忘了，只记得是公历9月的某天。王家范家庭经济困难，靠着母亲替别人烧饭打扫洗衣做女红，在动荡年代中维持生计。
小镇受苏州文化熏陶，很重视教育，学校教员均为在外受过教育后回乡任教的地主子弟，身上兼有江南士绅与新派知识分子的双重气派，不愁衣食，以教书育人为乐。1951年，王家范小学毕业，本已考上江苏省立昆山中学的他，因家境窘迫，负担不起学费与伙食费，只好回到小镇上的槃亭中学读书。
时隔三年，初中毕业。1954年，王家范再次考取江苏省立昆山中学，这次终于圆了到县城“最高学府”的读书梦。高中时，作为班干部的王家范也曾一度自由散漫，在一次被班主任责令检讨书后才埋头刻苦读书，文理各科平均使力，成绩列居前沿。
1956年江苏省昆山中学校刊编辑记者合影（王家范为前排右三）
高中历史老师刘恩同对王家范影响很大。刘恩同老师每周两次从苏州赶来昆山上课，教法不循常规，总是先打开课本，红线、蓝线地让学生划出考试重点，用不到20分钟背熟，接下来25分钟天马行空地讲相关历史故事。
一次讲到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兴之所至，竟高声唱起《马赛曲》，刘老师嗓音浑厚，肚子大，发出的声音像音箱一样，有回响。王家范曾暗中许愿，“如果能做个像刘恩同一样的中学历史老师，心愿足矣。”
还有一件事对王家范选择历史专业影响深远。他的一位同乡师兄在山东大学读书，高中三年里从山大按期给他寄来《文史哲》杂志，引起王家范对历史学最早的向往。1950年代是山大文史专业的鼎盛时期，“六大名教授”誉满学界，他们都是王家范崇拜的偶像，于是山大历史系也成了他心目中的“胜地”。
从农战史到江南史
1957年，王家范参加高考，赴苏州赶考的费用还是一位同乡解囊相助的，这笔钱直到四年后王家范领到第一笔工资时才还上。报考学校时，尽管对山大历史系无限憧憬，但一向理性的王家范考虑到现实处境，还是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因为不用交学费，而且吃饭不要钱，毕业后可以当中学老师，一劳永逸地解决温饱问题。
同年秋天，王家范“跳出龙门交好运”，成为全国“十万零七千”（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总数）中的一员，如愿以偿地踏入华东师大文史楼。华东师大历史系当时在全国处一流地位，教授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的苏渊雷、教授世界中世纪史的郭圣铭、教授世界古代史的陈祖源等教授，都给初入大学的王家范留下深刻印象。
1960年的王家范
大跃进时期，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刮起“拔白旗、插红旗”风，鼓励年轻人要敢于蔑视权威，没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班上有些同学突发奇想，提出“三年赶上郭沫若，一年超过陈寅恪”。王家范那时虽然还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但记得有学者在《文史哲》上说陈考据功夫了得，于是便插了几句冷嘲兼带挖苦的话，结果挨了一顿“和风细雨”的小范围批判，帮助他“进步”。
有了这次教训，王家范从此“夹紧尾巴”，老实读书，只求四年里一路平安。大学四年里，王家范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然而在1961年9月本科毕业分配工作时，因为他古文成绩年级第一，被安排到古代史教研室，专业方向是商周史，由束世澂老师负责业务指导。王家范形容这是“拉郎配”“先结婚后恋爱”。
王家范觉得学商周史入不了门，第一年只读了一本书——《左传集解》。幸好束世澂先生对他“无为而治”，1963年，教研室副主任谢天佑先生沉湎于农民战争史研究，希望王家范能分担中国通史课的教学任务，于是他得以“逃离商周史”，大着胆子走上讲台。第一年谢天佑教三分之二，王家范教三分之一；第二年一人教一半；第三年就完全接过来了。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学校被迫停课了，无课可教的王家范开始跟着谢天佑先生研究“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文革”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于1978年11月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当时谢国桢、赵俪生等名家云集，吵得不可开交的两派学者全都请来了。外校学者住学生宿舍的木板床，上下铺，吃食堂。青年教师睡上铺，尽可能把下铺留给老教师。王家范发表了“文革”结束以后他的第一篇真正的论文——《李自成政权的演变》。
1981年，王家范在西安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年会与谢天佑先生合影
后来，前辈学者意识到，农民战争史要突破，必须从经济基础着手。谢天佑先生转而研究秦汉经济，王家范也跟着转向经济史，“索性到末尾”，研究明清经济。明清经济十分广阔，各地都不一样，得找个落脚点。作为江南人，王家范对江南的人文环境有感性的认识，于是就慢慢将“明清经济”和江南结合起来。
1984年，王家范的论文《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在无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了轰动。“北方来的学者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这一篇，明清江南市镇的轮廓和定位已经出来了，以后的观点基本不出这个架构。”
对于学术研究，王家范觉得自己一向是“兴趣主义”的。研究江南是“我就想了解江南史是个什么模样，我不想成为江南史专家，我不想写大制作”。而这一兴趣使他成为江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对明清江南市镇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范式，影响了江南史研究的取向。
此外，王家范于1989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重新开展的奠基性研究，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研究恢复并重新发展。他还开辟了农业产权与农家消费研究，并且最早开拓了明清江南生活消费研究，他对小农消费数据的估测是此后一系列经济史研究的基础。
不仅对学术保持兴趣，对于其他感兴趣的东西，王家范都会积极去尝试。“我这个人一生有好奇心，对我不知道的、不清楚的，都要去尝试。我曾经玩过八卦、算命，我看几个高手玩，就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玩的，到底灵不灵，不去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灵不灵？我花了三年时间，好好把八卦的书读完，所以很多人让我算命我就算，玩完了我才觉得这个玩意儿不要去相信它。”
华东师大校园中的王家范
“我就是一个教书匠”
对于“专家”“学者”“学界泰斗”等身份，80岁的王家范先生看得很淡，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教书匠”。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王家范当了十六年助教才转为讲师，“可能是世界记录”。但这一点儿都没有影响他讲课的热情，只要一站上讲台，王家范就感到如鱼得水。
1978年，王家范重返讲台，开始正式讲授“中国通史”。他从来不按教学大纲，“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每一时段都挑典型人物和事例具体展开，再拉出一条线来。这样讲课看似简单，其实需要在史料上下大功夫。
八十年代，西方的历史丛书大量涌入，学生们谈论的都是这些书。王家范就跟学生们同步学习，学生们看什么，他也看什么。过去的解释手段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的心理、文化等知识，让他觉得很新鲜，“能够帮助解释一些东西”。
但他对西方的知识体系不盲从，主张“活学活用”。“外国人看我们，有他们的视角，但也有问题，人地两殊，没有实际的体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是隔靴搔痒的。不要太迷信他们。”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王家范还非常强调历史情境的体验。从1979年开始，他就带着学生们到江南各市镇实地考察，进村庄、泡茶馆，和农民百姓聊天，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
“文字资料往往没有感性的情境，情境很重要。你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这个环境，这种感受很细微。和老百姓聊，这就有原始感觉，再去看史料，就有新的感受和解读。”
王家范与华东师大历史系89级本科生在王国维故居
1990年，王家范准备将自己多年的中国通史课讲义结集出版，但没想到“三易其稿”，十年磨一剑，直到2000年才正式出版，2012年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增订本。
《中国历史通论》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更是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目，被誉为“当代的《读通鉴论》”。本书不仅是王家范多年的讲课心得，更是他四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与参悟。
历史学家邹逸麟这样评价《中国历史通论》：
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是他在数十年教学积累、相长、思虑与考索之间的所得与所成。他以时间为经，构成“通”线，编制了帝制前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轮廓，又以专题为“横”线，回看百年、千年的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及其对“中国”、对“史家与史学”的感悟。
先生长于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尤为关注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何以能延续两千年之久，而中国的现代之路为何艰困、又将通向何处。
横通与纵通相合、相融，既写出了历史之境的真实、曲折，又写出了历史之意的精深与幽微，“意”与“境”浑成一体。通史写作之难，在于博而能约、密却不碎，在于大的时间感与历史观。
王家范著《中国历史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
历史学不是预测学
王家范先生主讲
王家范最崇拜的历史学家是吕思勉和顾炎武。“吕思勉的书，不用自己的经验去读是读不出东西的，他的精辟的见解会被忽略过去，他写得很通俗，大家觉得没啥，你仔细看他对人和事的判断，是有洞见的，很透彻。吕思勉的东西要有一定的经历再去读。看他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王家范著《明清江南史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
谈到历史的功用，王家范认为历史的作用在于“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将来人们规划未来，一定不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一定以当下为基础的。将来人能从历史中吸取什么，那就看将来人的本事，我们也尽量把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他们。我反对用历史去帮助规划将来，这越界了，不是你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不是预测学。”
他觉得历史对现实的关怀是藏在背后的。“关怀总有的，但这些关怀不需要明说，也不要说太多，说太多就走题了，还容易自以为是，好像你历史学家成了大政治家了，那这不可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事情，历史学家有历史学家的事情。两者分工不一样了。要么你去当国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远离历史本身了。”
王家范强调，历史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他曾说：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那么史学则教人冷峻。历史感就是一种大时间感。有了这种宏观的大时间观，尽可以坦荡荡地看待过去百年的跌宕起伏。
“我于20世纪30-40年代出生，是梁启超说的‘历史过渡中人’，80年过去了，我并不清楚‘历史过渡’完成了没有，却知道我们一代人的历史已经到了结束的阶段。这是历史应有之义，个人不必要多说什么，否则就是白学了历史。”
（本文根据《明清江南史丛稿》、《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文汇报《学术人生| 王家范：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等资料综合而成，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王婧娅女士。）
原载 |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
责任编辑 | 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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